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经手必刮油，腐败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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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镇跟朋友们聚了聚，有几位已经离开体制去企业了，不过他们不是出自跟市场联系紧密的部门，而是搞刑侦和审计的，他们去企业主要是干刀刃向内的活。

社会上对于体制内腐败的批判一直很多，但实际上，体制内尤其政府的反腐败机制比体制外健全的多，有资格、有能力、有胆量搞腐败的其实很少，更多不过是蹭吃蹭喝、利用体制内的人情关系搞点便利罢了，又或者占着位子不干活，敢直接以权谋私、甚至直接贪污的，虽然不能说伸手必被抓，但也起码十有八九了。

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年纪轻轻官至厅级、处级的，为了生活选择辞职去企业赚钱。比如最近三联周刊有一篇文章，谈到一名34岁副厅、40正厅、45岁就官至某市副书记，堪称青年才俊，因为没钱给母亲治病、没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自己身体也出现问题，因此选择辞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有兴趣的话可以改天专门谈谈公务员辞职的事，有的挺成功，有的很失落，在没有“旋转门”的中国，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实在是一件非常需要决断的事。

说回与朋友的交流，这两位朋友工作十几年了，无论刑侦还是审计，都特别善于抽丝剥茧、查探人心，于细微之处抓住关键的线索，而且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见了太多人性的黑暗面，威慑力十足，偶然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不由得发虚。

这两位去企业之后干了不少事，比如把体制内比较成熟的内控机制搬到了企业，根据企业的特点建立了一套监察体制，还根据互联网公司的特点，搞了不少技术性工具，也算是圆了当年在体制内想干没干成的事儿。

除了建立机制，实际工作主要是抓虫子。对外针对一些钻公司空子的违法犯罪分子，配合有关部门，将其绳之以法；对内主要就是抓内鬼、蛀虫，每年都得抓几十个人，多数是开除然后上企业联盟黑名单，时不时送到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敲打一下。

干de得多了就有了很多见闻，为了保护朋友，就说一些他们所在公司以外的事，姑且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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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了，管理层级多了，再想像小公司抓的特别细根本不可能，于是就给了掌握一定职权的员工很多机会，而由于公司并不掌握公权力，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公司声誉，也不好声张，于是就在整个公司内部形成了关联甚广的腐败利益链。

企业贪腐要比政府容易得多。

比如某个欠了上千万人押金的共享单车公司，这家公司就完全没有内控机制，颇有些不把投资人钱当钱、有钱兄弟们一起花的江湖气。在急速扩张的时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表现得好一点，很容易就能成为一个城市的经理，就掌握了大量可以牟利的渠道。

比如吃空饷，共享单车这行需要雇很多搬运工和司机，一般都是非正式的零工，但是车子运不运、运多少、运到哪也不太容易看出来，尤其是这家公司，就连车子都不过一百来块钱一辆、连定位都几乎不具备，就更难以监督到底干了多少活。

于是但凡有点权力的都会吃几个空饷，有的比较狠的甚至一半以上是空饷，还动不动拿政府要求说事，搞出来很多临时性的用工需求，但实际可想而知。

比如左手倒右手，反正都要雇工，有的就找个朋友成立了物流公司，专门提供司机和搬运工，一方面可以掩护吃空饷，另一方面也能赚的更多，这套玩法已经“发扬光大”了。

至于弄虚作假、巧立名目报销等等就太常见了，把各种黑锅扔在政府身上，说是某某领导要求的、送给了某某领导等等，反正也没法查证。

甚至就在这家公司挪用大量押金、欠了关联企业巨额债务的时候，也没耽误有些员工从中牟利。有的人刚进来的时候啥都没有，干了几年都能在大城市全款买房，还开上了豪车，只是可怜上千万人的押金不知所踪。

当然，这种贪腐程度就算在企业也是极为罕见，一般企业还真没这本事这么抗造，不过很多公司严重程度虽然轻一点，但类似的问题基本都存在。

之前小镇提到过两轮换电，这事儿小镇也帮了帮忙，所以也了解到了一些事情，感觉很有普遍性，也未必是经手的人吃了，但不用心、不用力，导致企业利益受损是一定的。

这一行需要装换电柜，现在北京街头已经比较多了，装的时候需要与物业等沟通入场费、安装费等等，还要接电，这里面有巨大的成本和运作空间。

对于大公司的一线员工，更多考虑的是尽快完成铺柜任务，虽然公司对成本也有要求，但毕竟公司管理者没法那么细，而每个柜子情况不同，成本自然不同。因此，一线员工对于相关费用并不太在意，只要在公司给的预算范围内就行，甚至出于节省谈判精力、便于以后工作方便等考虑，有意识地多给钱。

干同样的事，大公司几乎是小公司成本的一倍以上，如果说这还是打工人不想为老板操心，那有些人玩法就多了。举个小例子，就说接电，根据位置远近不同，需要的电线长度截然不同，有的就会跟电力公司具体安装的人串通，虚报耗材牟利；还有的胆子比较大，把黑锅扔给政府，跟公司说，当地政府明确指定某某公司统一安装，但实际上政府只是推荐了一下，并没有强迫，而这家公司的安装报价很可能是市场价的几倍。

这些事儿要说公司不知道，那也不可能，但公司能怎么办呢？能给的工资确实不多，活还得下面人干，也就只能把这些事算成经营损耗了，至于损耗有多大，很多大公司根本不敢算，也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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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举的例子太接地气，再分享一些比较高端的文化人干的。

之前谈教材、作协等等，都提到圈子和人情，有很多时候利益的往来没有那么直接，而是互相给面子，今天甲推荐乙的作品上了教材，明儿乙举荐甲进入另一个圈子，大家“友好往来”。

这一套企业里玩得更直接，就不说公司名了，反正各家都有类似情况。

在大公司干久了，手里头总会有些资源，可能是项目也可能是经费，比如论证一个事需要请专家背书，请专家来肯定要给车马费、咨询费，请谁不请谁呢？又比如搞一个项目，需要外包工作，那给哪家公司不给哪家呢？

最近不少大公司裁员，裁掉了一些在公司里干了十几年的老人，有人很不满，觉得自己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公司这是“过河拆桥”，威胁说要干啥干啥。

然后朋友跟小镇说，公司也没废话，就给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好聚好散，按照法律规定，拿补偿金走人，或者也可以多给几个月不用干活专门找工作；二是直接把话挑明了，哪年哪月哪件事有啥猫腻，让公司损失多少多少，按照《刑法》可以判多少年。

聪明人一下子就知道怎么选了，嘟囔几句拿着几十万上百万的补偿金走了，继续换个平台讲自己的故事。

很多人批评政府这不行那不行，但起码政府的反腐机制是完备的，各个系统交叉监督，想要搞点事难度很高、风险很大。

企业号称市场经济、特别高效，但内部机制其实很混乱，人尽皆知的漏洞几年、十几年不改，也就是今年整体遇到危机，才趁机进行了大整顿。

比如上面提到的需要找专家咨询或者站台，完全可以通过机制进行解决，例如建立统一的专家库，搞一套评估算法体系，反正这也是互联网公司擅长的，把选择哪个专家或者外部供应商的权力由个人变成机制，再加上一些事后评估的机制，用不了几轮就能堵住大半的漏洞。

这种办法体制内早就用了几十年了，所以说学习体制内的做法是一条捷径，但不能只学皮毛，那肯定就唱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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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不是小事，昨天《久旱逢甘霖，一个难得的好消息》提到很多公司开始搞“降本增效”，但结果却唱歪了，要么“为了裁员而裁员”，要么把主意打到绿植和厕纸上，而对大量的内耗视而不见。

打破旧利益格局非常难，政府都很吃力，更不要说企业了。

但是降低内部损耗至关重要，甚至不亚于寻找新的增长曲线。

举一个小镇自己调研的例子，小镇自己搞装修，因为是通过某中介平台买的房，正好这家平台推出了一个新的业务，专门搞家装，看介绍很不错，解决了家装价格不透明、不确定性太多的问题，而且作为一家大公司，如果装修出现什么问题也能找到人兜底，所以小镇选择了这家平台的家装服务。

开始的时候感觉还不错，确实很专业，装修的每一项都非常明确，分了几百种情况，工艺、报价非常细致，根据房子面积和装修要求等直接就出来了最终报价，但最终价格让小镇大吃一惊，具体就不展开了。

后来小镇通过一些渠道了解了下，得知了一个非常有违常识的结论：报价明显更高，但是公司的毛利率竟然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扣去人工和经营成本，竟然可能还亏损。

装修的业主觉得太贵，公司竟然不赚钱，那这钱去哪里了？谁拿走了？

有一位开家装配件工厂的朋友对小镇说，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也找到他，希望他作为长期合作供货商，但是要求他把价格降下来，这位朋友算过，以这个报价，虽然成为合作商后，订单会更多，但是实在赚不到钱，也就拒绝了。

这位朋友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但起码有一定的参考性。

既然家装大件价格已经压到这种程度，为什么给业主的价格还这么高？

家装这么不标准、价格不透明、毛利颇高的行业，竟然大企业搞的亏损了，这谁敢信啊？

推广业务当然重要，但有些事儿需要在一开始就把控好，一旦规模起来了，原本灰色、黑色的利益链成了惯例，成了稳固的利益体，那就不好解决了，毕竟随便哪家公司也不敢天天把员工送进监狱吧，公司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建章立制，做好监督，公司更得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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