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没了，不是坏事

这不是说反话，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好事。

我们一直有一种固有观念，总觉得有什么是寄希望于长期，而忽略或者轻视了短期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与最近几十年接受的教育有关。

比如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和贡献，并认为由于剥削的存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

马克思的观点遭到了熊彼特的反驳，他说马克思的话就仿佛把天堂许诺在棺材旁边，他认为资本主义确实会灭亡，但不是马克思说的资本积累、剥削、两极分化等导致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太过于成功，由于资本主义极为强调创新，当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丧失创新能力，那代表资本的企业家就没有存在意义了，于是资本主义的代表阶级就灭亡了。

熊彼特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这可能是一百年、几百年的事；而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对上层建筑决定性，但这必然是更长期的过程。

但无论熊彼特还是马克思亦或者强调市场额能够自我调整的亚当·斯密，谈论的时间周期都太长了，以至于凯恩斯说了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基本指着这三位的鼻子骂，而凯恩斯也走了一条更加聚焦当下的思路，更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主动、短期调控。

思考下这些伟大的理论家的故事挺有意思，有助于我们换一个角度更好的理解当今世界以及不同国家采取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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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的成绩单，很多数据不多说了，以去年的情况，这都很正常，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人口的变化，中国比预期提前近10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当然，从数量来说，负85万还是正85万，对于一个庞大的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仍然只是量变，只是这其中的趋势非常值得关注。

对于人口问题，很多人非常关切，也有些悲观，不过小镇觉得没必要悲观，这或许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多少次人口增长停滞甚至大幅度削减，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长期的趋势、相信某种大势，那人口短暂的波动也不是不能解决的难题。

否极泰来，事物本身就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明确的坏消息反而有助于推动事物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几年人口红利提的越来越多，数量的红利没了，又开始说接受教育之后人口素质提高也是人口红利，但何必这么纠结于人口有没有红利呢？

人口红利说得直白点，就是一个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减去劳动力再生产的差值。在过去几十年，尤其加入WTO之后，依靠中国扎实的工业基础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保持了十余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整个东南沿海经济增长尤为迅速，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深深地嵌入世界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体系。

这就是人口红利的体现。就算现在，工厂工作条件有了明显好转，但是工厂流水线的加班仍然在挑战人的生理、心理极限，尤其是那些连基本保障都没有的日结工，连续干一晚上快递分拣，最终能到手的也不过一百多元，互联网的“996”跟工厂比不算什么。

看起来互联网公司更加高端，什么“赋能”“变现”“裂变”“迭代”的黑话令人不明觉厉，但实质还是堆叠人力，前些年各大平台疯狂扩张，很多公司在短短一两年里员工规模翻番，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也导致2022年出现了普遍的裁员潮。

人不是物，岂能用红利形容？更何况所谓的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很严峻。

今年就需要妥善解决的房地产危机，未来几年需要完成转型的政府隐性债务、城投债危机，再长期必然面对社保养老问题，前两个暂且不说了，就说长期的养老问题，有很多悲观分析，但实际上对养老难度的预期还是小了。

目前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2%，60岁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有20978万人在65岁以上。

即使假设劳动年龄人口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社会劳动，从账面数据看，也意味着当前每3个人要养1位老人，即使这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2017年测算，中国社保资金或在2029年出现赤字，从目前情况看，可能还要更早一点。

任何养老体系都有寿命，而且中国毕竟还有强大的国有资本，没必要对此过于担忧，但前提是我们能够真正面对问题。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全体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20.04%，根据农村户籍人口折算，农村60岁以上老人数量至少在1.6亿人以上。

这些人有多少纳入到社保体系了呢？纳入的享受到的养老待遇又是城市户口的几分之一呢？这还不与双轨制的另一条轨道进行比较。

换言之看上去账面数据是3个劳动人口养1位老人，但实际上大量农村老人自力更生或者靠孩子、亲戚救济，目前真实的比例或许是4：1甚至5：1，但即使如此社保体系已经面临极大压力。

由于缺乏数据，仅做一个粗糙的计算，2021年社保基金支出62687亿元，假设全部用于养老支出，而2021年中国养老退休金平均为每月3000元，折算约有1.74亿人领取了养老金，与近9亿劳动年龄人口对比，恰为5：1。

但是未来呢？

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长，而随着中国近几十年加速城镇化，中国社保覆盖水平的提升，未来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有一组数据：

2021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48074万人，扣去离退休的13157万人，参保未领取的职工为34917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有54797万人，扣去实际领取的为16213万人，参保未领取的为38584万人。

两者相加为73501万人，而据2022年6月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全国就业人员为74652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就业人口参保率已经超过98%，当然一定有偏差，但绝不会太大。

正是因为如此普遍的参保，才让社保基金实现了逐年增长，尤其2021年基本养老、事业、工伤保险三项收入同比增长34.6%。

未来已经很清楚了，交钱的人已经基本到了上限了，虽然有很多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没有按照规定额度缴纳保险，但以目前的经济状况，让他们足额缴纳也不太现实；而未来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社保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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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

现在很多人把解决或者缓解养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技术的进步、海外市场的开拓，又或者简单粗暴的延长退休年龄，但这三个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技术的确可以大幅提高社会生产力，尤其我们正处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第二次跨越，非常值得期待，也确实将创造更多、更高收入的就业岗位。但是我们真的就有100%的把握突破美国的封锁？

更重要的是，技术越发达，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聚集，虽然蛋糕确实大了，多数人也能分一杯羹，但马克思已经论证非常充分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必将损害整个社会。

海外市场的开拓也有类似问题，而退休年龄的延长也是有极限的，需要考虑社会的承受力，短期内提高到65岁已经到极限了，而且还要考虑恶劣的就业环境，就算人想继续工作，就真的能工作到65岁吗？

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分配问题，不要什么都寄希望于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攀升等等，这些的确可以大幅增加社会财富，但不解决分配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生孩子。

有很多专家论证如何面对新生儿不足问题，这有什么好论证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那就是想尽办法让人多生，生多了自然就解决了新生儿不足问题。

从北欧国家经验看，有效的干预完全可以提升总和生育率。如瑞典在1964年总和生育率达到2.47，到1978年跌到1.6，1990年回升到2.13达到更替水平，1998年跌到1.5的最低水平，但随着鼓励生育政策力度的加大，2010年就回到了1.98，并且长期保持1.8左右的水平。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能够保持1.8的水平已经足够了，这也是这几年人口政策希望达到的水平。

坦率的讲，完全有办法实现，但前提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调节财富的分配，将经济的发展成果由多数人共享，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比如把投给城市的拿出一部分给到后发展区域，在一二线大城市就算每个人补贴10万、20万也无法有效刺激生育，但是拿到农村、小城镇呢？不要总指望高学历的人多生，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新生儿不足问题，人口素质的教育完全可以通过后天补足，中国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比如推进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改革，以个人所得税尤其是非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为重点，不能让个人所得税成了打工人专属税种。

又比如加强金融和税收监管，对高收入重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遏制和打击，一个薇娅偷逃税款就能罚13.41亿，都够生产两架J-20了，更多的呢？

以中国14亿人口的规模，未来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而发展服务业的前提是普通人手里有钱。一个有钱人就算坐拥几十亿、几百亿，无论生活多么奢侈，能够享受的服务终归是有限的，纵然一顿饭吃10万，一天又能吃几顿？

只有让10亿规模的普通人收入明显增长，经济才运转得起来，才能支持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循环。

坦率地说，我们在鼓励生育的投入仍然极为有限，这才是生育始终上不去的关键原因，基因的延续是生物的本能，生儿育女更是人类的天性，怎么可能区区十几年就突然没了。

说到底，不过是被现实压制了，就如同在现实的重压下不得不选择内卷、躺平，但本心真的愿意如此吗？

对于正在遭受严寒的人，以最快的速度雪中送炭才能挽救生命，而不是讲再过几个月春暖花开就不冷了，到时候还有鲜花送上。

共同富裕、调节贫富差距，就是严寒中最需要的那块冒着热气的炭火。

倘若能加速这一进程，人口红利的失去，何尝不是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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