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不可能选择第二条道路 | 书摘

因为阳了且症状较重的缘故，公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更新了。这几天感觉好了一些，嗅觉与味觉也回来了。发一篇书摘。

孔尚任《桃花扇》篇末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每隔五六十年一次的农民起义，每隔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替，这周期兴亡率的不断轮回仿佛是中国古代社会跳不过去的宿命。而导致周期兴亡率不断上演的农民起义，则来自农业社会中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可能是水灾、干旱、地震，社会因素则必然是土地兼并、税负过重、人口暴增。

（一）自然灾害。自然环境对中国民众的压力，主要来自洪水与旱灾。周期性的黄河泛滥、改道和整个华北平原的干旱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面临的主要自然威胁。据统计，到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的两千一百一十七年内，共有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 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平均每年有灾量一点四二三次。面对着洪水与旱灾，农业社会的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抵抗灾害，以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权。但依赖单纯的人力去对抗强大的自然力， 其效果常是微乎其微的。自然灾害导致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而大量汇集的流民，必然会酿出震撼王朝的起义运动。唐代的黄巢、元代的红巾军、明代的李自成，这些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都是由自然灾害而引发的流民。

明末更是灾害频频发生，自万历到崇祯的七十多年中，有灾之年共为六十三年，其中水灾二十六次，旱灾二十一次，蝗灾十一次，饥荒三十六次，疾病两次。崇祯三年（1630）到崇祯五年（1632），河南遭遇旱灾，此后连年饥荒；崇祯十三年（1640） 又遭百年未有之奇荒。就连素称富足、风调雨顺的江南，在明末也遭到灾荒。崇祯十三年，江南各地发生灾荒，前后持续将近三年，灾荒中水旱蝗瘟并行，整个江南遭到沉重打击，各地流民遍地。地方上本指望朝廷出台宽恤政策，可此时明廷陷于内外战争中，反而加重征敛，导致江南民众大量逃亡，十室九空。

马懋才描述了天灾带来的苦难：“自去岁（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众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相聚为盗，四处劫掠，以求生存。间有被官府抓获者，也毫不畏死，扬言道：“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面对民变，大明王朝的官员尸位素餐，无所作为。陕西农民起义初起时，陕西都御史胡廷宴居然杖打各县通报者，满不在乎地道：“此饥民，徐自定耳！”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农民军履冰渡过黄河，将反抗斗争推向河南地区。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十三家、十八寨、三十六营、七十二营等会聚河南，已有席卷天下之势。农民军起于陕西，横扫中原，席卷西南，威震东南，覆灭明廷。

（二）土地兼并。中国古代的粮价一般状态下价格往往是偏低的，但是农民购买牛马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却需要耗费相当多的资金，这是一般农民所不能承受的，如此农民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无力扩大生产。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豪门巨商的土地兼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造就了大量的无地、少地农民，加深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豪门巨富之所以热衷于兼并土地，乃是因为农业社会中只有土地才是“不忧水火，不忧盗贼，延传百代”的财富之本。而历代王朝所能做的仅仅是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去争取延缓土地兼并。它只能延缓矛盾的爆发，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明代土地兼并之烈，在其他王朝之上。万历年间，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庄田，至四万顷。群臣力争，方才减半。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所赐给尤甚。明中叶以后，各地都在发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被分封的朱明宗室，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有谁能制止？

（三）赋税徭役。地方上各类水旱灾害的治理、对外对内的用兵、不断膨胀的人口所需的管理费用，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经费，于是政府不得不增加农民税收。假设古代农民最初的固定税负为a，但政府的财政支出总是不断增加，于是出现各种杂派x，农民实际上的负担成为a+x。当改革家面对农民的沉重负担时， 他们会进行税制改革；由于无法削减政府开支，于是就将a+x 定为全国标准，并规定不得额外加收杂税。但每次改革后，各类杂派仍然不断出现。税制改革后，各级地方政府缺少监督机制制约， 官员为了保证不断增加的开支，又开始在新的固定税率a+x 之外加派各类杂税，于是农民的负担又开始增加，改革家们又开始新的改革，但农民的负担始终未见减少，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应对辽东战事，明廷议定，除贵州外，每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天启三年（1623），加征辽饷每亩九厘。崇祯二年（1629），在每亩九厘之外，再加辽饷三厘。为了围剿此起彼伏的各地民变，崇祯朝又每亩加粮六合，以每石折银八钱输官，此后每亩加银一分四厘九丝，共得银三百三十万两。崇祯十三年（1640），朝廷议定练兵， 天下田亩加赋一分，增赋七百三十万两。除了田赋外，其他各种加派，也至极限。

明人哀叹：“今日饷额，如地亩、屯粮、盐课、火税，举无可复增之额。”辽饷经过前后四次加派总计达六百八十五万两， 剿饷先后加派共三百三十万两，练饷初为四百万两，尔后增至七百三十万两。明廷财政开支不断增加，解决的方式就是大幅度增加赋税征收。增加出来的赋税，官方对地方豪强势力难以下手， 只好将之转嫁到社会中下阶层民众身上，从而使中下阶层与朝廷之间势如水火。中下阶层负担日益加重，破产的自耕农益多，社会愈加动荡不安，如此不休，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四）人口暴增。中国古代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穷人。这些人数以百万、千万甚至亿计。他们靠天吃饭，碰上好年景，可得温饱，碰上灾年则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绝对的贫困人口形成了中国社会内部巨大的生存压力。要想在群体中获得更好 的生存状况，就必须建立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使自己家的男性劳动力多，拳头硬，武力强。这就造成了一种负面的“边际效应”。食物越短缺，群体越贫困，群体内部的生存竞争越激烈；为了生存，人人都在追求家庭人口数量方面的优势。结果人越多， 食物越短缺，群体的生存竞争越残酷，整体进入了恶性循环。这 种循环的最佳状态是在相互残杀之后，群体数量、食物及其他生 活资料刚好满足群体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准。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常说的，经过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的动乱之后，新王朝刚刚确立之际。

追求人口数量的本质被儒家表述了出来。其著名的论断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观念看，一个不忠不孝的人是最坏的人，而在这个最坏的人中，更坏的是没有后代。中国人千百年来相信“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中国古代，人们重视的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人们早已意识到，如果在生存竞争中不能用质量取胜，那么就用数量占先，自先秦至明清，不论什么样的天灾人祸，都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

葛剑雄、曹树基在《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指出，公元1600年，明代时，中国完全达到两亿人口的规模。葛剑雄推测， 1655年明清鼎革之际，人口达到谷底时约为一亿两千余万人。《明实录》则载，天启六年（1626）人口总数是五千一百余万，而洪武十四年（1381）人口总数是五千九百余万。过了二百余年，人口数字竟然减少了？

其中关键，在于瞒报丁口。徐渭记录，会稽一县“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入丁籍者奚啻三倍之”，也就是四分之三的人口未曾入籍。一县尚且如此，推广开来，全国未曾入籍的人口更是可观。至明末，人口的数量已经大幅超过土地可以供养的人口数量。在沿海各地，人们还可以向外，至海外世界闯荡，获得生计。在陕西、山西这样的内陆地区，无地可种、无粮可食的人们，在崇祯末年汇集成浩浩荡荡的“流寇”，如蝗虫一般，去吞噬一切，最终覆灭大明王朝。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对生存资源争夺的问题，这生存资源便是最单纯的食物。要生存就得吃饭，要吃饭意味着得有地种，因此“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但中国古代，要吃口饭，是如此的不易。这需要老天蒙恩，风调雨顺，有所产出；这需要圣王垂恩，与民休息， 降低税负；这需要政府抑制豪强，控制兼并。假设这一切都能做到，中国古代农民仍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矛盾，便表现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周期兴亡率。王朝末期，农民起义， 不断残杀，消耗掉过剩的人口，随后新的王朝建立，默默等待下一个轮回。

除了自我残杀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道路吗？有，而且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向外扩张，通过掠夺土地来满足人口的需要。但这种扩张，是有条件的。除了周边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外，扩张者自身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被征服者。否则，这种扩张就成了自杀。

第二条道路是通过贸易，使生产专业化，通过出口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诸如制造业、商业、银行业等，并由此产生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组织及整个商业制度。最终，工商业的充分发展， 导致一场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使人类从古老的无法解脱的循环中挣脱出来。这条道路，是航海大发现之后，西方所经历的道路。但在17 世纪的危机中，中国仍然走了王朝更替、周期兴亡的老路，通过厮杀将问题解决，再一次回归王朝天下。在欧洲，则走了改变制度结构的道路。

古代中国不可能选择第二条道路，相反还打击、压抑向这条道路发展的倾向。中国古代文明始终把经济型文化作为自身存在的死敌和反叛力量。如果说西方文明是人类在一种可以选择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出的辉煌，那么中国古代文明则是人类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出的成就。

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乃是从商业发达中所产生的可能与变化，必然会终结以皇权为中心的王朝统治。而采取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从长久来看，王朝终究逃不掉覆灭的命运，但总归能延续几代乃至十几代子孙的无上富贵荣华，而不幸与苦难，则由王朝的末代帝王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