上海的问题出在哪里？来自武汉大学教授的最新诊断！
我们看到疫情防控中居委组织和动员群众毫无办法，在行政压力下甚感委屈，其原因就在于，居委的日常工作是提供服务，完成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平时不做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也不开展群众性自治活动，关键时刻群众当然就是一盘散沙。
基层，基层，基层！关于上海疫情防控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来源/新乡土
上海是国内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过去两年多的精准防控成效也说明，上海确实担当得起这个评价。但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来的问题，又让人惊诧不已。两年前，中央指出疫情是一项大考，这个命题仍然有效。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这项工作并未完成。
1.常规能力不等于应急能力。一般而言，常规能力较强，其应急能力也比较强。毕竟，两者都是建立在治理资源的储备、治理体制机制的顺畅以及治理者的素养之上的。但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更多情况是，常规治理能力越有效，其惯性也越强，转化为应急治理能力的制度成本也就越高。这次疫情防控，上海迟迟下不了决心转换为“全政府-全社会”防控策略，某种程度上就是已经将“精准防控”策略常规化了，形成了制度惯性。客观上，这次疫情防控出现的问题，与奥密克戎病毒特性导致应急性大大增强有关，不应否认“精准防控”策略在“动态清零”方针中的应有地位。
2.最高形式的治理是群众自治。最高形式的战争是游击战，几乎每一个游击队和游击队员都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既定的战略发展，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地作战。如果把疫情防控比作战争，则最高形式的防控策略是群众自治。每一个居民小区都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觉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很可惜的是，哪怕是上海，也做不到这一点。
3.基层不是店小二。这么多年来，基层组织存在体系性的错位。我们看到疫情防控中居委组织和动员群众毫无办法，在行政压力下甚感委屈，其原因就在于，居委的日常工作是提供服务，完成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平时不做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也不开展群众性自治活动，关键时刻群众当然就是一盘散沙。在一个将基层组织视作服务型政府的代理人，甚至于普遍将政府公共服务庸俗化为“店小二”角色的氛围里，不要说群众自治这个最高境界，连政府治理这个基本功能都发挥不了，也就难怪疫情期间精致利己主义者、“社会巨婴”泛滥成灾。
4.提级防控很关键。县一级出现疫情，市一级主导；市一级出现疫情，省一级主导；省一级出现疫情，更高层级督导。提级防控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调配资源，更重要的是打破地方常规，使得常规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化为应急体系。上级领导坐镇指挥，也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共识，统一指挥。游击战在战术上体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应变，但在战略上则体现为自觉服从全局。如果指挥部都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甚至于指挥官隐身不见，基层都无法掌握上级疫情防控的方针路线，疫情防控必定是一团乱麻。
5.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疫情防控既是科学，也是政治，两者不是对立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又红又专”是基本原则。疫情防控是一个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也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事情，是关系人心的大事。尤其是到了今天这么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不同人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要在最大程度上凝聚社会共识，不是政治又是什么呢？但疫情防控如何“四早”，如何保供，如何安抚人心，都是各个专业的问题。“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话应该准确理解。一方面指的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要遵循专业原则，要避免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非专业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指，专家要遵循专业原则，尽量不要在非专业领域和场合误导决策，误导大众。具体到个人，具体到具体工作，当然是要在疫情防控方针指导下发挥专业优势。
6.基层治理要返璞归真。这些年，各地都很重视基层，都在想尽办法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创新基层治理。这种姿态不错，但也就是姿态而已，大多数创新，除了折腾，浪费资源之外，也没什么意义。特别要警惕那些“高、大、上”的做法，把党群活动中心建得如同五星级酒店，雇佣了一大帮的临时工“服务”群众，采用“外包”的形式让人包装治理经验，运用一些炫酷的技术来体现“现代”。基层也有了“帕金森定律”，哪怕是最基层的干部希望自己手下有兵有项目有资源，当个只用耍嘴皮子的“领导”，这样不脱离群众才怪。如果把疫情防控当作一把尺子，表现最好的绝对不是那些高大上的地方，而是贫穷落后的农村。2020年湖北疫情期间，恩施、十堰等一些山区县，把扶贫工作队就地转化为防疫工作队和“尖刀班”，简单、高效又实用。在这个意义上，在基层治理水平上，发达地区得向落后地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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