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诗的作者，是日本长屋王。
《全唐诗》说，“长屋，日本相国也”。其人乃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之第一子，生卒年公元684年-729年，是当时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唐玄宗执政初期，长屋王曾织造一批袈裟赠送中国高僧，袈裟之上绣有一诗，共十六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此诗在历史上的最大影响，是让高僧鉴真对日本产生了极友好的观感。公元742年，来唐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在扬州拜谒鉴真，请求鉴真向日本派遣戒行优秀的子弟，鉴真回复道：
“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这段记载，见于日本僧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长屋王施赠袈裟的善意，强化了鉴真接受邀请、东渡日本的决心。他询问弟子中有无愿意响应“远请”前往日本传法者，众弟子皆沉默无语——在当时的唐人眼中，日本乃地处僻远、野蛮不化之地，弟子祥彦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即是此意。渡海的风险太高，故“众僧咸默无对”。见此情状，鉴真对荣叡、普照二人回复道：荣叡、普照邀请鉴真东渡，是在执行日本政府交代的使命。自公元733年来到唐朝，二人即在洛阳、长安等地四处探访、邀请高僧，始终没有成果，直到遇上鉴真。日本政府派人来唐朝聘请高僧，有两个原因。其一，佛教传至日本后，长期未能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未出现拥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证”，故元兴寺上奏请求向外国聘请有授戒资格的高僧，得到天皇许可。其二，在当时的日本，为逃避租税、劳役而私自剃度出家者甚多，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力征发。聘请有资格的授戒师来建立完备的考试、受戒、度缘、公验制度，有助于改变私自剃度风行这一社会现象。
唐玄宗天宝二年，也就是公元743年，鉴真与21名自愿随行者第一次东渡。同行者还有荣叡等人邀请的道航（权臣李林甫之兄的“家僧”）与如海（高丽僧）。道航自视颇高，看不起如海，以“少学”为由反对如海东渡。被激怒的如海前往当地衙门告发道航，说他造船入海是为与海贼勾结，欲引“五百海贼入城来”。地方衙门逮捕了荣叡、普照、道航等人。经四个月之长的调查后，如海因诬告被杖刑六十，道航等人等人获释，但海船被没收为官产。同年十二月，鉴真第二次东渡。同行僧人、工匠、画师等共计80余人。出发后不久，航船遭风浪击破，众人无奈登岸修理航船。航船修毕，启动第三次东渡，驶至舟山海面触礁，众人不得不再次上岸，前往明州（州治在今宁波一带）的阿育王寺暂住。期间有“越州僧”向官府告发，说荣叡等人引诱中国僧人前往日本，荣叡被地方逮捕送往京师，途径杭州时诈死逃走。天宝三载，众人准备第四次东渡，前往福州购买粮食、置办航船。弟子灵佑等不愿鉴真冒险，前往官府告发。众人在黄岩县被官府追及，押送回籍。天宝七载，荣叡、普照再次前往扬州谒见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众人于六月份自扬州启程，后遭遇飓风，在海上漂流十余日至海南岛。在海南，鉴真等人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天宝九年才经雷州半岛绕道广西，经广东、江西北归。北归途中，鉴真遇到一名自称能治疗眼疾的胡人，该庸医将原只是“眼光暗昧”的鉴真治成了完全失明。荣叡也在北归途中去世。这些变故也给了普照很大的打击，他不忍继续鼓舞年已六十三岁、体弱多病、最倚重的弟子祥彦等皆已去世的鉴真继续东渡，遂于中途与鉴真告别。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前往扬州拜访鉴真。藤原等人告诉鉴真，他们已知晓鉴真五次东渡，使团在京师时曾试图自唐玄宗处获得高僧东渡的许可。但唐玄宗的旨意是“令将道士去”，希望使团带回日本的是道士而非僧人。藤原让鉴真自己决定，是否要冒着偷渡的风险，第六次前往日本。鉴真做了肯定的答复。十月十九日，鉴真一行随使团悄悄离开扬州，十二月十日，终于抵达日本。公元754年，鉴真入平城京，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及僧俗400余人授戒。公元758年，日本朝廷表彰鉴真的功绩，赐予其“大和上”的称号，赠亲王旧宅为鉴真的专修道场，即日后著名的唐招提寺。这十年间的具体境遇（主要是政治境遇），学界研究存在一些分歧。汪向荣的《鉴真》一书认为，因思想理念方面的差异，鉴真曾遭到日本朝廷的冷落与“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支撑此说的一项重要证据，是淳仁天皇于公元758年登基的同日，免去了鉴真的大僧都之职。王金林认为，“鉴真在日本是受支持、受崇敬的”，他被免去大僧都之职“是鉴真自己的要求”。支撑此说的证据是《元亨释书》中有记载称“此日授（大和上）号鉴真。初为大僧正，真患纲务烦杂，故有此释”，可见“如果鉴真自己不提出来，朝廷也不一定免他的大僧都职”。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未必是这两种意见之一。日本朝廷对外聘请高僧一事，本就存有世俗政治层面的目的，在政治层面引起某些力量的反对乃情理中事。鉴真东渡日本，旨在传播与交流文化，非为追求政治地位；但对日本朝廷而言，如何对待鉴真却不止是单纯的文化问题。纵观鉴真在日本生活的十年，有两点值得注意：（1）鉴真的文化地位与生活待遇受到尊崇，未曾稍减；（2）政治性职务存在调整，调整方式仍尊重鉴真。淳仁天皇的诏书里，免去鉴真大僧都的理由是“政事躁烦，不敢劳老”，考虑到鉴真该年已满70岁且双目失明，其精力与身体状况确实不宜纠缠在具体政务当中。免职大僧都的同时，淳仁天皇向鉴真赐住宅、赐水田旱地、赐宫中殿宇为传戒讲堂等，也可从侧面说明这一点。公元763年，鉴真在异乡去世。这位76岁的老人历经艰难困苦，怒海出航，用自己的后半生，回应了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一种朴素的“以善意回应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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