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三，吏部左侍郎许景澄与太常卿袁昶被杀。他们的公开罪名，是“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实际死因，是老太后痛恨他们在御前会议上坚称“邪术不可御敌”、“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具体出主意劝慈禧杀大臣以立威者，是极力主战、刚刚被召入京的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监斩官是时任刑部左侍郎的徐承煜。他的父亲，是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此刻的徐桐，正因儿子奉命监斩许景澄与袁昶，而处于一种“色独喜”的亢奋状态。他早已看不惯许景澄与袁昶这类“长夷人志气”者，尤其是许景澄居然还喜欢抽洋烟，简直可恨至极——发现儿子徐承煜也抽洋烟时，徐桐暴怒到简直要昏厥过去，随后对徐承煜实施了“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的严惩。《清史稿》里说，徐桐平生“恶西学如仇”，门人有谈论新政者，便不许登门。他对洋人的仇恨，是一种渗入到了文化骨髓的执念。自家宅邸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他便要在家门口贴一幅“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联来泄愤。读到西班牙、美利坚这些欧美国家的译名，他也要狠狠地批判一番：“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此必英吉利鬼鬼话欺人。堂堂上国，岂信洋夷。吾朝文物何不美，百事何不利，兵戎何不坚，竟敢以美利坚名其鬼域，足见鬼之妄！”很自然地，徐桐成了慈禧太后庚子年各种决策的鼎力支持者。
行刑当日，菜市口围观民众甚多，许多人“塞途聚观，拍掌大笑”。临刑前，袁昶对着徐承煜高呼：“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据说，徐桐闻知后说了五个字：“是死且有罪！”许、袁二人被杀的次日，七十五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给同在京城为官的亲友朱彭寿之父写了一封信。内中说，大局不可挽回，自己已派人将儿媳与孙子们送回浙江海盐。信的末尾，他提到了许景澄与袁昶：“昨日之事，令人惊心动魄，可谓千古奇冤。”
收信者读后深感不安，将这几行文字从信中裁下以火焚之。写信者却未料到，十余天后，自己也将遭遇与许景澄、袁昶相同的命运。那是七月十七的午后，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天色有些阴暗。家住宣武门侧上斜街的朱彭寿，见到城门开启，有人高喊“出大差”（即执行死刑之意），遂派仆人前往探看。孰料仆人竟回报说，囚车里坐着的正是朱彭寿的亲戚徐用仪。此外还有候补三品京堂联元与户部尚书立山。徐用仪一生做官谨慎，深谙保身之道，鲜少有冲锋陷阵式的举动。他在庚子年遭此厄运，有两个原因。一是始终坚持“挑衅非福”，不同意“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二是不忍见到许景澄被杀后暴尸，于行刑次日前往刑场哭敛。这两件事，使其成了刚毅、徐桐们眼中极为可恨的“内奸”。原本，十七日早晨徐用仪等人被捕时，军机大臣荣禄曾试图挽救。荣禄在慈禧跟前叩头恳求，说“外边消息甚紧，京师岌岌可危，不宜骈戮大臣”，且提及当天是咸丰皇帝忌日，按例应该停刑。他建议将徐用仪等人暂押在刑部监狱，待日后审讯明白后再判决。慈禧非但不允，反下旨让徐承煜即刻奉命前往监斩。荣禄出殿后，与庆亲王奕劻商议再图挽救，且前往联系徐桐与崇绮，欲来一次四人联名。崇绮的态度无可无不可，徐桐却对荣禄冷笑：“君尚欲假作好人？我看此等汉奸，举朝皆是，能多杀几个，才消吾气。吾子奉命监斩，不能代乞请。”
徐用仪等人被杀的当天，老太后正命人满京城搜罗车马，准备西逃。于慈禧而言，在这种节骨眼上坚持杀害以“挑衅非福”为立场的徐用仪，实是一种卸责与震慑兼具的权术，既可将局势恶化到此般程度的责任公开归咎于朝中有“汉奸”；也形同向群臣彰显天威，警告他们权力仍有效掌控在太后手中，不要乱说乱动有什么别的想法。老太后的权术很卑劣，也很成功。经过公开行刑，徐用仪等人的“汉奸”形象，被牢牢刻在了京城百姓的印象里。朱彭寿满世界找人，才凑足四百两纹银交给刽子手，换回徐用仪的尸体，然后草草安葬。次年，徐用仪获朝廷平反。灵柩离京返回故里时，朝中友人及各国公使皆来吊唁，京城百姓围观者极多，人群中有人聚语：“照此情形观之，岂非真二毛子乎！”
至于徐桐，他不关心慈禧的权术，只在意如何才能多杀几个类似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这样的人，似乎惟有如此，才能消除他内心郁积多年的愤怒。他那爱抽洋烟的儿子徐承煜，于十七日下午四、五时左右完成了监斩工作，回朝向荣禄汇报。据当时在现场交涉车辆搜罗工作、得以听到谈话内容的陈夔龙回忆：“余从旁窃听，大约监斩徐尚书诸人事，顾盼自适。文忠默然不发一言，侍郎喋喋不休。文忠厉声曰：‘我尚有事，不必再谈！’掉头回北屋。”
再后来，慈禧西逃时没有带上徐桐父子。北京城破之际，徐桐担忧遭到清算，选择了自杀。有说法称，徐桐本来的计划，是要徐承煜陪着自己一同自杀。徐承煜表面答应，却在父亲上吊之后拔腿而逃。稍后，徐承煜被日军捕获，关入了顺天府大牢。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录了徐桐父子最后的“求仁得仁”。先是，庆亲王奕劻奉命回京议和时，召集陈夔龙等留京人员到北城广化寺会面。期间有人提议说，徐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应该写奏折替他向朝廷请求褒奖与抚恤。奕劻闻言大怒：
“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徐用仪字筱云）尚书论斩之事。……渠死事遗折，我不能代奏！”
稍后，和议启动，“惩办祸首”成了一项重要谈判内容。期间，李鸿章质问联军代表，最初的“罪魁”名单里没有启秀和徐承煜，为何忽然增入这两人？意大利公使的回复是：“某前日谒中堂于贤良寺，曾问徐侍郎为人如何？中堂告余曰，此人不好。七月初三，监斩许侍郎景澄、袁太常昶，即是他；十七日监斩徐尚书用仪等，也是他；二十一日，两宫西狩，逼令其父徐相国桐自尽者，又是他。此种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
闻听此言，李鸿章只好尴尬回应说：“我不过随便一句话，尔竟据为实录。”查《李鸿章全集》收录的往来电报，可知李鸿章之所以要去质问联军代表这个问题，是因为远在西安的老太后很关心“惩办祸首”的标准，下旨命令他与奕劻向联军索要一个解释：为何徐承煜什么针对洋人的事也没做（他们父子确实主要是在针对自己人），“系空言毫无实据”，洋人们却要将其列入惩办名单？谕旨将任务下达得很明白，李鸿章不得不问。但这一问，便得了个很难堪的答复——那将徐承煜推入“祸首”名单，恰是李鸿章自己。
好在，庆亲王奕劻是个非常善于体察情势之人，随即“以他语乱之”，将此事错开不提——恨徐桐死得太晚的他，大概也能理解李鸿章为何要将徐承煜的事情详细说给联军代表听。稍后，李鸿章便与奕劻联名给慈禧回电，称洋人之所以要惩办徐承煜，是他们“采访都人公论”，发现京城百姓都在说徐承煜的坏话。“都人公论”云云，自然并不存在，真要说有，也只有许景澄被杀时的“塞途聚观，拍掌大笑”，或者针对徐用仪的聚语“岂非真二毛子乎”。这些搪塞慈禧的言辞里透露的，是奕劻与李鸿章皆无意拯救徐承煜的性命，他们希望徐氏父子“求仁得仁”。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八，已然“神识瞀乱”（据监斩官之一、时任刑部主事的董康回忆）的徐承煜，被执行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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