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金庸

今天是金庸诞辰100周年。发一篇2018年金庸去世时写的旧文，做了点增删，注释从略。

一、从军风波

1944年11月，20岁的查良镛，被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扫地出门，转去中央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事情与国民政府为维持抗日而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招兵运动有关。他的同学余兆文，讲述了大致的经过：“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这是国民党官老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就是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余兆文的说法可在军统局的秘密报告里得到印证。军统局当年奉命调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社会反响，其报告里有一段文字重点提及中央政治学校：“从军运动发动后，该校教育长程天放遂于某次集会时当众宣布此项消息，并当场征求各员生意见。因当时并无学生出面反对，学校当局遂以‘全校从军’消息公诸报端。其实该校学生中究有若干人志愿如此，则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会后，志愿与不愿者遂发生冲突而大演武行，学校当局事后乃以纪律制裁分别罚处，事件遂暂告一段落。现悉学校当局前因‘全体学生一致从军’曾签呈总裁报告一切，现已奉到批示：‘全体从军，其志可嘉，造具名册，听候检验’，最近校方又奉中央党部令：‘除志愿从军已签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数，应以抽签决定’云云。但学校员生对此均无表示，惟有听候命令办理。其实有少数学生因其家长或本人之畏缩从军，已有借故请假者。”

蒋介石是中央政校校长。蒋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中央政校自然要紧跟步伐响应，这是“全校从军”的由来。但校方的决定，并未征求全体学生的同意，于是有了“志愿与不愿者”之间的武力冲突。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政校不同于一般大学，它是一所党办大学，是国民党培训政治人才的机构。该校不但免除学费，还向学生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钱。在该校，军训乃是日常课程，且设有训导，专门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毕业后分配工作也拥有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体制优势，如行政系者多去地方政府做科长县长，外交系则多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学生一进校门，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这种学校自然容不得“不愿者”，于是就有了余兆文所说的“另请高就，滚出学校”，尚未成为金庸的查良镛便是其中之一。

查良镛的选择其实不是个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一度拒绝征召青年学子入伍，制定了“战时应做平时看”政策，理由是中国的知识群体太少，必须好好爱护，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事业尚需依赖这些青年学子。但全面抗战旷日持久，入伍的青壮年死伤惨重，至第七个年头时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国民政府也开始欢迎并鼓励学生群体加入军队参与抗战。可是，军统局的调查却显示，受“战时应做平时看”教育政策卵翼多年的青年学子，多数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冷淡处之。截至1944年11月中旬，中央大学“报名者虽亦有二三人，但一为图书室职员，一为原在军校毕业之学生，其余则尚无一人”；复旦大学“初仅几人，现在已有英语专修科9人，华侨先修班2人，会计室1人，连训导长在内已得13人，较中大（中央大学）、重大（重庆大学）略胜一筹而已”；江苏医学院“学生报名从军者，迄今尚未见1人”，朝阳学院“迄今仅有2人报名”……

毕竟，上前线是要死人的。

那些战胜了死亡恐惧而报名参军的少数青年学子，常会于激情澎湃中伴随恣意放纵。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刘道元留有一段观察记录：“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从军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给。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家王鼎钧当时还是个高中生，也曾报名响应青年从军运动，却因体检不合格未获录取。他也见识过同龄人的这种放纵，在回忆录中说那“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犹如罪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行使命酒店小二送酒、要饭店跑堂上菜、过鞋店索穿新鞋之类的“特权”。据国民政府战后的不完整统计，中国军队在抗战中伤亡365万人之多，在日军进逼至贵州独山的1944年末从军，青年们确实很容易生出“赴死”心理。以上种种放纵皆无关人品，乃是“赴死”心理下在向社会索要补偿。中央政校里出现了志愿者与不愿者的武斗，也是类似心态的产物。

晚年的查良镛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对拒绝参军一节缄口不言，对离校原因则无固定说辞。或谓“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1998，与严家炎对话）；或谓自己反对学校“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的规矩，说那样搞像希特勒，“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2009，接受《时代周报》采访）

二、李自成

1952年，香港《新晚报》的办公室里，查良镛与陈文统（即后来的梁羽生）常聊起他们少年时代痴迷过的武侠小说。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系列，规模宏大、想象奇绝，是他们共同推崇的对象。

远在苏州的李寿民，此时早已中止了《蜀山剑侠后传》的撰写。朋友贾植芳劝他“不妨写些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新小说《独手丐》遂以张献忠为题材，尝试将阶级斗争观念融入其中。卷首前言里，这位武侠名家公开检讨，否定了自己过去二十余年的写作：“早在数月以前，我已将销行二十年，在旧小说中销路最广、读者最多、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能够顾我全家生活的《蜀山》《倾城》等带有神怪性质的武侠小说，在当局并未禁止的环境下，毅然停止续作。……今后，我将……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

《独手丐》一书末尾，群侠浩浩荡荡汇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还珠楼主亦亲自上阵，为张献忠的残暴做了一番辩护：“后人都说这班起义英雄是流寇，却不想那公私记载的作者是何阶级。……假使张献忠果如一班公私记载所说那么残忍凶杀，这班无甚纪律的义军恐早逃光了吧？如何还有数十万人生死相随呢？”

稍后，陈文统与查良镛相继成了还珠楼主的同行。1954年1月，太极拳宗师吴公仪与白鹤拳名家陈克夫在擂台上公开比武，引起香港市民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热议（尽管打斗现场无异于乡野村夫乱挥王八拳）。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获得启发，建议在左派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来扩大销量、增加影响力。该主张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得到罗孚、廖一原等人的支持，并确定拿《新晚报》来做试点。1954年1月20日，在罗孚的动员下，陈文统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次年2月，也是在罗孚的动员下，查良镛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署名金庸。1956年，查良镛又在左翼媒体《香港商报》上，开始连载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

留在大陆的还珠楼主丧失了续写《蜀山剑侠传》的环境，身在香港的陈文统与查良镛崛起成为武侠小说的新生代巨擘，看似相反的人生路径背后，其实有着同一股政治推力。只不过前者的影响一目了然，而后者的存在若隐若现。多年以后，陈文统也坦然承认了这股政治推力的存在，承认《龙虎斗京华》这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武侠小说“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是有失偏颇的”，“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

查良镛没有公开承认过这种影响。但在1975年修改《碧血剑》时，他全盘推翻了原书中的某些历史观。如原书处处以“义军”称呼李自成的部队，修订版里全部改为“闯军”；原书处处可见“自成如何如何”的亲切表述，修订版里全部改为“李自成如何如何”；原书中李自成军“都穿着黄衣黄甲，数十万人犹如黄云蔽野”，修订版里变成了“都穿黑衣黑甲，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原书里李自成心怀天下苍生重情重义，修订版里的李自成及其部下成了一群目光短浅的好权好财好色之徒。修订版甚至借路边老妇人之口，大骂闯军口号喊得漂亮，做起来却只剩祸民害众：“李公子（指小说中的李岩），你这大骗子，你说什么‘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我们一家开门拜闯王，闯王手下的土匪贼强盗，却来强奸我媳妇，杀了我儿子孙儿！我一家大小都在这里，李公子，你来瞧瞧，是不是大小都欢悦啊！……”

1975年版的《碧血剑》，相较1956年版已是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1975年的查良镛，也正被他的批判者骂做“豺狼镛”。

三、秦始皇

1986年7月，在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上，查良镛与首次来港的台湾作家柏杨，发生了激烈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秦始皇很好；查良镛则认为，秦始皇是个独裁者，好战，焚书坑儒，“坏到透顶”，责备柏杨被人洗脑。

此时距离查良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笑傲江湖》完稿，已过去了17年之久。《笑傲江湖》对秦始皇殊无好感。书中借甫脱地牢的任我行之口挖苦：“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其实，从东方不败到任我行到左冷禅，个个都爱“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个个都想要做秦始皇。

王学泰先生在八十年代迷恋过查良镛的小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笑傲江湖》。他后来总结道：“对大陆读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说对荒谬政治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宝典’，都要“自宫”，变成半阴性人，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情节，恶毒而深刻。……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与现实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对号入座，……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种年龄段的读者和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

与《碧血剑》近乎回炉重造不同，查良镛对《笑傲江湖》的修订极少，且修订笔触从不涉及小说主旨，这是他的一种定见。有时他还会因担忧读者不能理解这种定见，而前言后语里做些夫子自道。比如在三联版《笑傲江湖·后记》（1994年）里，他如此回忆《笑傲江湖》的创作情形立意所在：“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2008年，在广州花城版《笑傲江湖·后记》里，他又将“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一句，变更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团体之中”。

当然，查良镛最重要的夫子自道，是他一再自称是个人主义者，且如此解释：“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基于这样的价值观，查良镛当然不可能认同柏杨对秦始皇的褒赞。

四、批胡适及其他

1959年12月10日，查良镛在《明报》上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起因是胡适在台北发表发表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的演讲。胡适鼓励“未来的新闻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且希望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该演讲之所以惹怒查良镛，是其中有句话提到了武侠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得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查良镛随后在《明报》上刊文痛骂胡适政治品德下流，说胡适既然认为《水浒传》是“诲盗之作”，认为京剧内容无聊，认为中国人性格上懒惰肮脏，那他为什么还要待在中国？还要待在台湾？甚至讽刺“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傅国涌先生在《金庸传》中说，这篇文章“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次年9月6日，查良镛在《明报》上刊登社评《卖国投靠,捉之可也》。起因是雷震等人因在媒体上发表时评言论并筹组党派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即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著名的“雷震案”。9月4日，雷震等人被捕。两天后《明报》即刊登社论，以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为由，支持台湾当局逮捕重判雷震。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与查良镛谈话时，曾主动谈起查枢卿之死，说“团结起来向前看”，查良镛回应“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查枢卿是查良镛的父亲，被枪毙于1951年。1985年6月，查良镛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7月，浙江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枢卿无罪”。同年6月，文化部下达通知，强调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必须严厉控制：“未经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装；已成书发往书店但尚未发行者一律封存。”11月底召开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又宣布禁令：“新武侠小说，根据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近两、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1991年，三联书店获准正式引进查良镛武侠小说的版权。据沈昌文先生披露，此事能够成功与统战有关：“用什么来统战呢？我们又想出一个词：文化。后来把这词扩而大之，广泛使用。……如出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尽管那时查禁武侠小说甚严，我们的方案还是被批准了。”2005年，金庸小说进入高中语文教材。2009年，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担任名誉副主席。

吴思先生的名著《血酬定律》中，有一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内中说，“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金庸固然对秦始皇这类皇帝极为反感，但他自己构筑的武侠世界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主角）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简言之，“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我觉得吴思先生的理解很有道理。在查良镛的武侠世界里，主角会不会动用那强大的伤害能力，江湖会不会变成人间地狱，完全依赖人物的自我道德约束，没有别的制衡方式。那不是真实世界，却又是真实世界的忠实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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