ⅪNⅦ/E | 击石流水——俄国革命中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如何阻止反犹屠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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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Brendan McGeever（以下简称BM)

采访者：David Broder（以下简称DB）

译者：窝仔街炼金术士

校对：Noukeli

在1917年到1921年内处于俄国内战中的原帝俄境内发生了第三波犹太人大屠杀（progrom），大部分罪行是反革命势力犯下的。但即便是一些红军部队也犯下反犹暴行——而独立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在促使苏维埃政权制止屠杀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俄国内战期间蔓延的反犹暴力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乃至是保守派的估计，也超过了五万人遇害，大部分暴力罪行是由民族主义者军队犯下的，他们的恶行在旧沙俄政权处于崩溃时就浮现出来了，他们也把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当做“世界主义的”（“cosmopolitan”）和外来的。

然而，就像Brendan McGeever的新书《反犹主义与俄国革命》（Antisemitism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所示，反犹主义不局限于保皇党和民族主义分子——或者只是沙皇势力的胡作非为。相反，作为反对“外来人”的尖锐的反犹行为也盛行于部分农民和工人阶级之中，它是一种模糊了“投机分子”和“犹太佬 ”（“the Jew”）之间的分界的特定民粹主义话语。

长期以来，反犹屠杀只认为发生在沙俄时期，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夏天发起了自己的击退反犹主义的运动。不过如McGeever所示，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根本依赖于非布尔什维克的干预，犹太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国家对一些红军部队的屠犹行为作出回应。

David Broder 和McGeever谈论俄国社民工党历史上对反犹主义的回击措施，犹太社会主义者在打击内战时期的屠犹思想及其暴力行为时，是怎么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以及反种族主义之间的话语关联的。

DB

你为什么要撰写这本关于俄国革命中反犹主义的书？

BM

这个项目最早出现在我和当时的博士导师——历史社会学家萨特南·维尔迪（Satnam Virdee，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关于种族和阶级的对话里面。在一般意义上，当我想写一篇马克思主义政治模式如何解决种族与种族主义化问题的论文时，正是萨特南首先建议我把俄国革命中的反犹主义作为一个“案例研究”。这本书就诞生自这个项目，它试图完成两件事。

首先，它考察的是反犹主义和革命进程中的偶然出现的爆增性关联。如我们所知，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夺得权力，他们宣布要推翻一个因为剥削和奴役而伤痕累累的世界。但是就在革命期间，这些情绪在反犹屠杀席卷犹太人定居点（Pale of Settlement）1之后遭受考验，这些大屠杀表明了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基本问题，揭示了工人阶级，农民和红军内部的反犹主义的深度。让列宁和党领导层沮丧的是，红军参与了西部边境不同地区的暴力事件，这本书密切观察红军的屠犹，这样做是试图说明阶级在危机中被种族化的潜在可能性。

[译者注1]Pale of Settlement 是沙俄西部的一个允许并仅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地方。地理位置上，它西接普鲁士帝国和奥匈帝国。名称上，Pale是从拉丁文Palus木桩之意衍生而来，代表被圈禁的一个区域。定居区内的大部分犹太人过着贫困艰苦的生活，但他们宗教体系的福利制度提供食品，衣物，药品，甚至嫁奁给需要的人。孤儿也能尽可能地接受教育。有多达22%的贫困人口在被宗教团体的福利支持着。由于定居区的犹太人群高度集中，这里很容易成为反犹主义群体和少数族裔迫害者的攻击对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些反犹活动中也不可避免。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于1917年3月正式废除这个地区。

其次，这也在探索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危机的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面对的反犹主义，却是吸引革命运动本身的反犹。所以这里要问个问题：工人阶级和红军内部的反犹主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如何处理？我认为与现有的理解相反，苏维埃不是像通常那样用党的领导而是由一群连接松散的激进分子群体领导的来回应的，他们围绕苏维埃政权内部的犹太政治主体性动员起来。所以，这本书还试图揭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反种族主义实践。

DB

引人注目的是，你把这个时期描述为“空前大屠杀（Holocaust）2历史中对犹太人生命最暴力的侵犯”。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内战时期反犹暴力的规模，还有这时与沙俄晚期的两次大屠杀相比吗？这主要是由反革命势力驱动的吗？

[译者注2]这里的大屠杀（Holocaust）专指纳粹德国实行的犹太人灭绝政策和行为。

BM

毫无疑问的是，大部分内战屠犹来自反布尔什维克、反革命势力。在1928年的经典研究，意第绪人3学家纳胡姆·格格尔（Nahum Gergel）统计，大部分暴行归咎于彼得留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和邓尼金（白军将领）的军队（他们分别实施大屠杀案件的约40%和17.2%）。所以，许多人把大屠杀等同于“反革命”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格格尔估计有十分之一的大屠杀是由红军进行的。我的著作探讨了为什么反犹主义会表现在革命运动中，以及它对布尔什维克反种族主义战略提出的基本问题。

[译者注3]意第绪人，即阿肯那西犹太人，也可以称之为德国/德裔犹太人，主要分布在斯拉夫地区，由他们使用的意第绪语得名。意第绪人起源于德国，后来逐渐迁移到斯拉夫人聚居地。意第绪语来自中古德语，用希伯来字母书写，不能和现代德语互通。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鼓励犹太人使用意第绪语，但是1930年代以来犹太人等少数民族遭到打压，意第绪语在苏联渐渐没落。

很重要的是，1917年到1921年的内战屠犹不是现代俄罗斯历史上的头一回，而是第三波反犹暴力。这第一次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之后，发生在1881年到1883年之间，这是现代东欧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一个真正转折点，它为一系列犹太社会主义项目铺平道路，从意第绪人的崩得派4到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第二次屠犹则始于1903年的基什涅夫，一直持续到1905年革命的高潮。每次暴力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只是规模，也是对俄国犹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译者注4]崩得在意第绪语里是“联盟”的意思，崩得派是俄国社民工党的组织之一，后来脱离又重新回归。崩得派要求承认崩得为犹太劳动者的唯一代表，争取犹太人在俄罗斯的自治权，同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后来分裂成左右派，一些加入布尔什维克，一些流亡海外。在后来欧洲各地的反对反犹、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纳粹运动里面，仍然有崩得派活动。

然而，内战里面有不同的反犹暴力。从1918年的前几周开始，屠犹暴行贯穿了整个内战时期——在1919年达到了灾难性的顶峰，还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乌克兰首当其冲，屠杀还延伸到以前的犹太人定居点，这是纳粹大屠杀前的现代历史上对犹太人生活最暴力的袭击。

DB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前扮演了什么角色？例如在1905年革命期间如何反击大众的反犹潮流？

BM

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回应反犹主义的时候，他们利用了30年来裹挟屠犹暴力的革命冲突。这项遗产很复杂。在1881年，一些俄国民粹党人（the Narodniks）将屠犹视作农民革命潜力的“觉醒”，是跟民粹党人对农业的扭曲的阶级分析相关的——假设了一种农民群众就是道德纯洁、政治和真诚的状态——但是来自底层的大量反犹暴力来袭，这些观点都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尽管屠犹甚少被当做一个理想的最终目标，但是仍有民粹党人欢迎之，当做形成更“发达”的群众社会运动的必要手段。他们希望屠犹有助于消灭所有“剥削者”，而不仅仅是“犹太佬”。

到了世纪之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民粹党纵容煽动屠犹暴力的行为分道扬镳，社民工党需要转向无产阶级的需求，其中一部分就是远离农民反犹主义的价值观。1903年，臭名昭著的俄国社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强调了这一点，这导致了崩得派的脱离和党内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大会一致通过了谴责几周前基什涅夫大屠杀的动议。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标志着第二次爆炸性屠犹浪潮的开始，一直持续到1906年。

在步步为营的岁月里，布尔什维克和所有俄国社民党一样，在于反犹主义的对抗里面形成了政治“统一战线”。在犹太人定居点的边境和内陆关键城市，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者（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建立了战略同盟，以对抗反犹暴力的现实威胁。

然而，社会民主工党对于1905年反犹主义的回应也包含自身的不满在内。当布尔什维克经常指出沙皇政权是1905年屠犹浪潮的同谋，但是他们有时也对工人参与反犹暴力而保持沉默。这导致了列宁和崩得领导层的激烈争端，工人阶级内部反犹主义的存在，也为反种族主义实践提出一篮子疑问。 

像查特斯·韦恩（Charters Wynn）所示，社民党在顿巴斯的多个城镇取消五一节和其他类似的示威活动（尽管发传单和鼓动还是持续了几个星期），就是因为担心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会酿造对犹太人的暴力。这些主要是由于诉求改善工作条件而罢工的工人，仅仅24小时过后就会加入反犹暴力。社民党人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再发现自己因为害怕引发屠犹暴力，于是不得不遏制工人行动。

工人们可以从上一次为改善工作条件而罢工，然后就加入下一次反犹暴力，这表明反犹主义和阶级形成之间需要一种更复杂的理解。我在书中接受了这一挑战，并试图勾勒出反犹主义可以清晰地表达俄国革命时期的反抗政治形式，虽然有时会附带毁灭性后果。

DB

在十月革命期间和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宣传经常认为反犹袭击只是一种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但正如你之前说的，即使红军也参与了屠犹并对犹太人实施集体的经济处罚，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缺乏集中控制——或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否意识到这些情况在发生，却没有压制？

BM

缺乏集中控制是即使红军内部也出现反犹暴力事件的关键因素，也是国家应对的难点。那些袭击犹太人的红军部队很少服从布尔什维克当局。

犹太人大屠杀是一种致命的缝合物：内战中政治权力的解体，以及整个政治文化中深深沉积的反犹主义，这是跨越政治分歧的。

在1919年春夏的乌克兰，很多布尔什维克的基层党员希望建立一个受欢迎的左翼政府，代表“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或“苏维埃政权”；一种来自“人民”（narod），“劳动人民”（trudiashchiisia）的权力。这些都是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建立相关阶级意识话语的标准类型，包括党的领导在内，这些是最能切断反犹的话语的类型举措。

但是，在乌克兰的革命呼唤中，阶级和族群难以轻易分离，事实上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同时有过阶级和种族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s），乌克兰人是“真诚的”，“老实的”“劳动者”，犹太人除了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不劳动者”和“投机分子”。因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阶级分析中部署的类别——资产阶级，劳动者，人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当地被理解为极其复杂的种族化局面。乌克兰的激进农民产生的革命愿景与反犹主义重叠了。

换言之，革命阶级的话语处于社会斗争当中，这些都不只是阶级对立，还是种族的政治化，反犹主义尤甚。诸如“粉碎犹太人，苏维埃永存”等口号在红军里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即便红军内部的反犹主义高潮仅占内战屠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对布尔什维克无剥削与统治的世界理念承诺构成了严重挑战。

插图 / 盖井

排版 / 坚尼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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