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油价即将突破9元，会爆发能源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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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虽然最近几天国际油价下跌，但前期涨幅太大，按照当前价格调整机制，过去一个周期油价涨幅仍然大幅超过每吨50元的调价幅度，预计这周将会进行今年第五次油价调整。

市场预测很可能将“七连涨”，92号以上汽油最高价格可能突破9元。

大家一直抱怨，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飞快，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格降得少，这油越来越贵，已经用不起了。

北京今日成品油零售价格

但客观讲，中国的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还是做到了兼顾生产者、消费者利益，尽可能限制国际油价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维护了国家能源安全。

能源是任何国家的命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要越来越高，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能源。尤其是石油，不仅仅用来燃烧，还炼化提供了社会生活中大量的基础物资。

但是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缺气”的国家，但即使是最多的煤，中国年产量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但仍然不够用，需要大量进口，仅仅2021年中国进口煤炭就达到3.23亿吨，同比增长6.6%，居世界绝对第一。

原油和天然气就更别说了。202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3289亿立方米，自产仅1885亿立方米，4成消费需要靠进口满足；原油就更依赖进口了，2020年中国原油消费7.36亿吨，其中5.42亿吨来自进口，进口依赖度高达73.6%。

中国在原油进口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超过70%的原油需要进口，然而中国进口的石油只占全球石油贸易总量的20%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石油谈判中肯定要吃亏。在进行议价的时候，海外石油寡头就可以通过卡住我们的供应来要挟。

倘若我们内部形不成合力，各自为战、胡乱出价，那就更加被动了。我们已经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最典型的钢铁行业，很长一段时间国家一直努力促使国内钢铁行业统一行动，但各大钢铁企业为了各自利益、各自为政，独自与铁矿石寡头议价，结果被杀得很惨，境外铁矿石寡头尤其是澳大利亚肆意操纵铁矿石价格。

2019年上半年，铁矿石价格从571元/吨一路暴涨到7月的913元/吨，当时中国房地产正被整顿中，对钢铁的需求一直在持续下降，铁矿石本不应该上涨。

但因为中国的钢铁企业不团结，当1月底巴西发生矿难难以有效出口铁矿石后，澳大利亚借口飓风影响铁路运输，两拓下调全年产量目标，澳大利亚出口矿石数量锐减，导致铁矿石价格在3个月内暴涨46%。

这件事也导致随后国内对钢铁企业进行大规模合并重组，打破各企业个体利益。

铁矿石进口受威胁影响相对还小，以中国现存钢材量，勉强也可以进行自循环了，毕竟钢铁还是能够回收的。但能源就不一样了，用了就是用了，不存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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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能源的进口依赖实在太大，为了国家安全，就必须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中国在治本，努力实现进口石油替代。

比如研究煤化工技术，通过煤制油、煤制气、煤制醇以及通过煤制取包括塑料、染料、农药、医药、溶剂、涂料、橡胶等等一系列化工产品；开发新能源，降低对石油燃料的依赖；启动了“油气增产七年行动计划”，加大国内石油产量，2021年中国进口原油同比下降5.3%，这是石油进口持续增加20年以来，首次下降。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的碳中和战略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环保，相当大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避免受制于人。

但想要替代石油进口，可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以10年为单位，迫在眼前的还是要解决好每年怎样尽可能低价、保量地进口到足够的原油。

另一方面，在中短期就必须解决好对外议价问题。

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工作，包括同主要石油出口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中东、伊朗、俄罗斯，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让中国的石油企业形成合力。

这个合力关键就是大企业，在能源领域一定要有巨头，两桶油的存在让中国对外议价有了一定的还手之力，国家的政策更容易被执行。

但是，这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两桶油等石油企业持续存在并且发展壮大？

企业是一定要赚钱的，国际油价波动巨大，而两桶油主要营收来自于石油炼化和成品油销售，本身开采业务占比很小，比如中石化开采业务只占总营收的不到10%，这也就意味着，两桶油等石油企业能不能盈利就取决于国内成品油售价能不能超过进口和加工成本。

而中国又绝不能完全市场化定价，那就乱了套了。看看上周的德国，汽油价格已经突破20元每升，这在中国是难以承受的。

国家干预成品油售价，就存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如何发力的问题。

而在2009年以前，中国没有成文的规范调价机制，仅仅是由发改委制定最高售价，这个制定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说到底也存在很多人为因素，企业也难以预料政府限价到底会怎么走。

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一是能源企业对有决定权的人重点公关。会产生什么问题就不多说了吧，反正某些部门人员更迭的非常频繁，甚至整个部门的沦陷。

二是企业难以提前规划。石油的贸易不是去菜市场买菜，这是大宗买卖，需要很长的谈判周期，调动的资金也不是小数，企业去谈判，当然要对自己能卖出去多少钱心里有数，才能规划自己的生产、销售以及进口、运输乃至石油储备等一系列工作。

而成品油最高限价没有规范文本，到底怎么定价不知道，这就麻烦了。

尤其是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暴增，一度飙升到140美元每桶以上，而发改委仍然强压成品油最高售价，长期压在6元以下。对于消费者来说，油价格低当然开心，但是这背后是石油企业巨大的亏损，比如中石化2008年毛利率跌到最近20年以来的最低点，才8%多一点，要知道这可是毛利率。

 

中国2002年-2018年油价变化

更何况，中国的石油炼化和成品油销售早就向民营开放了，除了国有的大型石油企业，还有大量民营企业，国家限制成品油最高售价，民营企业首先扛不住，国有企业也非常艰难，已经出现比较大范围的减产，业内纷纷向国家哭诉，施加影响。

 

位列“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86位、“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第44位的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营收1126.26亿元

于是为了照顾生产企业，同时照顾好经济和民众生活。发改委开始制定石油价格调控方案，并在2009年5月正式出台了《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首次提出了国际原油80美元以下、80到130美元、130美元以上三个区间的成品油零售最高价的定价原则。

注意，这里是最高价，意思是说各个企业不能超过国家定的最高价，但是企业如果愿意低价销售，国家不管，这也是一些民营加油站打价格战吸引客户的法宝。

其中核心的第七条是这么定的：

在第八条也明确规定“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政府规定的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这两个条款也就可以回应一些朋友说的国家不允许企业降价卖油的质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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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办法还是存在漏洞，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是基于当时的情况，也基于当时的各方博弈，有漏洞也正常，比如没有考虑国际石油会不会大幅下跌。

2008年，认为未来石油价格将长期在高位运行几乎是公认的。

当时原油从2000年不到10美元一路暴涨到140美元，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屡创新高，更新的石油开采技术比如页岩油开采尚未成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上涨、国际原油产量增长有限、石油又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基本的供需决定价格的理论，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石油价格不可能低于40美元每桶。

所以2009年的时候，也就笼统的说低于80美元如何，没有说万一低于40美元咋办。

然而，现实超越小说的一点就在于，小说还要讲逻辑，现实不讲逻辑。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石油价格一路下探，到2015年底甚至一度低于30美元一桶，从2015年到2017年一直在40美元一桶左右波动。

这就意味着石油企业将获得过多的利润，作为国民经济基石的能源，既不能让企业太亏运营不下去，也不能吃得太饱影响到经济发展。建立一个未雨绸缪，丰收时广积粮、歉收时有粮可放的机制就成为必然。

于是我们现在成品油价格调控基本的“两办法一金”的后半部分就出来了。

2016年1月，发改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64号），明确要求建立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40美元调控下限时，石油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全部上缴到专门账户，必须国家批准后才能用，专门用于节能减排、提升油品质量和保障石油供给安全等。

2016年12月，财政部印发《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收管理办法》，正式宣布国际油价低于40美元一桶时，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全部上缴国库，明确纳入“其他专项收入”。在发改委通知基础上，在第三条增加了“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实施保障措施的资金来源”这句话。

2016年1月，发改委在发出通知的同时，也对《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正式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在新办法印发通知中，发改委提到，2014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石油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成品油价格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问题。因此进行完善调整。

比如：

增加了调控下限是每桶40美元；

不再印发成品油价格调整文件，改为发布信息稿，大大提高调控效率；

如妨碍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进一步交给市场决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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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从2009年开始，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基本一致，仅2018年因为人民币贬值，导致国内人民币计价的成品油价格与以美元计较的国际原油价格产生较大偏离。如果剔除汇率影响，基本实现了较为灵活、市场化的调控目的，也避免了如欧洲一些国家成品油价格暴涨暴跌的问题。

也比较好地平衡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毕竟石油及其制成品在规模以上企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长期仅次于汽车，保持在15%左右，而能源的间接影响更加巨大。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是市场化的，炼油企业的成本也是随行就市的，假如我们仍然是以行政命令进行调价，行政的响应速度一定远远慢于市场，不可避免地有大量人为因素，这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石油进口，进而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

很简单的道理，随着国际秩序进入调整期，国际环境变化更加剧烈，国际石油价格受到意外冲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就如最近俄乌冲突，布伦特原油从2月24日的95美元一路暴涨到突破120美元。

一旦原油大涨，过去发改委强行压价的做法只会让国内企业巨亏，企业要么减产停产要么就要破产，一旦出现炼油产能下滑，其后果极为严重。

既要降低老百姓生活成本，不让成品油价格暴涨影响到居民生活和消费，又不能不管炼油企业的死活，还得维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这是政策面临“既要……还要……又要……”的典型难题。

所以别看成品油价格调控好像是一件小事，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能源安全。而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工作同步开展，涉及能源的方方面面，正是在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协同作用下，中国才一直保证了本国能源安全，不至于如欧洲现在这样陷入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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