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bin D.G. Kelley & Betsy Esch
译者:五月写作组
原文标题为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这是毛泽东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而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解放是这场战无不胜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毛主席是第一个将我们人民的斗争提升到世界革命高度的领导人。
如同非洲一般,中国也在进步,当时人们普遍也会认为中国人支持黑人自由斗争。确实,黑人以马列毛的名义正在进行革命,那个时代不少黑人激进派认为中国是真正拥有自由的地方,而不像古巴、加纳甚至是巴黎。尤其是与苏联相比较,黑人运动领袖之一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曾到访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沉睡巨人,它将领导有色人种进行全球反帝斗争:「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世纪,已经抬头并往前跃进。非洲应该崛起,站起来,发声,思考!在过去五百年受到西方的奴役和屈辱,如今得以转化,面向冉冉升起的太阳。」
有色人种的身份地位是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强而有力的动员工具,不管是出于现实的外交政策考虑,还是更为理想化的对于世界革命和第三世界团结,红色中国始终和黑人革命息息相关,正因如此,毛泽东思想仍然在黑人激进分子心中仍有一席之地。尽管在美国的毛主义计划从未如1930年代获苏联认证的共产党派般有众多的追随者,但它们确实在这个国家牢固地扎根了。就像百花齐放一样,毛主义变成激进思想的众声喧哗,这并不让人意外。美国阶级斗争的辩论中心始终都是「黑人问题」:即黑人在世界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我们将着手探讨毛泽东思想,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对黑人激进运动的影响。其中包含激进黑人民族主义如何在美国的毛主义组织或「反修正主义」组织内展开激烈论辩。我们认为,中国为黑人激进分子提供了「色彩」,或是使他们挑战西方白人阶级斗争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模式,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政治语境重塑了这种模式。事实上中国农民与欧洲的无产阶级相对,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树立了有别于美苏阵营的政治位置,赋予了黑人激进派对革命重要性与力量的深刻意义。结论是,毛主义不仅向世界证明了黑人毋需等待「革命条件」才进行革命,而且他的文化斗争更深远地影响了黑人对艺术和政治的辩论。1.
黑人和毛主义的邂逅
美国毛主义不是无中生有的,其根源可追溯至1956年,当时亲斯大林左派对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的修正主义不满,并因此进行了反修正主义运动。在美国共产党的辩论中,有几个组织意图应诺将党推回斯大林主义阵营,包括1958年的临时组织委员会(POC),1960年的锤钢派(Hammer and Steel),1965年的进步劳工党(PLP)。进步劳工党是1962年的进步劳工运动直接产物,进步劳工党坚持认为黑人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革命力量」,因此吸引了不少杰出的黑人运动家,植根于黑人社区的哈林运动(又称哈勒姆运动)。薇基·加文(Vickie Garvin)的一生也许最能体现加纳与中国的关系。这位激进主义者在战后接触了哈林区的黑人左派圈子。她在纽约的黑人工人阶级家庭长大,成年时为养家糊口在制衣业工作。早于高中时她就积极参与黑人抗争运动,战争期间她曾为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NWLB)服务,及后组织了联合工人工会(United Office and Professional Workers of America)与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因为战后CIO左派被官方的反共运动清洗,加文强烈反对并批评CIO在南部的组织失败。作为全国黑人劳工理事会纽约分会的执行秘书与国家组织的副主席,加文和马尔科姆·X往来密切,更为其非洲之行提供协助。对黑豹党的创始人休伊·牛顿(Huey Newton)而言,非洲革命似乎比古巴甚至中国发生的革命更为紧要。1960年代初期,他在梅里特学院(Merritt College)学习后,开始参与进步劳工党赞助的会议,并且毫无条件的支持古巴革命。休伊.牛顿亦在此时狂热阅读马克思主义文学,于是在黑豹党成立之前,休伊.牛顿已然沉浸在毛泽东思想、切.格瓦拉和法农的着作之中,「毛泽东、切.格瓦拉和法农都清楚看见,人民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这不是哲学上的修辞,而是血淋淋的现实。这使他们站在枪口面前,甚至遭到匪徒的压制、强暴,对他们来说,唯一获得自由的方法便是以暴力反击暴力」。在那个非暴力抗争盛行的年代,中国和古巴的「以暴易暴」对黑人激进分子而言具有一定吸引力。罗伯特·威廉姆斯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受过严格军事训练,1957年在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市组建武装自卫队以对抗3K党而,两年后,他宣称黑人必须「以暴易暴」,这是对抗美国南部不文明现象的唯一办法,因此他被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驱逐。威廉姆斯对武装自卫队的公开态度和与NAACP的决裂一事让他左派立场日趋加深,也因此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工人世界党(WWP)和前期的美国共产党(CPUSA)的部分成员接上轨道。同时他和左派分子到访古巴,威廉姆斯在一篇社论中坚称美国人的自由「与非洲、古巴、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民族自决斗争紧密相连」所以他在《十字军》亦提到中国的革命,他强调中国作为全世界正义运动力量的灯塔之重要性。尽管威廉姆斯常回想起与卡斯特罗的友好关系,但种族政治的分野使他与古巴共产党人分道扬镳。他在回忆录叙述道:「党坚称这完全只是一个阶级问题,一旦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阶级问题便迎刃而解,种族主义也因而得以废除」。威廉姆斯不认同而且更接近切·格瓦拉的立场:第三世界团结、武装斗争以及对非洲革命的深刻关切。诚然,切·格瓦拉对中国的偏好使得威廉姆斯决定离开古巴而前往北京。这位流亡的革命者预言美国贫民区的动乱将改变这个国家。也许有人反驳道,先后在古巴和中国的威廉姆斯与黑人自由运动的联系相当有限,然而他出版的《十字军》杂志却影响了新一代的黑人武装分子,成为了一小群知识分子和运动家的榜样,促成了广义来说历史上首个受毛派影响的黑人革命组织——革命行动运动(the 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简称RAM)。 RAM的组成庞杂,有学生争取社会民主(SDS)的黑人成员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也有从大学而来的「挑战派」(Challenge),几月后,他们基本转移至费城,开始出版一份名为《黑色美国》(Black America)的双月刊及一份名为《RAM发声》(RAM Speaks)的单页通讯,并计划建立一个以革命民族主义、青年组织与武装自卫为目标的民族运动。在克里夫兰市,弗里曼与RAM成员继续通过非裔美国人学院(Afro-AmericanInstitute)公开工作。弗里曼建立了一个名为「骚灵俱乐部」(Soul Circle)的领导层,其中包括了一些与社群组织及劳工、民权与学生团体有联系的黑人,兴办了非洲史及政治的讲座、组织论坛讨论民权运动的去向、黑人于克里夫兰市的政治参与,以及市区黑人的经济状况。该学院甚至招收了着名鼓手麦斯·罗区(MaxRoach)以助举行一个名为「黑人艺术家于自由斗争中之角色」的座谈会。学院成员亦以各种传单及小册子影响黑人社群对诸种本地及国际问题的观点。他们希望这些简单的宣传单张能够牵动讨论、向黑人社群宣扬RAM于「选举、市区重建、对黑人的经济奴役、军事竞赛与全球南方斗争」等急切问题之立场。RAM成员在克里夫兰市经由非裔美国人学院与来自CORE的社运人士及其他社群组织者合作,要求当局改善医院内黑人病人之待遇,并就公立学校历史教程排斥非洲人与非裔美国人一事发起抗议运动。学院于1963年最重要之一役便是保护梅·马洛里(Mae Mallory)的运动。梅·马洛里是一位黑人女性;当时,她因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门罗与威廉姆斯有所联络,而被当局关进克里夫兰市的县监狱里。威廉姆斯赴往古巴不久后,马洛里随即于俄亥俄州被捕,于囚室中等待引渡。学院及其盟友,包括伊斯兰民族的克里夫兰市分部,向俄亥俄州州长请愿,希望当局撤销引渡令;他们亦于县监狱前举起示威,要求当局即时释放之。在北卡罗来纳州,RAM则从非裔美国人协会(Afro-AmericanAssociation)中逐渐成形。休伊·牛顿也参与其中,作为一群乐于与所有人辩论的战斗派知识份子,非裔美国人协会旋即建立自身地位。他们挑战教授,他们与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团体辩论,他们举办有关黑人历史及文化的公开课 — — 这都叫学生和黑人社群印象深刻。在街头演说(soapboxspeakers)传统早于1930年代消声匿迹的东湾,非裔美国人协会证明了一种极具活力、街知巷闻的战斗派知识份子文化的存在可能性。RAM是于战后首个认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黑人民族主义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结为为一而贯之的革命纲领,且有所后续的组织。RAM「尝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用」于黑人的实际条件,并「提出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先锋一部分的理论」。年轻的RAM战斗派向一些因「极左」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被开除出美共、又或「修正主义」而退党的黑人前共产党党员寻求政治指引。2.
城市游击和黑人带
RAM作为运动从未如黑豹党般受到注目和敬意,这是因为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RAM主要仍是一个地下组织,且投放于宣鼓工作(agitprop)的时间比实际组织更多。如斯坦斯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关键正是领导革命的中国农民起义军。他们运用了毛泽东的名言 — —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 而这不仅是一种修辞,他们直接从威廉姆斯的美国城市游击战理论中汲取灵感,宣传武装起义。RAM的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这场战争不只能打,且能于九十日内取得胜利。大众暴乱与革命原则相结合是胜利之关键。1964年《黑色美国》秋刊如此预示美国的末日:军队的黑人男性与女性将叛变,一起参与黑人解放力量。希望协助革命的白人将获派到白人社群之中,以分化敌方、打击法西斯主义者,并破解反革命力量的进攻。当大众传播系统瓦解,到处将陷入混乱;压迫者所有的政府中,叛军将数以百计、四面八方涌现。股票市场将崩溃;华尔街将停转;华盛顿特区将被暴动撕裂。各处的官员将会逃命。首批便是乔治·林肯·洛克威尔(George LincolnRockwell)、肯尼迪家族(Kennedys)、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亨特家族(Hunts)、约翰逊家族(Johnsons)、华莱士家族(Wallaces)、巴内特家族(Barnetts)等人。革命将把这些「一夜清光」……黑人革命会于城市采取破坏策略,首先是电力,继而是交通;又将于南方郊区打响游击战。当城市失去动力,压迫者便无力回天。
革命很显然被视为男性之责,因为女性几乎没被提及。诚然,叫人惊讶的是,反修正主义左翼于历史上一直被男性主导。除了宣传成立旨在「组织于白人家庭工作的黑人女性」的「女性同盟」外,RAM至1960年代末组织开始解散前,一直没怎么提及女性问题。于1969年,RAM发表了一份论运动中「骚灵姊妹」(Soul Sisters)的角色之声明。作为RAM的分支,骚灵姊妹既要接受武装自卫训练、组织女性青年,亦须教育、照顾、感化潜在的黑人男性革命者。她们最急切的任务包括「影响非战斗派的黑人,让他们参与组织武装自卫」、促使「白人女性不涉足黑人的政治、性和生命的各个方面」、报告一切「黑人社区及学校中警察及其他白人男性的滋扰」事件,并「宣扬威廉姆斯为黑人自由斗争的国际象征」。其中有两项工作最能表明女性之于组织的从属地位,包括训练「女孩统计黑人人口」,并让她们「设计及购买具身份象征的毛衣」。不论是宣扬民权者或起初的黑人力量运动(Black Power),这种男权主义倾向均见诸于196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更不用说白人新左翼)组织,故此RAM的男权主义倾向并不叫人意外。然而,因RAM的领导人自视为城市游击队 — — 一支全黑人的红军,其严密的革命道德约束使其男权主义再度加强。RAM虽然注重“黑人民族”,但尤其强调国际主义,因为正是具有自决权的被殖民者,RAM视非裔美国(Afro-America)为不结盟国家的实际成员。他们甚至视自身为「万隆世界」之一部分,RAM在1966年出版的一本极具雄心的36页小册子《世界黑人革命》(The World Black Revolution)中说明了黑人国际主义为何物。大力支持中国反对资本主义西方及苏联帝国主义,中国是锐化被殖民者与西方之矛盾的楔子。RAM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将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论断,坚持真正的革命方法必然是「黑人底层阶级经世界黑人革命,在全世界建立专政」。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宣言。但其表现出来却不是统一的立场。一方面,民族主义者认为革命者应先争取成立黑人国家,从美国的其他部分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如詹姆斯·巴格斯(James Boggs)与陈玉平(Grace Lee Boggs)等社会主义者则想知道谁将统治「白人」国家,而这又对黑人自由有何意义。他们亦反对重提「黑人国家」(Black Nation)论题 — — 从前共产主义者认为于南方以黑人为大多数的州分(黑人带,the black belt)有权脱离合众国。巴格斯夫妇认为革命力量真正来源是城市而非乡郊的黑人带。地下活动多年后,《生活》(Life)杂志与《君子杂志》(Esquire)于1966刊出一系列曝光报道,指RAM是其中一大「图谋向白人发动战争」的极端主义团体。进步劳工党的哈林支部回应其阴谋论,直指黑人起义的真正成因正在于黑人贫民区的生活环境,这些曝光率极高的文章刊登后,RAM成员于费城与纽约的住所随即被警察突袭。1967年6月,RAM成员被搜捕,被控策划暴动,毒杀警察,FBI的反情报计划(Counter IntelligenceProgram,简称COINTELPRO)的弹压下,RAM改组,时至1969年,RAM已几近解体,而其成员则选择重回黑人社区,渗透现成的黑人组织。反情报行动只是RAM解体原因之一,部分成员转向黑豹党和其他黑人社团,而RAM一直下降的成员数量及最终解体亦与组织本身的策略错误有关。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对革命的持久和艰难性质的论述,《黑色美国》上甚至曾指解放战争只需要90天便大功告成。同时因为RAM领导人专注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攻讦他们指认为改良派的黑人领袖,他们无法于黑人城市社群建立强大基础。另外,他们虽坚持国际主义,但却没接触美国国内其余被压迫的「民族」。但是,至少RAM与威廉姆斯成功把革命黑人民族主义提升到反修正主义左翼的理论立场上。相比于逐渐官方无害化的神像,在那动荡的大洋彼岸的岁月里面,那场巨大的冲击波才是黑人革命发展的真正理论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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