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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飞 | 雾中之镜：阿兰•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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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enjamin Noys
译者：四乃山ポルカ
文章来源于Anarchist Studies, 16 (2). pp. 107-120. ISSN 0967-3393。
简介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是其作品被当做后无政府主义源头的当代众多理论家之一。这篇文章通过关注他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潮流持续的批评来质询这一身份，他的批评主要来自于这些运动并没有充分地与政治权力困境建立联系，特别是没有突破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政治形式。虽然问题重重，但这些批评与“行动的运动”（movement of movements）中现有的讨论相融合，开始解决寻找使运动持续下去的平等主义形式实践。这些讨论带我们走向这个常被忽视的问题：后无政府理论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普遍认为，近年来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在复兴，特别是1994年的恰帕斯运动和1999年的西雅图起义后出现的“行动的运动”。David Graeber曾诗意地总结道：“无政府主义是行动的核心，是它的灵魂，是它最新颖和最有希望之处的源泉。”（2002：62）对无政府主义实践的重新关注伴随着对无政府主义理论重读。在这一点上，人们早已注意到，包括德勒兹、加塔利、福柯、朗西埃等一系列哲学家的作品和无政府主义的主题与手段之间有着重要的相近之处。这两个事例中（特别是第二个）的一个显著事实是，作为明显标志的无政府主义是普遍缺失的。似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敢言明自身名字的政治。这种缺失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正在重建当下无政府主义的信誉。正如Saul Newman所言：“也许无政府主义可以成为当代激进政治中隐形标志。”(2007: 12)实际上，就像他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定义后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产物，用以建立当代激进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构成性外部。
为了更好地处理这一论点，后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通常会采取双重行动。首先他们认为，当代被认作是后结构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理论，在经过修正的无政府主义视角下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虽然这些理论仍依附于残存的马克思主义，或政治涵义模糊，但融入无政府主义后它们可以变得真正激进。以这种方式，来挑战阶级阐释的首要性、反抗国家的统治，然后延伸到力的微观政治，融合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实践。其次，这些理论容许我们去清除“传统”无政府主义中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证实主义残留。后结构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允许我们使无政府主义摆脱它原有的假设，那种假定有一套“基本的”人类品质或规范来规定了自然的/真正的政治。通过这种方式，这些理论为无政府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即“拥抱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拒绝本质主义身份和本体论基础”（Newman 2007:16）这种后无政府主义的综合体通常与运动中去中心化与分散性的实践相联系，这种新的政治与社会创造超越了传统无政府主义的限制。这样，使无政府主义的隐形标志明确的叙事就被构建了出来。有的批评家认为，这种看似有说服力的叙述往往会将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深度扁平化为“本质主义”的陈词滥调。(Cohn,2002)。
然而我所关注的是以一种顺畅无忧的叙事运作的后无政府主义，声称要同时将对立与冲突注入政治。我想通过关注一位已经开始被后无政府主义同化的思想家——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激进主义者阿兰·巴迪欧，来表明后无政府主义的形成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我选择巴迪欧的原因是，尽管他的理论与无政府主义和后无政府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也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声称无政府主义无法处理权力的复杂性和现实性。巴迪欧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键问题，而它们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首先我将考虑巴迪欧被认为对后无政府主义有吸引力的原因。这将涉及对巴迪欧本人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演变的讨论。我将特别关注他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评论，他将这场工人起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相融合。其次，我将更详细地考虑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这些批评与其说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本身，不如说是对那些影响了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潮流。最后，我想研究巴迪欧的批评在最近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环境中得到何种回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场新的论争正在兴起，内容是我们可能通过何种手段来实现和维持平等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形式。因此，我的方法不是要直面后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要回答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认为巴迪欧是一个后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相反，通过观察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我想回到考虑后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无政府主义实践之间的联系这个经常被忽略的困难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
乍一看，阿兰·巴迪欧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被后无政府主义同化的人选，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形成。1在20世纪60年代，他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学生，他的早期工作是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发展美学和数学理论。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巴迪欧在五月风暴中变得激进，但他没有采取自由意志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确切地说，他是毛派组织“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联盟”（UCFML）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从未奴颜婢膝地对待过xx的“官方”毛主义，并对当时在法国建党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这使之成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极左组织。然而，它对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风格的活动保留了相当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谴责和不懈的批评。该组织于1985年解散，包括巴迪欧在内的几名激进分子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Organisation Politique（OP）1。这个新团体延续了激进政治的道路，但更坚定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后政党组织。
在理论工作方面，巴迪欧于1988年发表了他的巨著《存在与事件》，并于2005年译成英文。这部厚重的著作通过部署数学中的集合论来捍卫哲学的现代工程。正如该书的书名所示，巴迪欧不仅关注描摹事件的样貌，而且关注它的可能性：与现有情境的规则和结构彻底决裂。他将政治领域与艺术、爱情和科学并列为四个可以发生事件的领域——这意味着他对1917年的革命事件保持着忠诚。同时，在他自己的政治实践里，以及在各种书籍、论文和发言中，巴迪欧既坚持要修正旧有的政治模式，也坚持要不断地对当下的政治进行讨论。
他的短篇《Ethics》（2001年）是对他作品最好的介绍，他对意识形态上滥用"伦理学"为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统治提供理由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不同寻常的是，巴迪欧在他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激进主义之间保持着对话，这种对话在1968年5月所投入的政治希望的消逝以及911和“反恐战争”后日益反动的知识分子转向的背景下，一直持续着。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不妥协，使巴迪欧成为在重新思考当代激进政治中一个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人物。
虽然巴迪欧本人的政治实践一直敌视无政府主义传统，但他的作品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有相当多的近似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他对政党这一形式愈发增长的质疑。巴迪欧认为它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被新的后-政党政治代替。另一个共同点是，巴迪欧始终保持着对国家以及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认为的“国家思想”的敌意（1988：24）。最后，巴迪欧始终坚持一种激进的平等主义观念，即每个人都有可能参与激进的思想和实践。尽管巴迪欧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原则作为核心始终贯彻在他的作品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Saul Newman利用巴迪欧的作品（还有其他）来定义后无政府主义，认为巴迪欧“非常接近无政府主义”（2007：12）。虽然这是事实，但我们注意到，巴迪欧也激烈地偏离了无政府主义。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接近与偏离的问题，我想考虑一下巴迪欧在讨论巴黎公社时偏离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更详细的案例。
在他的文章《巴黎公社：关于政治的政治宣言》（The Paris Commune: A 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Politics，2003，Badiou 2006：257-290）中，巴迪欧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失败的解释提出了异议。正如巴迪欧所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模糊的：一方面强调国家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强调建立政党以作为夺取和组织新国家的机构（Badiou 2006：264）。他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公社的解释体现了这种模糊性，即认为解散国家的公社是因为没有党才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难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政党-国家的范式”（Badiou 2006：264）。对巴迪欧来说，这种“解决方案”是对公社政治真理的回避：要抵达这一真理，唯有把公社重新激起为无政党的国家解体图式，而不是任由其埋没在失败革命叙事中。考虑到他的过往，巴迪欧选择CR中的毛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他的言行恰好代表了试图摆脱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桎梏的毛主义者的失败之处。虽然中国人提出公社是可以借鉴的经验，但试图在党的领域之外采取可能的形式，却被“党的监护人形象”所限制（Badiou 2006：269）。这种失败使巴迪欧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把政治从国家和政党的框架中解放出来。”（2006：270）。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会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两百年一直以来的尝试……
巴迪欧对于这一挑战的解答是什么？首先，他坚持认为公社应该被理解为与“左派”的语境决裂，这里左派应被理解为那些将政治运动重新转化为议会政治的人（Badiou 2006：272）。这种对现存“左派”的强烈反对，使巴迪欧近似于那些“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 (Black 1997），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家主义残余做出批判。与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依然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自己复杂的公社政治“本体论”，以阐述真正的反国家主义分析。他使用自己部署着当代数学语言的哲学工具来阐述公社的特征。我不准备复述分析的细节，但总的来说，巴迪欧将公社视作革命政治的特殊场所，涉及力的特殊范围和组织。这一场所出现了没有被认为在政治局势中起作用的人——工人，打破了现有的局限。在巴迪欧的技术意义上，公社是一个事件，它是一种强度很大的断裂，将各项重新排布，使我们能够得出新的平等政治结果（类似于通常所说的“革命”）。那些过去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人——1871年的工人——现在带着颠覆性的力量登上了舞台。公社因此实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出现独立工人运动。换句话说，公社宣布的这种可能会带来另一个世界（Badiou 2006：289）。在这个结论中，令人震惊的是巴迪欧的分析与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当代无政府主义是多么的接近：他拒绝将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对象；对现存的“左派”的强烈批评，以及对被排斥者的独立政治权力的阐述，对“民主”的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巴迪欧甚至似乎在向“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迈进。
然而，在一篇关于CR的文章中，巴迪欧仍明确表示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敌意：我们今天知道，所有解放的政治都必须结束一党或多党的模式，以确认一种“无党”的政治，但同时又不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图景，无政府主义从来都只是共产党的虚妄批判、复制或影子，就像黑旗只是红旗的复制或影子一样(2006：321)。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这种对无政府主义的相当可悲的批判背后，有一些更严肃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巴迪欧的愤怒视为防御性焦虑的症状：他拒绝无政府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早在他之前就已经在阐述一种无党的政治和反国家主义的立场。但我不想继续这种诊断，而是想进一步分析什么可以解释他的敌意。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疑虑无政府主义者们自己就可以回答他。
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间接的；它攻击的是Daniel Bensaïd所描述的“[一种]新自由意志主义的潮流（neo-libertarian），比无政府主义的直接继承者更散漫但更有影响力......[它]构成了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明确的取向”（Bensaïd 2005：170）。巴迪欧在他还是毛主义者时确定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1972）。这本书构想了欲望的流变，可以同时摆脱资本主义和俄狄浦斯情结“牢笼”的束缚，不仅影响了68年5月后的运动中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对无政府和后无政府主义者也一样。当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颂扬他们不可控制的流动欲望理论时，巴迪欧讽刺地评论道：“不可预见的、欲望的、非理性的：跟随你的漂流，我的孩子，你将创造革命”（2004：76）。这一点概括了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对“纯粹”抵抗运动这一信心的怀疑，这种运动似乎不需要目标或方向，但某种程度上仍然会产生革命。巴迪欧对“自由意志主义潮流”提出一系列更精准的批评的同时，完善了这一质疑。他认为，这股潮流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在权力与反抗之间设置了一种简单的对立。其结果是一套毫无结果的“静态二元论”，从中衍生出“系统与流变、暴君与游牧、偏执狂与精神分裂等等一系列教条”（Badiou 2004：80）。在这种情况下，巴迪欧明确地指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文本结构中的一些对立，在这些对立中，第二个术语是以牺牲第一个术语为代价的。这种二元论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把握住政治实际运作的方式。“权力”并非一个单一的整体，“抵抗”也不是。
对巴迪欧来说，这类对立反映了1970年代法国政治舞台的局限性：即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的欲望哲学之间的对立；前者的模式存在于法国共产党，紧紧抓住结构的力量不放，而后者多见于各种分散的自由意志主义小团体(‘groupuscules’)，在赞扬“纯粹”的反抗。这里可以窥见巴迪欧后来的论点的起源，即认为无政府主义模式反映了共产党模式。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他们的小团体，反对共产党所谓的“整体式”的作风。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同时贯穿权力和抵抗的断裂和矛盾。在这一时期，巴迪欧和UCFML正在摸索一种新的政党形式，这种形式能够对政治进行辩证的解读，能够参与到力和位置、破坏和结构中去，而不是耽于这种二元对立。
讽刺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或福柯的捍卫者认为，他们提出的权力-反抗模型是多元的、流变的和不固定的——恰恰不是二元的。然而，巴迪欧注意到，在这些思想模型中，有一种重新构成新二元论的倾向：“精神分裂vs.偏执狂’”(Deleuze and Guattari), “庶民vs.权力”(Foucault), 还有“诸众 vs.帝国”(Negri and Hardt)。这里每一个反辩证法的尝试都有可能仅仅成为非辩证法。巴迪欧本人当然也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术语，但他仍然保留了对他所认为的这种基本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模式的不信任。所以，在后来的《存在与事件》（2005）中，巴迪欧批判了所谓的“投机性左派”，即相信反抗的“纯粹”事件——无中生有地出现反抗的奇迹。他的观点是，他们相信会有反抗的力量出现以对抗静态的权力意识，而没有真正尝试分析构成这种“反抗”的力量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巴迪欧认为，这种对奇迹般反抗事件的信念，会与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被权力击败的意识相结合。其结果是，我们陷入了无休止的(失败的)战争的境地——在起义无中生有的爆发与随后不可避免地归于虚无之间交替进行。
最近，巴迪欧将批评的重点放在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Michael Hardt合著了《Empire》（2000）〕的思想，以及他对“行动的运动”的影响上。巴迪欧倾向于将奈格里与“行动的运动”合并，虽然奈格里对这一运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也不能毫无争议地混为一谈。巴迪欧修改了他先前对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立场的一般性批评，但仍保留了一个整体的框架。奈格里并没有真正反对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将资本主义的力量浪漫化:
众所周知，对于斯宾诺莎主义者奈格里来说，历史的实质只有一个，所以资本主义帝国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生共产主义的场所。这肯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人们相信，现在越是糟糕，形势就越是好；或者让你把那些示威者——无果而终地召集以见证强权的重新联合，——用于“创造”和“多形式发明”新的小资产阶级无产者（Badiou 2006：45）。
因此，奈格里过分迷恋资本的流动力量，从而切断了真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基础。同时，他也对这块土地上的抵抗力量抱有过多的希望，只提供了一个“梦一样的幻觉”(Badiou 2003: 126)的“诸众”的力量，而它缺少正确的摆脱国家的方法。
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范围涵盖了一些反复的、调整性的批判。在基本层面上，它涉及到对政治可能性的一种限制性意识，这种意识仍然停留在反抗与权力的二元论中。这种单向的概念妨碍了对政治权力的复杂排布，以及对抵抗甚至推翻国家权力的力量的正确评估。这种静态的二元论往往使起义的源头无法解释或确定。它似乎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从何而去；反抗的“奇迹”总是注定要失败或复辟。而且，这种二元论导致了无政府主义与国家或资本主义权力之间的镜像结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中对流变和解放的呼吁与资本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形式非常接近。对巴迪欧来说，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缺乏“构建新的秩序形式以取代政党政治”的能力（Badiou 2003：126）。当然，任何了解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批评，尤其是它经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但是，正是由于巴迪欧在当前背景下提出这些问题的激烈态度，以及他对理论目标的选择，才使得这些问题值得作为批判性问题加以思考——特别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运动内部的一些声音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战略的复归
相较于巴迪欧，Daniel Bensaïd对待“新自由意志主义思潮”更为宽容，他将Antonio Negri和John Holloway归功于“在抵抗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运动中重新发起了一场亟需的战略辩论”(2005: 171)。但我不想梳理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而是想考虑他对战略的疑虑与“行动的运动”中的讨论如何对接。我将从巴迪欧的论点开始说起，他认为奈格里和“行动的运动”仍然过分迷恋国家和资本主义权力。无政府主义者Chrissus和Odotheus在他们的文章《野蛮人：无序的叛乱》(Barbarians: disordered insurgence,2004)中对奈格里进行了批判，与巴迪欧的论点非常接近。他们同样质疑奈格里是否真的摆脱了目的论和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资本主义的“进步”将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当奈格里赞美诸众，这一分散但共同反抗的主体的力量，而Chrissus和Odotheus质疑道，如何想象“这个存在......有这种力量，即使一切看上去处处相反”（2004: 17）。他们认为奈格里以资本主义来建立左翼，认为变革只能建立在诸众的“共产主义”力量上。
在批评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迹象说明这场运动是它所反对的力量的映像。最近的讨论来自于杂志《来自被占领的伦敦的抵抗之声》（Voices of Resistance from Occupied London），其副标题为the Quarterly Anarchist journal of Theory and Action from the British Capital after Empire，提出了反峰会（counter-summit）2的局限性——它仍然被锁定在当权者峰会的影子上。文章《为了一场反对一切的峰会》（For a Summit Against Everything，作者为Comrades from Everywhere）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的，我们的确需要一场会议，而且反峰会是个好机会，但是，为什么要跟着他们的峰会走，为什么要给他们选择我们的战斗地点和时间的优势呢？” (2007: 44)。他们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自组织的反峰会，并指出：'与其等待他们决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会，不如我们跳上驾驶座，自己决定这个问题'（2007：44）。无论成功与否，这个建议都意味着承认巴迪欧早先指出的问题：“反资本主义”政治是否发现其正是作为一种“反面”来自我定义。如何对待这些不同形式的自主“权力”，特别是区别于常见的“左派”或“激进”组织的“反权力”，将是无政府主义面临的战略问题。
巴迪欧的主张的第二点，即无政府主义采取了一种永久反对的立场，但并没有真正相信或以改变现有状况的方式行动。为运动内部反思的期刊兼报纸Turbulence(2007)，第一期的标题是“胜利意味着什么？”因此，它向运动提出了巴迪欧提出的自由意志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于回避的问题。有趣的是，这期杂志中的一些文章确实反映了运动中的危机感或失败感，这与"组织"问题或斗争的发展有关。Ben Trott提出需要“方向性的要求”，“目的是提供一个地下运动可以围绕之的点”（2007: 15）。同样，团体The Free Association认为，所需要的是“问题意识”，是涉及“行动的运动”的共同问题（2007：26）。阿根廷团体Colectivo Situaciones认为需要发展一个"集体的非国家机构"（2007：25）。虽然认为这些能代表运动或无政府主义是愚蠢的，但这些都指向了巴迪欧提出的基本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将如何去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平等的集体社会形式？
当然，这个问题的出现，部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或“左派”批评家往往不能认定无政府主义实践所做的事情具有“真正”的效果，因为它不符合他们关于政治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观念。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一直关注对政治的批判，因为政治是一个与其他人类活动相分离的领域，这种分离会创造出垄断性的政治阶级、职业政治家或激进分子。也就是说，当“行动的运动”开始超越反峰会时，它将开始遇到“群众”抗议或“临时自治区”之外的问题。
Sandro Mezzadra和Gigi Roggero从后自治主义传统思想出发，在Turbulence的文章中直接提出了组织的问题。他们指出，运动在干预生产关系上遇到了困难，并且不断简单地重复说政党这一形式走到了尽头和建立新的关系网这一行为是有害的。以"欧洲五月日"（EuroMayDay）为例，他们指出，虽然它提出了一些特别是关于移民问题，并传播了"爆发性的图像"，但它"没有能够生成共同的组织和实践形式"（2007：8）。他们特别考虑了他们所说的"拉丁美洲实验室"（laboratory Latin America）的情况：在一系列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出现了多种运动和机构。这种复杂的情况为我们如何建立公共领域以及如何回答 "如何在不'夺取权力'的情况下使役权力关系"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2007：9）。
理论的时代
关于后无政府主义和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我们似乎已经偏离了我们的出发点。然而，思考巴迪欧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的好处是，它促使我们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使用不幸的二元对立）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这种争论往往是毫无结果的：行动主义者哀叹“理论”的不活跃和神秘化的作用，而理论家则批评行动主义者的所谓天真。但是我们可以说，巴迪欧的作品提出了关于革命的重要问题，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使我们能够敏锐地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想可能的产出，以及它可能需要发展的资源。这也要求我们审视经常与后无政府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无政府主义实践的其他模式，如网络（network）或临时自治区。虽然这些形式旨在摆脱无政府主义实践的“传统”或“人道主义”的限制，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像“网络”这样的概念很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事实上，“网络”模式一直是当代许多形式的资本主义工作和活动的正统套路。虽然人们对后无政府主义面对当代权力现实的“模式转变”做了大量的论述，但在实现对实践的影响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如巴迪欧所指出，即使是“运动”这个范畴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范畴本身就与国家的逻辑相联系”(2003：126)。运动的权利本身就是被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支配的权利，问题是能否从这种逻辑中挣脱出来，还是如巴迪欧所指出的，必须放弃。Turbulence杂志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为了表示用运动术语重新解释非线性动力学，也就是俗称的“混沌理论”。虽然强调不稳定和混乱的流动可能看起来与无政府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的生活模式一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资本主义和国家也部署着逻辑的模糊性。以色列国防军事理论家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以及混沌理论表现出兴趣，以创造非等级、非线性的“蜂群”战术作为一种军事干预模式（见Weizman 2007：185-218）。美国军方的新理论也表现出类似的兴趣，即借鉴非等级行动主义的模式，以发展对战争中混乱的灵活的战场反应（Monk，2007）。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我们学习。
这种模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放弃这种策略而采用等级形式。但也表明，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引用“运动”或“网络”等概念作为口号。在The Call(2007)一文中，法国团体La Rage写道：“总之，我们宁愿从小而密切的核心开始，也不愿选择庞大而松散的网络。我们对这些散乱的部署已经了解得够多了”。这表明，有必要重新思考基本的战略概念，以回答Daniel Bensaïd提出的问题：“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一股政治力量（无论你称它为政党还是运动）的坚定干预，并做出决定和采取果断的行动，任何危机最终都不会得到解决”（2005：180）。当然，这种说法对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在等级制之外"坚定干预"的涵义，或者在牺牲和压制内涵之外的"准则"。
这些问题远未解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如何掌握理论的问题，即认为一旦我们发现了正确的理论方向，那么我们的政治实践就会从中顺利展开。相反，我们可以参考Guy Debord的论述：理论只有在与时间的战争中才会死去。就像军事单位一样，它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被派上战场；无论它们有什么优点或不足，只有在被需要的时候它们才会被使用。它们必须被替换，因为它们不断地被淘汰——决定性的胜利比局部性失败更重要。此外，没有一个重要的时代是由理论产生的；它们始于一场游戏，或一场冲突，或一次旅行（2003：151）。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会反对军事比喻，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观点。它表明，需要在思想和实践中进行批判性的修正和调整，而不是把理论作为教条式的真理来宣扬，这也一直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优点之一。与其从理论开始，不管是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还是其他理论，我们不如从“一场游戏，或一场冲突，或一次旅行”开始。
插图 / 盖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