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基层困境：要把力量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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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上海市疫情呈下降趋势，金山区和崇明区也在今天首次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还有几个区已经保持多日低位，情况终于有所好转，只要看得到希望，坚持也就有了意义。

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就需要着手解决了，免得好了伤疤忘了疼。

本轮疫情防控，一贯光鲜的上海让人大跌眼镜，从一个普通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一轮疫情防控冲在第一线、最辛苦、承受最多抱怨和压力的，正是那些最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医务工作者。

累、苦还好，但他们直面数千万上海市民，需要解决每一个人非常正当的生活需求，但他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授权和资源，他们接到的只有命令、命令、命令。千辛万苦、不分昼夜甚至自己垫了几万块钱，但并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每天承受巨大的负面情绪压力，这种痛苦可以体会。

比如，上海一位社区书记连续多天满负荷工作，尽心竭力但屡遭误解甚至谩骂，于是4月7日他在社区公众号凌晨发文辞职，一一诉说他遭遇到的种种“不知道”和“难办到”，一天之内，218名社区居民给他留下了长达15000余字的真挚留言，全是对他的挽留和支持。这就是上海乃至全国很多城市基层工作者面临的困境。

生活在上海的人跟其他城市的人一样，上海的基层工作者同样尽心竭力。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正是在百万千万基层工作者的努力下，整个中国才维持了整体的稳定。

但是，不能什么都靠基层硬抗，给基层减负已经喊了这么多年，但眼看着基层反而越来越忙、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少、承担的责任反而越来越大，这到底是怎么了？尤其是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上海，本应该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针对上海的疫情防控，小镇曾经分享了几篇文章，核心都在于如何动员公众力量、有效开展基层治理，这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让基层力量用到刀刃上，第一步就是要真正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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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基层减负已经是从上到下的共识，但共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反而越减越重。

本来，作为整个社会体系运转的一部分，每一个人、每一个层级都有其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无可厚非，自然也包括基层。但是现在的基层承担的明显已经超过应该承担的，在分内事之外，工作中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压力让基层不堪重负，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担子就更重了。

无论什么任务、命令，一层压一层，最终还是压在最基层身上。

小镇在2020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曾跟北京某街道的工作人员有过一段交道，那段时间虽然北京调动很多体制内人员临时充实一线，但最累的仍然是街道和社区，很多人几个月无休，而在疫情防控之外，还有大量工作不断增加。

比如北京很有名的“12345”，从2019年到2021年累计受理3134万件，仅2021年高达1335万件，最高一天达到5.6万件，这确实帮助市民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背后是基层人员日复一日沉重的工作压力。

更令人烦躁的是，倘若这几千万件确实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倒也罢了。但仅小镇了解的部分情况，其中相当部分属于滥用，有企业或者个人之间挟私报复、有故意找乐子、有谎报，更甚至还有的就是某些人自己故意搞破坏。

但制度摆在这里，不可能拒绝市民的电话求助，而北京“12345”的考核机制非常严密。小镇就曾听某区局长说：假如来了一个12345，首先科里处理，处理完上报12345，12345会进行回访，满意则罢，如果不满意那就得分管副局长去处理。如果不满意的多了，纪委还会约谈，搞得现在一看到12345就当作头等大事去处理，其他工作可以先放放。

但问题在于有些事情就不是基层能解决的，又如何能让人满意？不仅仅北京，全国几乎都是如此，权责不对等下，基层压力与日俱增。

为了给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为基层减负的文件：2019年中办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把2019年列为“基层减负年”；2020年4月，中办再次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目的就是要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真正需要做的事。

中央的减负号召引起了基层的强烈反响，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很多配套文件，采取了非常细致的减负措施。比如有的直接下指标，要求发给县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要减少30%到50%，还要求大幅减少上级机关到基层的检查等等。

但是很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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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为什么这么难？负担到底来自哪里？

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忙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政府要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

比如中国古代，政府最低只设到县一级，要做的也无非就是少数的几件事。而从全世界来看，人类有文明以来，各国政府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维护社会治安以及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所以在西方被称为“守夜人”。

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各国经济受到重创，传统的社会和市场力量难以迅速实现国家重建，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自凯恩斯主义诞生后，政府的职能普遍增加了干预经济的职能，各国政府种种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就是典型。

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职能，人类之间的链接越来越密切，这也导致应对危机成为了政府要承担的责任，也只有政府才能充分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去解决种种天灾人祸带来的大危机。

这一切在中国就更加突出了，由于中国的传统国情，人民对政府的期待更高，我们现在的国家体制，本就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这就天然要求中国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服务人民的政府。为什么各地要打造“12345”等类似市民服务热线，就是要落实“有困难找政府”，解决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难题。

现在，中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社会治理”这个概念，中国这么大的国土、如此多的人口，有大量的工作不可能靠市场去解决，只能靠政府，像是脱贫攻坚、建厕所、扫黑除恶、居住环境改善等等，这些事儿落到根子上只能是基层去干。

疫情同样如此，无论再科学的防控指南，还是要靠人去做，无论是严格居家隔离、提供物资保障、做好解释安抚、开展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又或者当前正在开展的复工复产，哪一个不是一线去做？

这还仅仅是客观上工作量的增加，而在体制内部，工作的分工本就不均，一级压一级。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上级压下级，在中国这样的体制框架下就更是如此了。有了事情，上级压下级、层层抓落实，最终执行的担子全压在了基层，搞到最后“层层压实责任”变成了“层层推卸责任”，最基层推无可推只能扛着。

而为了落实工作，还要建立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签各种责任状，有的还要上升到“一票否决”。本来目的是分清各级责任，但是作为基层能去要求谁呢？

当然，有的城市已经在调整，比如北京搞“吹哨报到”，有问题街道可以反过来找上级各局委办协调解决，但是这种工具怎么可能常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层有限的人力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作做好，但考核压力不减，基层只能更加务虚，把各种工作一定要留痕，还要整理海量的迎检材料，导致越演越烈的形式主义。

基层机会稀缺，上级掌握资源分配，更加剧了基层的内卷。

更加令人头疼的事，这种务虚也存在极大的内卷。毕竟越是基层晋升的机会越少，有想法的人必须自我加压，把领导、上级交办的事做的极限，最起码一定要把别的部门压住。

小镇10多年前也在基层干过，当时小镇还年轻，很快就明白了上级考核的精髓，把迎检材料搞得极为扎实。比如把本单位的迎检资料从过去几个文件夹按照检查项分成了20多个档案盒，各种目录、照片应有尽有，也确实在考核中拿到了比较不错的成绩，还给所在单位拿了个小奖。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真的很没意义，为了这个务虚，每个季度都要花两三周工作时间，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带动的其他兄弟部门也内卷起来，最终得到的所谓的考核、奖项，又有什么用呢？

但小镇不卷，别人也会卷。小镇有机会跳出来了，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大环境显然无法改变，那只能逼着自己改，要么“躺平”、要么就“卷死别人”，又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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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减负，让基层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刀刃上，显然不是基层自己能够解决的。

这些年的减负措施，看上去很细致，但是仍然“换汤不换药”。

比如说明面上说要求下发的文件、开的会减少，那现在不开会了，文件也不套发了，直接搞一个微信群，有啥事直接把上级文件和要求甩到群里，确实明面上文件和会没了，但实质变了吗？

过去好歹还要花时间搞文件、开开会，现在可好，深更半夜照样一个通知转了过来，甚至周末都没法消停，上级部门可以呆在家里也不去单位，直接把更上级的要求转下去，转到最后的基层，能咋办呢？更别说汇总资料的层层加码，市里说5天后交，区里就改成3天后，乡镇就要求1天后，到了最基层就成了今天交。

还有的说要减少检查、考核，但是层层考核、压实责任的大要求没有改，监督还是要下乡、下基层，的确检查确实少了，但调研多了，但是对基层来说，领导下来检查和调研有区别吗？还不是照样得整理工作情况汇报，照样要接受领导的评定，这不还是考核嘛。

就说这次上海的疫情防控，小镇也大体分析了网络上流传的负面情况，包括物资供应不畅、核酸检测缓慢、病人救治不及时、隔离转运出现疏漏、团购外卖天价等等问题，每一个问题原因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基层空有责任，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和授权，又如何能解决呢？

该怎么办？

小镇一直觉得，好事和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

比如上海，市场力量极为发达，通过高效的分工，上海城市治理确实非常先进，但这个好事在碰到传染力超出预料的奥密克戎之后，过于依赖市场力量就成了坏事。

而在经历本轮疫情防控的冲击下，暴露了上海诸多问题，而上海更重视发挥市场力量、城市治理更加现代化的优势，或许可以成为真正给基层减负的关键抓手。

比如：

好好分析本轮疫情防控出现的问题，重新梳理各级政府尤其是各上级单位同基层社区的权责，真正实现治理重心下移，给基层足够的资源和权限。

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按照国家正在推进的“数字政府建设”要求的，为基层开发更加实用的数字化工具，让基层从填各种表格中解脱出来，授权基层通过数字工具向上级部门申请支援或者报告问题。

重新梳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力量，搞清楚在平时和应急状态下，如何确保三大力量有效运转，最起码把三者的职责边界定下来，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例如物资配送问题，假如不是搞一刀切把大部分商店关门、禁止外卖小哥快递员出门，又怎么会陷入现在的物资供应困境？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核心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像深圳做的，保持大部分商店继续开门，按区域做好外卖快递小哥的防疫和集中管理，由互联网平台和这些小哥满足大部分的市民生活需求，在末端强化社区和志愿者队伍的末端配送，这已经被证明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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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基层压力更大了。再好的疫情防控策略，也需要基层去落实，上海本次疫情防控出现种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发挥好基层的作用，没有把基层力量用在刀刃上。

这背后的更根源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基层减负没有落到实处，各种任务总是层层压实到了基层身上，基层成了被成百上千个锤子砸的那个钉子，文山会海、各种报表、种种要求，基层大量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形式主义上，没有落到实处。

明明要求减负，但基层压力越来越大，背后的原因在于政府职能本来就在扩张，越是在危机中政府工作职能越多，再加上基层在权力结构中居最底层、内部之间的内卷，更是加大了基层负担。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上级出手，还是要充分发挥政府以外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上海本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力量过强，而是没有界定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结果导致三方力量撞在一起，形不成合力，市场力量使不出来，又如何不乱呢？

还是要好好想办法把每一分力量用足，总不能老指望基层拼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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