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秦民悲惨命运的铁证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时尚城市研究院 Author 言九林
编者按：今年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陵兵马俑正式发掘五十周年。不过对笔者而言，与其说兵马俑的存在是一种历史骄傲，不如说这个庞大的地下军团适足以证实秦政之严酷与秦民之悲惨。本文原刊于《时尚城市研究院》。
文 | 言九林
一、发现
1974年初，陕西关中地区遭遇了一场春旱。
骊山脚下的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为了抗旱，决定在村西南的柿子林里打一眼机井。3月25日，挖井工作正式启动。头几天进展还算顺利，到了第五天，也就是3月29日，机井下挖至距地面约三米左右时，村民开始不断发现包括身躯、残腿、断臂与人头在内的陶制人俑残片，还有生了锈的铜制箭头与弩机。村民说不清这些陶俑残片是什么。有人觉得是作怪阻挠机井出水的妖孽，将之吊在柿子树上用锄头与扁担抽打；有人觉得是不容开罪的“瓦神爷”，在夜里偷摸至井边叩头乞求不要降罪；也有人拿棍子将陶俑头支起来，立于田间地头做吓唬鸟雀之用；还有人将铜箭头与铜弩机悄悄收走，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乱象持续了约二十天左右后，晏寨公社有水利干部来西杨村检查打井进度，意识到陶俑残片可能是文物，将情况报告给了临潼县文化馆。县文化馆派人来村里回收陶俑残片与铜制箭弩，并将收集到的部分残片修复成了较完整的陶俑，却未再继续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直到同年6月份，一位任职于新华社的临潼籍记者回乡探亲，在县文化馆见到那些真人般大小的陶俑后，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发了一篇文章，这次因打井意外引发的文物发现终于引起高层重视。日后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也才正式获得考古发掘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内参文章导语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有极大的价值。”[1]显见撰写编辑这篇内参的记者极敏锐地抓住了当时“评法批儒”的政治风向，此种顺应时势，让兵马俑的考古发掘极为顺利；同时也让这场考古发掘带上了特殊的政治使命。
1974年7月15日，秦俑考古队正式进驻西杨村。1975年7月12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正式公开宣布发现了规模庞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挂牌开放，秦始皇的庞大地下军团于尘封两千余年后再度现世。可惜的是，因当时的技术有限，本是彩绘的兵马俑在出土后迅速因失水、氧化、涂层剥落，失去了它原本的色彩。
二、失载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俑坑面积达两万余平方米，埋藏文物极丰，计有战车百余乘，陶马六百余件，各类武士俑约七千件，此外还有上万件青铜制兵器。[2]许多人被兵马俑的规模震撼，也很自然地生出疑问：包括距离秦代并不遥远的《史记》在内的中国古代史书，为何对这样的奇迹竟无只字记载？
《史记》不载兵马俑，最可能的原因，或许恰是今人视兵马俑为历史奇迹，但在秦汉时代之人看来，兵马俑之于整个秦始皇陵，实在微不足道。
太史公在《史记》中说，赵正自即位秦王之日起，便穿治骊山修造陵墓，兼并六国自称始皇帝后更是穷奢极欲，“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建造骊山陵墓的壮劳力激增至七十余万之众，实可谓穷天下之力以奉一人。七十余万人耗费十数年之力修造的帝陵，规模自是空前庞大。
《汉旧仪》中保存有一条李斯向赵正汇报地宫建造进展的材料，颇有助于今人管窥骊山秦陵的工程体量。李斯说，“臣将所隶徒七十二万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3]——七十二万壮劳力已将骊山凿空至极深的程度，锤钎无能为力，火也烧不起来。李斯提到“烧之不然”，是因为古人凿山常以火烧来破坏岩石，骊山地宫的凿掘也使用了这种方法。火烧不起来，应是地宫已凿至山体极深处，与外界的空气流通已不是很通畅。当大量工人进入且用火烧来破坏岩层时，地宫内的氧气会被大量消耗，二氧化碳浓度将急速上升。这种情况下不但火烧凿掘难以持续，工人也可能因缺氧而眩晕、昏厥乃至窒息。李斯的汇报旨在向赵正传递一个信息：骊山地宫已凿掘至人力的极限，再无办法更进一步。赵正听了汇报后犹有不甘，做出指示：“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既然深度上已凿至极限，那就从广度上对陵墓再做扩张。秦代一丈约合今天的2.31米，“旁行三百丈”便是要将陵墓广度再扩张近700米。
骊山秦陵未整体发掘，“旁行三百丈”究竟如何旁行，目前尚不得而知。可供参考的数据，来自秦陵考古队使用地球物理技术对地宫做的全方位勘察。勘察结果发现，“地宫的底部在地下30米处，深度相当于十层楼的高度”，且整个地宫是用石块砌成，是一座庞大的石室墓。墓室最上层的开口“长170米，宽145米，远超过了我们今天一个足球场的面积”；墓室的底部“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也就是4000平方米，相当于10个标准篮球场”；整个地宫的空间高度达到了15米，“相当于五层楼高”；如果算上封土，那么从封土顶部下到墓底，至少有72米深，而这仅是封土经历了两千余年侵蚀后的残存深度。[4]
如此庞大的地宫，又只是骊山秦陵的一小部分。整座陵园乃是由陵墓、内外两城及诸多地上地下建筑组成。陵墓封土形成的巨大山丘原高五十丈（约合115.5米），迄今仍存七十余米，整座山丘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周长1390米，底面积占地12万余平方米。内外城垣环绕陵墓周围，内城周长3870米，外城周长6210米，两城共计占地203.5万平方米。陵园地面建筑在项羽入关后被付之一炬，今人仅能以残存的夯土地基等为依据揣测其富丽堂皇。地下建筑中最知名者自然是兵马俑坑，此外还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及各种陪葬坑墓数百座。
深度参与秦陵兵马俑考古发掘工作的袁仲一先生，曾就整座骊山秦陵的劳动力耗费情况做过一番保守估算，其结论如下：“我们对秦始皇陵的建筑工程量，根据已知的考古资料，能够知道具体数字出则作了大致的估算，不知道数字的则作了文字性的概述。初步计算：土方工程量(包括挖运和夯筑)为36030070立方米，用工数为170130192个工日；烧造砖瓦约需36000000工日左右；兵马俑坑用的席子计耗工日18163个，烧制陶俑、陶马约费887125个工日。以上几项计用工207035480个工日。其他象木材、石材的运输和加工，房屋的建造工程，大量陪葬晶的制作等，都没有计算在内。这些未计算的工程量将远远大于上面的数字，秦王朝大约有二千万左右的人口，如以五口之家计，全国不过有青壮劳力四百万。仅就土方工程一项的用工量而言，则每个劳力平均将负担修陵的徭役约为四十余天。如果把整个工程都计算在内，则每个劳力服役的天数将会增大二、三倍或数倍。”[5]
必须注意的是，袁先生保守估算得出“每个劳力平均将负担修陵的徭役约为四十余天”这个结论，是仅就骊山秦陵的土方工程而言，也就是将超过1.7亿个工作日平摊在了秦帝国所有青壮劳动力身上。而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土方工程仅是骊山秦陵工程的一小部分；骊山秦陵又只是始皇帝赵正统一六国后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的一小部分。若将整个秦陵的工程量保守视为土方工程的三倍（实际上远远不止），以《史记》所载七十万修陵劳动力计算，相当于每个劳动力需要在全年无休的情况下，至少平均负担修陵徭役超过700天。这还没有将雨雪等无法正常劳作的恶劣天气考虑进去，也没有将管控这七十万劳动力的军队数量考虑在内，更未将为劳动力与军队输送粮草的徭役算入。若全盘考虑进来，必会得出一个极恐怖的数字，700天这个数据还得再翻几倍。
具体到兵马俑的烧制，袁先生得出的数据是需消耗至少88万余个工作日。这个数据当然也不小，只是与整座骊山秦陵耗费的工日须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相比，又实是微不足道。《史记》着重记载了赵正残民以逞修造骊山秦陵，而未单独记载兵马俑，实可谓情理中事。
三、刑徒
一般认为，秦俑坑建造启动于秦灭六国前后，至秦帝国灭亡前夕才被迫停工，前后约耗时十年之久。
之所以要在陵墓地下制造一支如此庞大的陶俑军团，自是因为此时的赵正既趾高气扬自命不凡，觉得实现了天下一统的自己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统治者；同时又战战兢兢忧心忡忡，毕竟他也深知秦政暴虐，深知天下人只是出于恐惧而非发自真心拥护秦帝国。故而，赵正生前以大批军队屯戍于京师，且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融化为十二金人，以削弱民间的反抗能力；死后也要有一支强大无匹的军队来拱卫陵墓，兵马俑以咸阳城内的宫城近卫部队为原型[6]，个个与真人等高（实则高于当时秦民的平均身高），且配备有各种青铜铸造的真兵器，目的便在于此。简言之，始皇帝赵正相信只要“有兵在”，不但现实世界里的秦帝国可以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存续下去，赵正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仍可以继续高高在上奴役万民。
赵正的幻梦没有成真。公元前210年旧历夏七月，赵正于巡行天下途中突然死于河北沙丘。其子胡亥、丞相李斯与宦官赵高等人秘不发丧，将其遗体与鲍鱼同置以掩盖尸臭，至旧历九月份返回咸阳，才正式公布赵正的死讯并将之葬入骊山。次年，陈胜吴广起义，关东豪杰群起响应，秦帝国土崩瓦解，骊山工程因之中断，兵马俑的制造也停了下来。再后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将赵正大兴土木修筑的宫殿群付之一炬，其中也包括了骊山陵墓的众多地上建筑。
咸阳大火不止是在宣泄楚人的灭国之恨，也是在呼应数千万秦民对秦政的共同诅咒，这当中便包括骊山秦陵的修造者，即太史公于《史记》中提到的七十余万“天下徒”。
这个徒主要是指刑徒，即被秦帝国的律法判为罪犯之人。普通平民、居赀役人（以劳役形式向官府还债者）及奴隶皆参与了修筑骊山秦陵，但刑徒才是修造陵墓的绝对主力。考古工作者在秦陵西北角的石材加工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用于锁脖子的铁钳和锁脚腕的胫钳，可证当时在此处劳动之人主要是带着枷锁与镣铐的罪犯。陈胜义军逼近咸阳时，秦帝国的少府章邯建议秦二世“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7]，内中的“赦”字也表明骊山徒主要由犯罪服刑之人构成。
“郦山徒”主要由刑徒构成，有其历史成因。秦制，百姓被官府定罪后，皆须终身给官府服劳役，故其罪行轻重不靠服刑年限来体现，而以劳作强度来区分，罪行重者干一辈子重劳役，反之则干一辈子相对较轻的劳役。也就是说，在秦国只要犯了罪，便一辈子是罪人，一辈子都得给官府做牛做马。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长期奉行轻罪重刑理念，以严刑峻法治国，且大规模实施株连制度，百姓言行稍有逾越便会触犯法网。各级官府受利益驱动，为获得更多的免费劳动力，也有很强的动力去刻意制造刑徒。官府源源不断制造刑徒，而刑徒又皆是无期，于是秦国很自然地就成了一个“赭衣塞路，囹固成市”的可怕世界。据此也可以说，刑徒经济才是秦国真正的经济基础。秦始皇二十八年，赵正巡行天下在洞庭湖遭遇大风，盛怒之下要惩罚湘君之神，“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如此滥用人力将一整座山的树全部砍光，显见赵正手里掌握的刑徒资源相当丰富。骊山秦陵的工人以刑徒为主体，缘故也在于此。
“郦山徒”命运悲惨，在工地上被折磨至死是他们可以预见的共同命运，区别只在于早或晚。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外西南角发现了巨大的乱葬坑，在占地超过一千平方米的地方，杂乱堆积着4-5厘米厚的人类骨殖残渣，显见有许多“郦山徒”死在工地后被抛尸至此。兵马俑坑的建造者同样以刑徒为主，考古工作者在俑坑南边发现了大片供刑徒居住的工棚遗址，可见当时有大量刑徒在此负责相关土木工程。唯一的不同，是塑造和烧制陶俑须由具备一定技艺的工匠负责，而部分工匠的名字（有名无姓）刻在秦俑身上流传了下来。只是此举绝非尊重工匠，而是秦国行之已久的一种“勒名制”——因深知强迫劳动难以保证质量，监管者遂强迫工匠将名字刻在作品上，以方便追究责任；一旦被发现器物不合规格，工匠的命运便会十分悲惨。[8]出土秦俑质量的整齐划一，正是靠着这种严酷手段达成。
说到“勒名制”，不妨附带一提：近年来出现一种论调，认为秦陵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赵正，而是秦宣太后芈八子，尤其是在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之后，此说流传很广。实则此说难以成立。其唯一依据，是秦俑坑出土过一尊陶俑，上面有个刻字，该字左边是“月”，右边似“卑”或者“半”。按秦国“勒名制”，这个字应是负责制作该陶俑的工匠的名字。但有些人非要无视“勒名制”的存在，强行将之拆开释读为“芈月”二字，再开脑洞将之与秦宣太后联系起来。实则《史记》仅记载秦宣太后叫做“芈八子”，并无任何史料记载秦宣太后名为“芈月”。[9]
伟大的国家不可能由刑徒和奴隶支撑，秦帝国的土崩瓦解证明了这一点。刑徒与奴隶只能在皮鞭与刀枪的驱使下造出数量空前的兵马俑，难以发育出先进的文化制度与科学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文知识界曾认定秦国工匠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铬酸盐转化涂层技术，来防止金属遭到腐蚀。2019年，《Scientific Reports》在线发表一项由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研究，正式否定了上述说法。新研究结论显示，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器未进行人工铬化处理，极少部分青铜器的表面存在铬，只是因为使用与埋藏过程中存在偶然渗入。[10]
秦陵兵马俑当年横空出世再现人间时，黄仁宇先生曾疑惑发问：秦帝国“既有如此的聪明才智，庞大的眼光和组织能力、详尽的企划工作，何以中国不能彻底利用这些长处作科技的大突破，有如文艺复兴之于西欧？”黄先生最后寻到了答案——那些“秦国的无名艺术家”，只是一群被集体管控的奴隶，其才华从来只属于君王，而不属于他们自己。这样的才华很难有效积累，也不会发生质的突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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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出版的三本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