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献 | QJE 采茶，女性收入与性别比
本期专题
发展与政经：农业生产与“文化”
导读
延续上周关于“文化”演进背后经济力量的讨论，本周介绍的文章讨论了女性收入上升对性别选择与子女教育的影响。文章巧妙地利用了我国农业改革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实现了实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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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Qian, Nancy.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 1251-1285.
许多亚洲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和印度尤其明显。阿马蒂亚森称这一现象为“消失的女性”（the missing women）。重男轻女的思想固然有其在文化上的根源，但基于经济因素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却相对较少。钱楠筠的这篇文章探究了中国家庭中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会对家庭中的男孩和女孩产生何种不同的影响。
回答这一问题的主要难点在于：女性收入较高的地区通常女性的相对家庭地位也越高，这也就难以剥离其他因素而将经济因素影响单独识别出来。而这篇文章在实证方面的巧妙之处便在于利用我国历史上农业经营制度重大变革所制造的外生变化来实现对经济因素的识别。
我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了农产品价格改革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者的综合作用激励普通农户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在众多经济作物中，有两种作物具有很强的性别偏向性：茶叶和果树。由于采茶活动需要细心却不需要重体力劳动，女性在生产茶叶中具有比较优势。相反，男性则在果树种植中具有比较优势。考虑到茶叶生产和果树种植都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所释放的活力会提高茶叶生产区女性获得收入的能力，同时提高果树种植区男性获得收入的能力。这就为特定性别（sex-specific）的收入变化提供了外生冲击。
基于上述背景，研究通过一个双重差分的实证策略来识别特定性别的收入变化如何影响新生儿的性别选择及其随后的受教育情况。双重差分在实质上构成了在两个维度上比较，一是政策变革之前和之后的比较，二是产茶（或产果）地区内和地区外的比较。研究通过各类信息对“平行趋势”等必要假设进行了检验，同时利用基于地理信息的工具变量处理了产区变化的潜在内生性。
研究结果发现，家庭内成年女性相对收入的提升会显著且快速提高女孩的存活率，并且同时提高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程度。具体而言，当女性收入的提升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0%，而男性收入不变，那么女孩的存活率可以提升1个百分点，同时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增加约半年。相反，如果男性的收入提高而女性的收入不变，则女孩的存活率和受教育程度都会下降，而男孩的受教育程度不变。如果家庭收入整体提高，那么家庭收入变化对孩子的影响则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图片来源：Qian (2008) Figures 5 & 6
研究的实证发现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实证结果中性别具体的影响更加符合家庭内部交涉（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模型的预期。对现实而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增加女性收入能力的要素来有效改变性别失衡，并同时提高儿童的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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