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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主讲人 Shawn Chan 4月4日在路标读书会的第二次讲座的文字稿，讲座视频已上传B站“路标Pathmark”。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跳转到bilibili观看讲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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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原因，这里面对于歇斯底里和精神症/精神病的解读仍不足，精神病我以后或者会专门讲述，或者大家自行找资料阅读。同样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的外文和代替词汇较多，见谅。本文和上一次的各种症状结构划分有关，本文例子较多，可以借助例子理解。建议点开每个部分的音乐，边听边看。
“好吧，你无所不能，那你为什么要让我以如此无意义的方式受苦呢？”难道天主这些雷电般的言辞，不恰恰把所有更加明显的东西，化为他的沉默，回答的阙如吗？因此，如果说这就是约伯的感受和使他保持沉默的原因的话，那么：他既不是因为被天主的无处不在而压倒、也不是因为他想要因此而发出持续抵抗的信号（即，强调天主回避约伯的问题这个事实）才保持沉默的，相反，约伯之所以保持沉默，乃是因为，在无言的团结姿势中，他感知到了神的无能。
天主既不正义，亦非不义，祂只是无能而已。约伯突然理解到，在约伯的灾厄中，被试的不是他，而是天主自己，而天主输了，输得很惨。甚至更尖锐地，我们难免会因此而冒险提出一种彻底年代错误的解读：约伯预见了天主自己未来的苦难——“今天是我，明天就是你自己的儿子了，没有人会为他出手。如今你在我身上看到的，即是你自己的受难的预兆！”
1.
赤裸生命需要的
对安提戈涅，也是对赤裸生命的解读决不能陷入一种定义——即把非人的东西重新定义为人——正常人，普通人，或者其他什么样的符合规范的人。即便朱迪斯·巴特勒的具体政治立场与一般的自由左派无异（乔姆斯基亦然），但是她对赤裸生命的解读一针见血，赤裸生命（她解读为precarious life）是不能被定义的，一旦确认了赤裸生命是什么，那么赤裸生命的厄运就被「普遍化」——所有人都将会因此而面临这一命运。所以说，因为赤裸生命受难，就想着将他们变为某种规范化、合理化的人，还是掉进生命政治：为了生命，既可以无限度地保存生命，也可以为某种别人而牺牲。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生命政治的附属——menschenrechte的呼吁不也是这样吗？现代所有的menschenrechte实际上都在主权框架之内，menschenrechte政治恰好是一边保护、又一边制造赤裸生命的过程：不断地制造战争和其他灾难，却要求人们捐钱或者日行一善来改变——这里唯一的改变就是不变。因此，上面图片的淫秽之处：先有xx再有xx的阶段论，还有和谐共赢的幻象，确实是典型的男性性。本雅明对于纯粹生命（mere life）的解读恰好不是要保护它，而是它的gewalt就是没有什么可牺牲了——神圣gewalt是少于无的gewalt，是在寂静处的爆发。而且，神圣gewalt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它是打破循环的，这种纯粹生命恰好是事件性的，这是绝对的：放弃那种多元身份的强迫症，反而要成为少于无的某个“物体”，即穿越幻象的活死人，藏在人深处的非人，那个不可测的内心的声音回响。所以，革命者不是英雄，而是「地底泥」，是一个失去生活、被生活抛弃的人，是一个比普通人更低级的「人」。唯有伫立了这样的思想，才能逃脱普通人叙事——拒绝好日子主义的诱惑，拒绝所有对于未来美好的「田园状态」的诱惑，向往好生活只是一种维稳工具（只是向往者不自觉），因为好生活不是从天而降的（从天而降的是襁褓，也是限制），而是有了权力关系，才决定生活好坏，这是瞬息万变的。革命也从来不代表会带来好生活，这不是先苦后甜的诺言，而困难总是如影随形，所以革命者应该时刻有这样的觉悟：ready to suffer。
2.
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得找到一个示例——那就是约伯。约伯介乎安提戈涅和尔萨之间。我们在《政治正确来到梵蒂冈》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天主教是强迫症的：因为人不如dieu（全能），而且它总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光环之下赎罪。可是，在《约伯记》里面，一些讲求修道的教徒甚至怒斥它为邪典，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约伯记》是邪典，那么在圣经里面，所有人和神的冲突或者矛盾都要踢出去，那么，尔萨对于dieu——圣父的埋怨就更应该被踢走，圣经里面大量自相矛盾的话剔除，那么圣经就变成白纸了。约伯这里也同样有着埋怨。而且，我们如果坚持某种一神论的姿态，就应该明白为什么对约伯的降灾就是dieu“亲自”做的：除了祂之外，没有别的神，魔鬼其实同样出于dieu，而魔鬼（实则是dieu分裂出来的恶）对约伯的试探，恰好是对dieu的试探——如果约伯放弃了对神的信仰，那么dieu就输了。可是，比这更可怕的是，约伯坚持自己的受难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他本不该接受这一灾难，他无罪而称义——那么dieu-魔鬼降灾与祂，岂不是不义的？而他的三个朋友，其中包括富含理性的神学家（恰如天主教的理性神学），这时候实际上失去了理性——他们只知道灾难是坏的，幸福是好的，而全然把约伯的表象——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当做罪人，忽视了约伯的工作（job of Job）：他即使到这时候还认为自己是义的，所以它受难无意义（约伯三友认为受难的意义就是有罪），而且，他也不怀疑dieu的大能。我们在这里对约伯的解读的关键，不在于点明dieu和魔鬼、善与恶的同一性，也不在于约伯反对他的朋友，而坚持自己为无罪。关键是，最后dieu现身并且赐福说明了什么?福利爱好者会说这就是dieu试炼约伯的奖励，而一些“朴素无神论者”则会说dieu不义，应该抛弃祂。dieu确实心虚了，这实则是对dieu的试炼，可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抛掉dieu”，而是dieu即使看着魔鬼降灾，约伯却仍然不为所动，祂不得不出来。祂首先说明自己的大能，如何维持自然运转，可是，这里滑稽的一点就是：祂有如此大能却不在一开始就拯救祂的忠实信徒，最后才出来，像是领导走过场一样的，而且最后祂的举动坐实了一神论里的无神论——dieu因为约伯的义而给祂赐福，然而，约伯在一开头不就已经享有这些了吗？这或许说明福利爱好者同样爱好剥夺，甚至像受虐狂一样，享受先苦后甜的快感。而约伯也不像“朴素无神论者”约伯那样拒绝dieu，最后他坚持而得胜——也是这时候他才真正地称义了。所以，相比起一些简单的拒绝dieu的无神论者，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无神论，就是镶嵌于基督教乃至前基督教之中——在一神论里面，dieu仿佛是个不存在而又无处不在的“人”。除了我之前写过的创造论，即dieu因为无法掌握自己的创造而隐没，还有无论dieu如何操控，我们也无需假设有个操控者，仍然能够自由运作（人是dieu的自我意识）。约伯记结尾的这一解释也是通向大他者不存在的解释：dieu就是大他者，我们的信仰、人的精神总是停留在象征界、那么大他者总是能被回溯出来，dieu如何赞颂自己能够翻山倒海，也能够给约伯赏赐，可是祂从一开始就不出手，而且即使祂不出现，自然也在运作，即使祂和魔鬼不出现，约伯也能享有自己的家园和财富，反而魔鬼出现还搞砸了。这就更显示出dieu的无能。这里的无能更接近于无奈，因为从大他者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三种对待大他者的主体姿态：另一个例子则更表明对大他者的迷信。麦克白听到了女巫的预言，以为自己取代邓肯就是命运，所以谋权篡位，最终只落得个悲剧下场，这明显也是大他者的戏弄：不存在这样神奇的命运预言，只是迷信预言的人以为自己命运如此，结果自己去把预言“实现”了。拉康曾经断言犹太教从一开始就是无神论的，在当时外邦人看来，相比于多神信仰，犹太人的一神论不允许建立偶像，他们实际上是无神（anti theo）的，但是，后来天主教设立神学（theology），禁止教会外的信众解读圣经，就难免回到有神论里面。直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突破了这一禁令，基督教的无神论才重新活跃起来。如果把约伯看作一神论的无神论的第一次宣告，那么他也“预言”了尔萨的受难，就像公民身份恰好预言了更普遍的赤裸生命，而约伯的埋怨其实是“如今你在我身上看到的，即是你自己的受难的预兆！”，dieu因为约伯的坚韧而感到羞愧，但是，祂的死亡还会“再来一次”，那就是尔萨，尔萨也符合弥赛亚的预言，可是祂不等同于某种无所不能的救世主，更不是“福利国家”，而是祂代替dieu再死了一次，这仿佛就是约伯命运的后续。所以，我们在这里回到精神分析，实际上，尔萨的受难也是一次分析，祂代表的是穿越幻象——祂就像一个活死人那样悬挂在十字架上。3.
穿越幻象：
僵尸，顾名思义，就是一具尸体，但是它却复活了，它这个时候不是永生，而是失去生命之后，却又“活”了过来，它就是不死的状态，更准确来说，它不知道自己死了。在乔治·罗梅罗的《鬼作秀》（creepshow）当中，一个男人在生日被妻子和孩子杀死，于是这个男人在生日复活，变成僵尸，杀死了他的家人，只是因为他想吃上那个还没吃到的生日蛋糕。另一种意义上的僵尸则不是指僵尸自己，而包括了僵尸的伴侣。例如一个著名的“三个愿望”故事，即有个男人（总是男人开始的）获得一个玩偶，那个玩偶能实现你的三个愿望，于是男人许下第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获得一百万，结果他银行账户收到了一百万，但是他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儿子出车祸而死，这是保险金。男人心有不甘，便许愿让儿子复活，可是，它的儿子复活了，却是一只狰狞的僵尸，它只知道吸血而完全不认父母。最后一个愿望则是妻子许下的，她让儿子安息，这时悲剧才结束了。另一个故事也从男人开始，就是日本的创世神话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两者是创造日本人的神祗。伊邪那美难产而死，到了黄泉，于是伊邪那岐到黄泉救自己的妻子，可是，他看到了下黄泉的妻子，也是像个怪物一样——满身长满了蛆虫，他立刻吓得掉头就跑。雪女之类的女鬼艳遇同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倒错的结构。即男性（阳性）听从大他者的愿望，希望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可是却被大他者的欲望吞噬，但是受害者却不是自己，这往往是被一种阴性的恐怖。实际上这是凝视角度上的倒错，正是这个凝视者造成了悲剧。那么，僵尸之外就是活死人，这里我们依然可以搬出安提戈涅，乃至她的父亲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发现自己无法逃脱命运，于是刺瞎双目，安提戈涅和丧失殆尽的约伯则不需多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还活着——还没有经历第一次死亡，却经历了第二次死亡——仿佛自己在世上已经死了，完全无法获得自己的位置，变成了一个旁人无法接受的“怪物”。卡朋特的杰作《怪形》（the Thing）也是这样，孤独的极地看守员的身体内长出了恐怖的怪物，而the Thing这个词更是个巧合——他们就像是没有被阉割的原质，是不可象征化的硬核。所以，穿越幻象所得到的，就是让人直到自己的内在的非人——你其实也是这么个怪物，这里就击穿了所有善的面纱，而直接面对人的根本之恶。根本之恶不一定有多坏，它只是意味着人活在世界就是不断受难——相比于动物，人进入了象征，就意味着死亡的到来，而人处在这两次死亡之间。这同样意味着原乐的丧失，那些把幸福、和谐当做目标的人，往往会像渴望阳性享乐的人那样，陷入了倒错结构，这其实意味着不能把幸福这样的东西当做目标，幸福享受只是副产品。而最重要的就是，在穿越幻象之后，则是行动（act），行动它同样是自由的深渊——恰恰是污点才会被象征化，恰恰是这种深不可测的未来，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意识到自己的恐怖命运，才有这种扭转的机会。根本之恶意味着是人生存的坏，也意味着人本身的堕落，可是，诡异的是，正是人堕落了，才有可能得救，这就是基督教的遗产。从恶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继承更为有力。相比于荣格对于神话的原初状态的「分类」，或者是安娜·弗洛伊德开启的庸俗的迎合社会的自我心理学，拉康以另一种方式说出了精神分析的危险：那就是精神分析的终点——移情。正如穿越幻象意味着坏，移情就不再需要以善为目标——超越善，而只是针对恶，乃至是根本之恶。移情一般会被认为是“疗愈”，是对于精神症状的治疗，可是，这种移情的“成功”，却是失败的。因为移情表达的同时理性的诡计——移情总是不成功的，作为像大他者那样的假定知道的主体，分析家所能做的就是悬置自己，让分析者自己看到人就是一个糟糕的东西：你得面对自己，你不是一个体面而理智的人，而是那个无法自控的东西（the Thing）。这就是父亲或更糟——不要选择父亲的善，而是选择根本之恶。一个完全独立的东西，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保障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最恐怖之处——ta在穿越幻象之中能感觉到绝对的自由，也是绝对的危险，无处可逃。那么回到两千年前的那次移情，尔萨恰好不是分析家，但是祂确实代表了一次集体的移情，Chrétien在这时候确信dieu死在十字架上了，人的堕落因此而得救。首先，尔萨代替所有人赎罪，可是，这里还是会陷入天主教的强迫症，即人有罪，所以要不停地赎罪；其次，尔萨受难彰显的是恨：天父也无法拯救我，祂也是那个假设全知的大他者：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于是祂能给人的，就是祂的儿子和爱。这就是齐泽克提倡的基督教无神论的独特之处，这里不是人走向dieu，而是dieu之死促使dieu走向人。这里也继承了马丁路德的新教遗产，相比起赎罪券，人在这里对dieu的做工，恰好不是赎罪，你相信主，那么就已然得救了（因信称义），可是，约伯听到的“福音”反而是灾难，信众在这里首先得到的是祸，就像约伯和尔萨一样。dieu无法干涉祂的造物，祂只能无能的看着灾难继续下去，这里能做的就是“亲手自救”，正是在这儿荒芜的世界里面，在这场灾难当中，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才是人对dieu的恩典。无独有偶，鲁迅也曾说过“于无希望中得救”，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恨之爱，在灾难之前绝无拯救，在祸之前无法得福，在这种恨之前，也无从寻找坚持到底的爱。4.
在灾难面前，
之后，我们便要从尔萨延伸到保罗——他拒绝因律法称义，并且认为“爱是最大的”。因此，我们还是要面临法的问题。我们可以蹊跷的发现一种特殊的「背叛并继承」：一对是齐泽克和黑格尔，另一对是保罗和尔萨。在不少自由派怒斥的黑格尔的极权主义那里，穿越幻象和行动的伦理恰好有两种形象，而且正好对应上这些「善良的批评家」。优美灵魂就是看不惯世俗邪恶的人，但是他们发现邪恶无处不在，也不敢为此承担责任；而在判官那里，他就像是一个完全被孤立的人，他为此完全明白自己的责任，并且为此裁决。现在反极权主义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美灵魂，他们擅长批评gewalt和反gewalt的gewalt，可是他们绝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齐泽克对黑格尔批判的最大价值就是重申世界之夜，只有在此之上才会有行动的出现，正如在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的波吕涅克斯之上，才有了安提戈涅的无（nothing）之行动。而能够改变世界的人就只有两种「极端」：一是代表了存在的秩序，为了保证僵化而失灵的机器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依靠的是禁令。而另一种则是代表了事件的秩序，即广义上的коммунист：他们亲自执行一切行为，不管到底是怎样的后果，他们都为自己所做的负责——这不只是血腥和恐怖，还有专政。有些人看到dictatorship就立刻想到独裁，专政不是独裁专断，但是，他确实不是「好东西」，因为这种激进立场就在于完全摊开一切矛盾和gewalt。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仍然有国家，有法律，仍然有一定的货币和市场，它不一定就是后资本主义的，但是，只是斗争不是战争，不是争夺而是让其消亡，这些bourgeois法权肯定是存在的，不面对他们就无法过渡到后资本主义。我们不同于不敢承认自己维持的秩序是gewalt的自由派，也不是只懂得禁令的保守主义者，而是我们不需要想象一个完美的社会——那些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纯洁社会，不就是在继续保持邻人的距离吗？我们之所以还会承认专政，其实就在于我们要面对邻人：它是面目可憎的，这样的社会总是会失灵的。所以社会的「大众」，实则是资产阶级和服用纯粹意识形态的中产总是把Ces dames rémunéré工人视作法治之癌，这当然是非常「理性」的，因为他们扰乱了正常秩序，侵害了正常人，使社会无法运作（虽然工人也是社会的一个齿轮）的那个阻碍，无论多么同情穷人的人也不一定能面对这些「人」，当然也无法理解他们恐怖为什么是理性的。所谓的“一分为二”，从一开始，“一”就是“分为二”的。“一”是借助分裂而出现的。起初是一团混杂的多样性，然后一”借助分裂而出现。“一”的意思是：“我是甲，我不是乙”——它永远是分裂的。我不认为（许多欧洲民粹主义者认为），我们要忘记宏大意识形态，相信“老百姓”，聆听他们的心声（恐惧、欲望、利益）。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混乱时代，老百姓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看看生态问题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情况十分危急，可是“老百姓”给不出什幺答案。其实我还要更悲观些。要是看看西欧，问一问“老百姓”，或者搞个公投，几乎所有国家的多数“老百姓”都会说“移民太多了，赶走他们。”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民粹主义的“more than everything”，似乎只需要凝听大众（保守主义）就是好社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类的“超越善”：一个朋友曾经在欧洲旅行，他碰到一个好客的德国人，他充满了好人的特征：对人和善，健谈，有体面工作，支持福利国家，但是，他的恶在善之间暴露出来：如果难民来了，他会拿起机关枪把他们全杀了。这里的好人和我们所说的穿越幻象乃至行动起来的活死人是不是差得远？他们根本无法面对难以忍受的邻人，“比较好”的做法则是学习文化多元主义来把邻人圈养起来，这难道不是“温和纳粹”的集中营吗？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更明白人到底是何等可怕，这样才有可能看到邻人——自己和邻人并没有区别，平等主义在这里如此运作——不是我们可以“等高等大”，而是我们都将会变成赤裸生命，因此我们才是平等的。除了重复主体对他者负责，还应该说明一点：不是这种平等不是「先富带后富」，主体更强所以才帮助他者，而是我们都「衰到贴地」了。面对大众保守主义，коммунизм的伦理就是不要向善低头，只有恶打开了行动的空间，在恶面前已经无处可逃了。这里便可以想到老版蜘蛛侠的一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仍然有种隐隐约约的生命哲学：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是平等的，就是因为我能把你拉到和我一样强大的水平，哈哈！说句公道话，老版蜘蛛侠更能体现一种「下流社会」的生活，而没有超级英雄的洋洋得意的心态，老版第三部更体现了蜘蛛侠自身的分裂。但是，在最新版蜘蛛侠那里，穷记者变成中产家庭的学霸，还有大公司老板（钢铁侠）帮他改良装备，为了帮助主人而和反对监管的美国队长作战。这就完全变味了，这难道不是让蜘蛛侠变成working class hero吗？相比之下，漫威里的the Real working class hero反而是美国队长，说实在的，除了身体异常强壮，CA并没有太强的能力，但是他是懂得团队合作的，而且他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那个判官，不管情况多么糟糕都要顶硬上，一力承担。在他和旺达在任务中不小心造成平民伤亡之后，CA仍然拒绝国家监管——自由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为自己负责，哪怕造成灾难，我也还是要坚持到底，带领自己的队友来抵制监管。至于钢铁侠则很符合硅谷式的新自由主义伦理：风趣体面，科技男，并且一边为国家的战争补锅，一边为国家妥协。如此这般，明显CA才是梭罗精神的继承人，但是，梭罗和安提戈涅并无二致，在大他者给予的“自留地”面前，civil disobedience之类的运动能发现创伤性内核吗？ 5.
最后我们要“间离”一下，即从这些容易变成谈资、文化资本的事例抽出来，而指出行动的效果。神圣gewalt不只是无声的爆发，而更是爆炸声——那个隐藏在身体里面的驱力——声音客体。我们在意识到这种内在于我们身体里的驱力，它是一个逃出主体的东西，但是它又会再一次返回自身，只是祂这次是激情——实在界的疯狂。那些只懂得象征是“虚构”的人很难理解拉康对于实在界的挖掘：象征不只是象征，它意味着破缺，当力比多运作到外部的时候，精神——这个被虚构的结构就已经和“物质”连接起来了。所以，“真实界入侵”就是革命的展现，就是这种激情，象征界就已经意味着物理世界的存在，只是这里先是客观世界的精神化：理论化概念化是精神对物质的运动，而行动本身很大程度上是说不了的，做就是做了。基督教比起犹太教更进一步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只是像约伯那样倒逼出dieu的无奈，而且，它还用一个肉身（尔萨）来击破了这一虚构的结构，这就是其激进之处。所以，与其温柔地说明gewalt会创造什么，不如说，gewalt的创造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神圣gewalt的破坏与创造看似是两者，却就是一个。正如正题和反题的合题不是和谐，而是这二者矛盾的深化——死亡驱力进行到底，它的破坏也一直到来，神圣gewalt的作品就是破坏本身。它不代表善，而只是消失（基督教是已经隐没的dieu的再一次死亡）。即使它随灾难而来，也确实自身创造了灾难，也会继续下去。无论它创造的是什么，它都已经诞生了，我们无处可逃。dieu所给的恰好是灾难（也是一种恨），但是也是爱（因为除此之外，dieu再也沒有什么可以给了）。爱在这里并不轻松，而是不管这个灾难是不是我一手造成，我也将此当作是我自己造成的，这不是对自己负责，而且是对和自己一样——一样失落而无助的邻人负责。所以，约伯在希伯来语里面是怨恨的意思，但是在现代英语里面却是工作。约伯的工作不只是怨恨——怨恨是一种劳役（labor），而工作（work），即主体自己的行动才是爱：爱的工作不是天主教般的“人走向dieu”，而是dieu放弃了，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观众，观看各种人的受难，人和dieu的互相赎罪（真正地和解）就是dieu走向人。在精神分析治疗当中，分析家就像大他者一样，作为“被假设知道的主体”，也已经失去作用了，主体的精神治疗现在更依靠的是戏剧，以及字面意义上的行动。精神分析在这里可以视为一种存有论的哲学，那么，象征秩序意味的就是律法。但是，这里不等于字面上的法律，就像我上次所说，这里的律法像是道德一样，是人们在做，却意识不到的东西，而且，律法和自然一样，人们以为它很厉害，但是it doesn't give a shit。我们用人的角度来解释（例如人化自然），可是，它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人来解释，它自己就能运行，人对于立法和支撑表面法条的内在的律法的希望，通常都是多余的。比起这种正是空白，非常自动的东西，它是不会犯错的：它没有对错可言，它自己就在那儿。但是，人本身是有差错的（误认），与其说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不如说我们一开始就在犯错了，这种不停犯错，不停偏离的否定性就是真理，拉康的又一反直觉论调就是这样：不是上当者才犯错，而是不上当者犯错：真理就在错误之中，产生在自己的困境里面。如果说象征秩序像是律法，那么，分析家——行动的召唤者则像是先锋队。先锋队必然性是因为行动需要集中，可是，它其实不是答案，而是难题，而且这个难题也在所谓的“反先锋队”的人身上，他们像是精神症般的拒绝先锋队，但是先锋队到处都有：这或许不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去中心化与多元化的组织置换就能够解决的，一旦出现代表与被代表，一旦出现行动与思想的身体分离，那么阴魂不散的米歇尔斯和他的“寡头统治铁律”又重新出现了。组织内部的结构决定了组织成员的正式权威，而支配组织资源的专家知识则潜在决定组织成员的非正式权威。 面对特定的危机，组织何去何从的理解以及解决方案则只会通过权威的比拼强迫领导者选择——而这一切的斗争与比拼，又彻底与组织外的群众无缘了。我们从老生常谈的“宫廷斗争史观”就可以看出来。
简而言之，即使没有先锋队，也会有各种“先锋队”的难题，这说到底就是领导权的问题。更为诡异的是，所谓的去中心化也隐藏着上行下效的科层制因子。如一些ngo自称扁平化管理和非牟利（非商业化），乍一看这些ngo是没有代理人的，但是那些能够话事、掌握ngo信息的人，却有着比起董事和经理更大的权力，（详见员工「债」生产——NGO私企化导致的去公益化）这些问题难道是不提及或不“情愿”建立先锋队组织的人能逃避的吗？
当然，所有人都是承认革命的第二天先锋队就会消亡，只是我们更注重的不是第一次死亡，而是第二次死亡：不是拒绝先锋队就不存在这样的组织，正如不是拒绝dieu，就真的“没有dieu”。比起江河日下的各种传统宗教，当代最强大的宗教是拜物教。那些自称无神论者的人，却在资本主义中崇拜另一个dieu，所以我们现在重提先锋队，或许不是从它的建立，而是从它的消亡说起——从未来回溯到现在。所以，“最后的斗争”不该解释为终结，而是在这“最后”之后，我们反而能重新开始。拉康最后的研讨班名字《再来一次》就是机缘巧合，他解散了自己的“先锋队”：弗洛伊德事业学派(ECF)，最后就是新的开始。我们还可以区分三种开始的状态：我们在此的分析也是“综合”，只是我们不是先分析后综合，而正是一分为二：综合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是回到世界之夜——在莫名的恐怖之中重新划分，所以，我们这里的综合实则是视差，是从多到一，在已有的基础上重新发现具体普遍性。布洛赫的“尚未”仍然是拖延的，就像老改良主义和“永续社运”一样，可以一直等待弥赛亚，那就等于永远都到不了。所以弥赛亚不是没有来到，而是已经降临——而且死了，保罗对于尔萨的复活恰恰不是僵尸般的复活，而是祂“到天国去了”，就和dieu一样孤悬海外。很容易看到，否定神学的终结就是dieu之死：尔萨只是再一次确认了这一事实，我们所拥有的只有圣灵（holy spirit），即弥赛亚之死才能让我们明白：即便来过，死去的弥赛亚在我们心里复活——我们也得重新再来。在超越善之后，在面向恶的行动当中：我们的重临是拯救的爱，这不是遗弃，也不是逃避，而就是坚持，这是恨中之爱，是废墟之上的坚持。这里是残忍的，也是对自己的残忍，这样才会明白爱和残忍的关系：爱甚至要让“我自己”进入圣灵，即保罗所说的“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在这里“我们”是作为复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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