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有人撰文爆料称：“从台湾解密的档案，就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1951-1955年期间，蒋介石先后秘密给了胡适9次钱，“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作者据此分析称：“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①
这种指控可谓严厉。其所涉关键有二：
（1）胡适有没有拿蒋介石的钱？
（2）胡适有没有丧失独立人格，沦为“御用文人”“雇佣打手”？
试分别言之。
一、赠金确实存在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 中，确有一组蒋介石与俞国华1950年代的来往电报，涉及到对胡适的秘密资助，共九次，每次金额五千美元。电报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笔。1951年5月15日——“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第二笔。1951年12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六十诞辰，请予[与]宏涛同志代往祝贺，并送其美金五千元为盼。中正。”第三笔。1952年6月19日——“俞国华同志：请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为盼。中正。”第四笔。1953年2月5日——“俞国华同志：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第五笔。1953年7月17日——“俞国华同志：代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谭伯羽先代汇德友鹰屋君叁千元为盼。中正。”第六笔。1954年5月1日——“俞国华同志：请发胡适与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第七笔。1954年9月3日——“俞国华同志：请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第八笔。1954年12月6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本月中旬或须拨用美金叁拾万元，望先筹备，届时候电拨付即可也。又胡适之、陈立夫二位各五千元，顾大使一万元，吾弟三千元，待年终如数分送为盼。中。”1954年12月14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除前数之外，须另备贰拾叁万元，一并凭函于本月下旬候领可也。胡适之先生款仍照送为宜。中。”第九笔。1955年5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底发胡适之、陈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6日——“台北。密。总统鉴：真电敬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又，职拟于本月廿七日离美返国，行前钧座有无指示，乞电示。职俞国华叩。” ②亦即，蒋介石确曾多次向胡适馈赠美金。至于胡适是否接受了这些馈赠，蒋介石、胡适与作为中间人的俞国华，均未留下明确材料，只能依赖推测。如近代史学者陈红民教授的结论是：“全部电报读毕，笔者断定胡适是肯定领受了的。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还数年一如既往地奉送。而且在经办此事的俞国华回复蒋介石的电报中，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一句。‘照发’一词，应是‘照前例分发’之意。”③台湾学者任育德，也依常理推断认为：“胡适当时难以拒绝蒋介石的私谊往来及金钱馈赠。毕竟胡适夫妇年纪渐长，胡又有心脏病，不堪劳巨。他们靠有限储蓄与少许养老金维生，……（胡适）不轻易向外界告白财务，只在1956年对赵元任说出真心话：‘ 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但生活所逼，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藉名目所予赠金也不得不收。” ④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则认为：“我们不确定胡适是否全数接纳蒋的礼金”，“（去台后）蒋介石可能以此名义（“总统府资政”）在经济上资助胡适”。⑤笔者也倾向于认为胡适至少接纳了蒋介石赠送的部分礼金。第一。1951-1955年期间，胡适在美国，就收入与支出而言，确实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有1950年7月-1952年6月，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年薪5200美元。按胡适自己的详细计算，每年生活费至少需要6600美元。胡适还患有心脏病，医疗费用也是个沉重负担。⑥据曾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回忆，1949年赴美前夕，胡适曾对他感叹，“我在美国，两人（胡适与太太）要用×百元……我的一点小储蓄都用完了”。若无外界资助，胡适恐难弥补上述亏空。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理由——胡适赴美，实是应蒋介石的要求。蒋、胡在大陆最后一次晤面时，蒋明确要胡适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我止要你出去看看。”胡适抵美后，蒋随即致电，希望其利用在野身份与个人声望，“协助少川大使（顾维钧）”，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1952年8月，胡适的图书馆工作合约期满，英国牛津大学有意聘请其为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本已回信表示接受，但考虑到来美始末，又转请叶公超、王世杰等与蒋商量，蒋表示不妥，胡遂婉拒了牛津的邀约。此后直至1958年回台，胡适始终没有正式的工作。换言之，胡适在美流亡，其本质，乃是为蒋介石主持下的台湾当局充当不是“大使”的“大使”，其生活困境亦由此而来。于情于理，蒋介石都应该对其进行资助；于情于理，胡适也都可以坦然接受。惟此种内因，不便对外公开——否则便损害了胡适的“在野身份”，不利于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无论胡、蒋，生前皆未公开这项资助。⑦1955年，俞国华自美返台任职，档案中便再也难寻向胡适赠款的电报。不过，资助可能还在继续，只不过蒋介石已不再通过电报指示俞国华办理。如1957年3月31日，蒋致电“驻美大使”董显光，询问“胡适之先生出院后体力已复元否？……其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盼示。”⑧1958年，胡适返回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以在野身份在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的工作正式结束，胡适遂不再接受来自蒋的资助。回台前，胡适致信史语所所长李济，希望由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所小房子，以便就近利用史语所的藏书从事研究工作。李济接信后，向“中研院”做了报告，旋即被蒋介石获悉。蒋下令拨地盖房赠与胡适，经费从蒋的稿费中开支。胡适闻知后，再次致信李济，表示：“我为造房子的事，深感不安，现在更感不安。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自己出钱建筑。”同时汇寄2500美元作为建房款，并说：“如有不敷，乞即示知。”⑨最终，南港的住宅在胡适的坚持之下，被划归为“中研院”的“公家宿舍”。胡适在院长任上去世后，其夫人即自房子中搬出。稍后，“中研院”将该住宅改造成了“胡适纪念馆”。胡适身后遗产不多。南港的住宅财物，经清理仅得余款135美元。惟友人高宗武在美国替胡适经营股票，经清算后，尚有本利合现金共七千余美元。⑩简言之：（1）胡适在美期间确曾接受过蒋介石的资助；（2）胡适赴美，系从事一种不在编制内的“特殊公职”，蒋有义务保证胡的基本生活无虞，胡亦可坦然接受蒋的增款；（3）胡适遵循内心的道德律，结束“特殊公职”返台后，即不再接受来自蒋的赠款。接受蒋的赠款，以在野身份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是否等同于胡成了蒋的“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
答案是否定的。一者，胡适滞留美国为台湾当局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与其本人既往的政治立场一致，不存在被收买被雇佣而作违心之语这种问题。二者，此时的蒋，也尊重胡适的人格，在赠款时以满足胡适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为限，且一度将胡适视为自己“不易得之诤友”。蒋胡关系始于1920年代。“九一八”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事变之前，胡多次公开撰文，批评蒋及南京政府“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事变之后，胡仍反对“一D训政”，但为抗日救亡计，对南京政府已转取拥护态度，曾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
对于蒋介石个人，胡适也改采规劝立场，望其跳出D派利益，不要做一D领袖，而要做一国领袖，并公开撰文寓劝于褒：“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⑪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应蒋介石之邀，打破了自己不入政界的旧誓，出任驻美大使，致力于推动美国对华援助和对日作战。上任伊始，胡曾对路透社记者公开解释：“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抵御日军侵略）。”⑫不过，在具体的对美政策上，胡蒋之间，仍存在许多分歧，也闹出过一些不愉快。抗战胜利后，胡适成了多方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胡有心以在野身份发挥能量，故一再拒绝蒋的邀请，不愿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但当时代演变至必须站队的地步时，他的立场仍倾向于国民政府，曾表示在“最危难的时间”要与蒋“站在一起”。蒋亦在日记中感慨称：胡适乃“殊不易得之诤友也”。⑬滞留美国为台湾当局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期间，胡适的这种“诤友”本色未曾稍改。他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对蒋的逆耳之言，仍相当尖锐。譬如，1951年5月15日，蒋命俞国华向胡赠款五千美金。5月31日，胡却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蒋“提倡实行多D的MZXZ”，建议“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并希望“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信中还检讨了蒋在大陆时期的施政，批评蒋“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正是其丢败退台湾的关键因素，希望蒋能站出来公开“罪己”，这些“罪己的话不能只说给国民党人听，而是要说给全部的中国人听。读到这样的来信，蒋自然是不高兴的，故回信中对这些建议不置一词。⑭同年6月份，台湾某杂志刊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抨击金融管制弊端，引发当局强烈反应，欲严惩刊物相关人员。后经多方疏通，以杂志再刊登一篇赞誉当局政策的文章《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了事。胡适在美，读到前后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异常愤怒，随即致信抗议，刊于该杂志。信中写道：该杂志既然“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人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的抗议，让当局颇为恼怒。⑮1952年末，胡适短暂返台讲学，期间与蒋介石有数次谈话。据胡日记，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并说蒋以“总统”名义，“屡次加刑”，是违法的。⑯蒋日记中，也记载了此事，与胡日记的叙述大体吻合：“[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甲、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乙、总统只有减刑权，而无加刑权，不可滥用其权之意。丙、保安司令部与特务人员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总统之标语，不应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国家未恢复，一般官兵对效忠国家标语不能深入，而且事实上今日国家仍须由总统领导来恢复，过去总统下野，国家沦亡之教训，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对此标语未予阻止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⑰由这些尖锐的逆耳之言，不难窥见胡适的那熠熠生辉的独立人格。
蒋胡之间的这种“诤友”关系，结束于1958年胡返台担任“中研院”院长之后。终结的导火索，是蒋亲自出席胡的就职典礼，发表精心准备的贺词时，却被胡当场“纠正”，大失颜面。事后，蒋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⑱
蒋以“不久于人世”之词，加诸于胡适身上，可见此次冲突，对其刺激之深。此事之后，蒋、胡友谊宣告崩裂。在蒋日记中，胡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不送钱就反腔”、“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的卑劣小人。⑲显然，这些愤慨之词，并不能反映蒋、胡二人1951~1955年间的真实关系，亦非对胡适人格的中肯评价。
①《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环球时报-犀客，2015年02月26日。②③转引自：陈红民，《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原件藏台北“国史馆”。④任育德， 《胡适晚年与蒋介石的互动（1948-1962）》， “国史馆”馆刊2011年12月，第三十期。⑤黄克武，《胡适、蒋介石与1950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1949年后蒋介石与胡适在思想上的一段交涉》，收录于《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2012。⑥⑦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第80页。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5-2556页。⑩夏侯叙五，《胡适与高宗武往来书信》，《江淮文史》2009年第6期。⑪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180号，1935年12月8日；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⑫香港《申报》“伦敦二十七日电”，1938年9月28日。转引自：高志勇，《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2010，第115页。⑬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P374。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18日。⑭《胡适致蒋总统书》，1997年2月27日台湾《联合报》第37版首次刊布。⑯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03页。⑰蒋介石日记，1953年1月17日。转引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下同，不赘。
⑱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蒋当天致词，借大陆批判胡适一事，盛赞胡的品德，且希望“中研院”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攻使命，胡适则回应称“总统夸我的话是错误的”，自己被大陆批判，“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中研院”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何以如此不给蒋台阶？笔者以为，或许与1957年蒋经国发起的规模浩大的对胡适的不点名批判运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