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献 | JEEM 环境污染防御行为的理论基础
本期专题
环境与资源：空气污染与防御行为
导读
这篇推送所介绍的文章从理论出发讨论了污染防御行为的度量问题。受限于篇幅，推文仅对文章的主要思路进行了概述。更多关于理论模型的细节请参见原文。本专题接下来的三篇推送将介绍关于空气污染防御行为的实证研究。
理论上，一户人家可以通过一定水平的污染防御性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来选择其个体所拥有的环境质量（quality of its personal environment）。这一决策过程可以由一个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模型来刻画。假设个体可以通过选择环境质量和其它消费来最大化其效用。个体的防御性支出是一个关于其所处污染水平及所需环境质量的函数。污染水平越高、所需环境越好，其防御性支出就越大。防御性支出与其他消费的总和受限于总收入水平。
在给定污染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当干预污染的边际成本等于环境提升的边际收益时，个体实现其对环境质量和其他消费的最优选择。在进一步推导出最优选择所对应的间接效用方程（indirect utility function）后，利用包络原理（envelope theorem）可以得到污染水平微小下降所带来的收益，这即是个体所节省下的为实现其原有环境质量而进行防御性措施的必要支出，亦即最优庇古税（optimal Pigovian tax）。
从理论模型出发，描述环境改善的收益应基于消费者剩余的补偿变异（compensating variation，即CV）和当量变异（equivalent variation，即EV）。然而，在现实中，对二者的直接度量是十分困难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理论推导，得到了关于环境改善收益的一个上限（upper bound）和一个下限（lower bound）。二者相对于CV、EV而言更容易被实际度量。
一方面，当污染减少，个体在初始环境质量水平上所节省下的防御性支出是CV的下限。其背后的逻辑在于：CV的核算基于“个体保持其环境质量水平不变”的假设约束，而下限度量中在实质上放松了这一约束，使“减少污染以维持效用”的代价更小了。另一方面，个体在最终环境质量水平上所节省的防御性支出是EV的上限，其背后的逻辑与下限度量类似。上限与下限度量的核算只需要污染减少前后关于防御性支出函数和家户选择的信息，并且不需要防御性支出函数具有连续平滑的特征。
作者在文中对比了下限、上限度量对CV、EV度量的拟合程度。如果环境质量的价格发生改变后，家户对环境质量选择的变化较小，则下限、上限度量会很接近EV和CV。文末，作者提出，一些理论模型假设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实证分析中的具体情境，这需要实证研究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原文信息：
Timothy Bartik. Evaluating the Benefits of Non-marginal Reductions in Pollution Using Information on Defensive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88, 15: 1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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