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ⅪNⅦ/E | 收官：折返乌托邦——以四部小说为例
本文是ⅪNⅦ/E | 收官讲座：折返乌托邦的演讲稿整理。文中提及的「反乌托邦」更接近于anti-utopia，而不是异托邦（dystopia）。
这几部小说诞生于俄国内战和苏俄/苏联早期，其特点有：
3.这些小说的现实不是纯粹，也没有既定的英雄，而是在革命战争中分化出来（既是有政委，也是有组织整顿），而是一种杂乱的秩序，把常人不能接受的东西给确定下来。
十月革命的反革命势力包括两种人。
绝对的反对派：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支持者与保皇党，以外围民族要求独立又反对苏维埃（哥萨克这种游牧民也抗拒，后来才有哥萨克加入红军）的其他民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间派：不愿意参与革命，但是也不想/不敢破坏。要么是和临时政府有利益瓜葛的人（包括公务员），要么是市民中的「中间派」，有些党派支持苏维埃，但是要求「无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
《铁流》的创新性，就是第一次将这些完全被忽视的人当成主角，也还没有伟光正的人物，即使郭如鹤最开始也有自己的疑惑（无法统一意见，缺乏战术）。这里不是去除他们的难以让人容忍的特性。
因此，这些小说都是革命的邪典。但是革命本身就是现实，再进一步，邪典就是现实的「再进一步」，是现实——象征秩序的破缺，是一种实在界的消息，这不是「返璞归真」，准确来说是把现实无法容纳的排斥物给奇特地安置下来了，这是邪典片的主角如此奇形怪状的原因。
书中的红军绝不是自动自觉的机器，而是一群散乱的乌合之众，最后是郭如鹤这个外来人，却内在地塑造我们现在理解的红军——这个坚毅的政委，丝毫不给违纪行为留情面，严禁队伍嬉笑，不近人情地催促妇女赶路，不允许抢夺俘获物资。这就是崇高的丑怪之物，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斯大林开启的新宣传模式就变成了「正能量」，只有崇高而不见丑怪。
对郭如鹤来说，除了维持纪律，打赢对方，没有其他路可言。不是他真的有多机智，而是不上当者犯错：为了胜利，纪律是必须要上的当，内部保证行动一致（哪怕枪毙逃兵），还有外在的伦理（不要做抢完东西就跑的流寇）。当然政委只要被抓就必定枪毙，不可能当俘虏，他带头冲锋也最容易牺牲。这是他必死的命运。
中国红军和苏区革命更明显。军队融入群众，不只是打仗（流寇主义，进城抢掠，打完就跑，没有根据地），也不只是纪律，而是靠阶级情谊联系，相互教育和劳动，政委就是这个中介，转译为规则及行动。
郭如鹤的权力非常集中，可以说来自士兵，但是还不如说是紧急情况。托洛茨基对起义的判断就是：一定要发动起义，不可能等大部分人同意（完全不同于考茨基），一旦发生了，这股潮流就会裹挟着人来走。所有人都得遵守某种纪律，形势使然。没有那种随随便便，死到临头还的「民主」，战场上只有三样事情，战胜对面而活著/也可能牺牲），或者战败而亡。
这需要打破一种无恶就有善的幻想：没有民主，就没有专政，专政就是恶的，民主是专政的结果——善是恶的过度（excess），我们说得很诚实。很多人设立底线：不要杀生，不要暴力（即使非暴力也是种暴力，肯定会有破坏）。如果假设有条底线，就能不停降低，不断拖延。所以，不存在底线，所有东西只有做和不做的区别。
革命有它的集中和秩序，这东西却不能算作「底线」。它的控制不是依靠律令，即使它确实是来自旧法的，革命之后还有法律，却已经变成一种新的东西。这是转变为主体自己的任务，它的来源（父亲）并不重要，所以说到底它不是以超我来约束它自己（似乎这个空位之内还有什么「潜能」），而就是紧迫性。反乌托邦主义者喜欢指责失去人性、不按规则的过激行为，这也同样没有一些人想得慢条斯理，但是正是这种没法选择的选择才彰显了自由。
郭如鹤政委代表的就是专政：集中，铁面无私，雷厉风行，不是假惺惺地像「资产阶级专政」掩饰自身。这代表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的真实（the Real），即直接说明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的残余——无产阶级专政克服「资产阶级专政」，我们没法解脱它。它既是异化，但是这一异化不等于有种可以回溯的本真，而是异化也是克服异化之手段，异化和克服异化是同一条路。
2.
所以，为什么要参加红军，为什么要服从？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我被卷进来，而不是已经我自己有了什么所以参加，或凭借我所有的来逃避它，那些共情、带有悔疚的观赏其实也是反革命：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当然这里意味着，即使参加革命了也会死，而不是不死。换言之，这里没有优美灵魂，而就是参与其中。
《毁灭》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来自最高纲领派的学生密契克，一个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莱奋生。莱奋生同样讲求纪律，他惩罚木罗式加偷瓜，但是游击队没有粮食了，于是抢劫食物来维持生存。这种残忍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活著，这就是最现实的目的，甚至死亡本身也被吞噬——不只是牺牲了生命，甚至是牺牲了死亡，死亡驱力的最恐怖的样貌就是如此。
这两个理想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却在残酷的内战中彻底毁灭了理想。莱奋生下令杀掉农民的猪，他害怕见到农民，自己心软就下不了决心。而面对治不好的弗罗洛夫，士兵最终选择了一个必然的选择：把他毒死，这就只是死亡，而不是死后还有啥意义——不是向死而生，或者苟且偷生。
所以，死亡驱力虽然也会引发对死亡的恐惧而活著，却不该转译为不能死，只是不「为死而死」，不用为死亡而恐惧。
密契克更有理想，却没法抛下自己的道德感，这点莱奋生和密契克不同，但是只是视差的结果。莱奋生的心软不只是人性能解释的，而是他想要追求平等，却是一种看起来的不平等——我什么都没有，但是这就是我的所有，我要将此给你——哪怕是你不需要的，这也是爱，爱就是这么残忍的。如此看来，就算密契克没这么坚强，可是他和莱奋生始终都对革命事件忠诚。
骑兵师又译为《红色骑兵军》，行文简练如诗。但不是诗意，而就是紧迫，却也是残忍，毫不遮掩。写出这部不朽杰作的作者伊萨克·巴别尔，也是一名犹太人，他同样经历了犹太人屠杀的巨大创伤。但是与这个时代的反乌托邦主义者不同，他的解决方式反而是加入红军——即便红军也犯下过屠杀罪行。他的作品体现了革命的特征——直截了当，不忌讳冲突，甚至就是把冲突当作革命的秩序（不是将之视为秩序之外）。
他描绘军中将士抢马的矛盾，还有一个人实行的革命恐怖：一个哥萨克因为参加红军而家人被杀，于是他回乡逐家逐户搜寻，在谁家搜出他的家人物品，他就把这家全杀了，巴别尔冷静地描写了这场复仇，请不要忘记善是恶的过度！我们只需要超越善，而不是超越善恶的二元对立——因为只有恶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作为堕落之物就是根本之恶。
《切文古尔镇》：
这部小说的序言称，《切文古尔镇》是小资产阶级随意试验的灾难，这是对的——它的创造就是破坏，是否定的力量。很难说它真的创造了什么，而只是把否定给确定下来。相较之下，反乌托邦是正确的，因为乌托邦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只能是试错的。
《切文古尔镇》体现的是做梦的残忍——梦境比起现实更可怕，因为这就是现实。萧瑟的切文古尔镇是梦想和功利目标，这两种虚构之间的那个真实。
世界的减灭（world-reduction）的第一刻，偶像被破坏，旧世界在暴力和苦痛中被扫荡，这本身就是重建其他事物的前提。在全新的，从未被想象过的感觉与情感出现前，回归绝对的内在性的第一刻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全然粗鄙的内在性，是无知的空白状态。
随后是第二阶段，新生活的发明——不仅是实现乌托邦梦想的新社会现实的构建，而且是这些梦想本身的（重）建构：
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简单地误以为是所谓的重建或乌托邦式的建设。但实际上，它还涉及到先得出一种想象乌托邦的方法。也许用一种更西式的精神分析分析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乌托邦过程的新开端是一种对欲望的欲望，学习如何欲望，对那种被称为乌托邦的欲望的发明，和一套全新的幻想这些事物的规则——一套叙事手法，在从前的文学典章中没有过先例。 斯拉沃热·齐泽克，公众号：巨浪Billow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或，动荡的1920年中的绝望与乌托邦
如齐泽克和詹明信所言，乌托邦使人类第一次学会了做梦，以致梦和现实（只是幻象的深层）被打破了。反乌托邦只是用一种幻象来代替另一种，而逃避了这两者之间的真实的鸿沟。
首先是康德发现了不可触碰的物自体，而黑格尔比康德更康德，不能接触物自体，于是导致知性的恐怖——被这个硬核阻挡之后，它只能无限区分，这种不断划清界限乃至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诞生了新的能指——某种新的平衡。也就是说，康德主义——不可说就不说的激进化，则是倒转为总是在说不可能之物，而这个主体就是摆脱了实体的大全的并非全部——就是剩余。所以与其说不可接触，不如说这个剩余物——主体接受了这癔症的烂摊子，没有先苦后甜，本身就不为了甜，没有什么目的可言。
苏联作家的奇葩——普拉东诺夫也是「革命子女」之一，他也描写过十月革命的状况。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革命邪典」的作家，奠基之作就是残忍和古怪的《切文古尔镇》。毫无疑问，《切》是对乌托邦的描述，却绝不是反乌托邦文学。如果用「做爱不要战争」的说法来解释就显得过于简陋，因为在反乌托邦者要求的丰富面前，普拉东诺夫笔下的切文古尔镇即使绝对的匮乏——但就是爱的产物。
在当地的革命者（被人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实验者」）把一无所有的平等主义贯彻到底：绝对平等就是绝对空无，他们拒绝订立计划，要用会议的反对票制造「复杂化」，以免官僚主义侵蚀，他们拒绝劳动（「简单化」）和重新起名字（复杂化），如改名为「罗莎·卢森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人们都不怕死，不管是屠杀有产者，还是不劳动而缺乏粮食，使自己趋近死亡。
他们就像疯子一样，真的相信无的平等：只有贫农才能建社会主义。面对无的意识形态，他们不是虚假地说几句话，假装相信，警惕（拉开距离）意识形态，而是太相信：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引发了全新的左翼地下活动。这正说明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让人犬儒地过活，不相信革命于是敷衍说点革命话语，而是人们最相信意识形态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 五月写作组，公众号：木棉浪潮哲学部ⅪNⅦ/E | 定案与未来（下）——你可以不......
所以，齐泽克反而说，某种警惕或退缩才催生犬儒，才是意识形态的诡计，为了不再模棱两可，反而要绝对地信任，甚至要比它做得更过火。
同样的道理，现在每每谈及理想主义，却往往变成「自我理想主义」，他们只是把理想当做镶嵌进去现实的手段，这样做是不是过于含情脉脉了？所以，浪漫主义——或许是温柔的，是有情感的——但也是残忍的，它的爱就是「把我所没有的给予别人」。所以与其说不可接触，不如说这个剩余物——主体接受了这癔症的烂摊子。所以爱更是「接受了我所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所最终达成的效果，不是梦想照进现实，而是现实撞入梦想，就像切文古尔镇的杂乱无章就是自由本身，它不只是压抑了恐怖，而是以否认的方式确定了恐怖。
革命的秩序总是需要的，但是它是后发的——我们既在讨论某种规律，也暗示了这个规律总有其剩余，言说可能性就没有革命了。因此无法预设「人民」「老百姓」的要求，如果把这些旧的东西就当作新的秩序，那只能大愚若智，如男性农民不满妇女离婚政策，即使为了根据地稳定而妥协，但是这仍然是不应该妥协——不要向欲望却步就是不要向不可能让步！
反乌托邦的问题何在？他们如此反对过去的乌托邦试验，越是为了这个现存的「乌托邦」辩护。他们指责极权主义如何的非人性，不像人，就越说明他们太像人。切文古尔镇的对资本家的屠杀就是无理由的理性——但是这就是革命，没有绝对精准的资本家，并且也不是消灭了资本家就没有了资本主义。保守主义也擅长这点：为了好而承担暴力的代价，但是从来不是辩证化——美好的世界是狂暴的，灾难带来的是难以描述的创伤，这是行动的开端。
而且这些人哀叹非人的话语，一般是「使他们变成人」，这还是给人启蒙的味道：人的高贵和非人的低贱，这隐藏了人对非人的傲慢。所以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们是非人，即使非人确实不是我们，我们终究和最惨的人有差异，但是正是有了这个差异，我们才能克服。
反乌托邦隐藏的欲望就是他们已经预设的乌托邦：不存在维持正义和平衡的大他者。拉康一语中的：科学家才是最需要上帝的，因为他们需要维持所有规律和确定性的完备大全。一些法学家对法律的迷信同样：立法呼吁不就是向大他者喊话吗？
继续下去，任何的摧毁现实的试验都变成了他们不想要的乌托邦，乌托邦代表的反而才是「大他者不存在」，这就是热衷于搞妥协治理术的自由主义的「人性」。因此，这其实也意味着天堂不存在，天堂只是地狱的镜像——和地狱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只能以非人的姿态内硬撑着自己。
这种残留物也存在于苏联解体（实质是覆灭）的悲剧。缅怀苏维埃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离天堂太远，而是他们距离天堂太近——距离苏共画的大饼太近，使他们保留「коммунизм天堂」的基本幻想，但是，这里不只是说苏联人离天堂太远，而是他们最终知道天堂只是地狱的翻转，它和地狱无异——苏联解体之后的社会崩溃更能说明这一点。 Shawn Chan，公众号：心碎人聚乐部《诗人》：母托邦的失落
因此，本雅明最为恐怖的两部作品——《历史哲学论纲》和《暴力批判》一直被忽视，而拱廊街计划这种最容易被收编为文青玩意的著作，却被说烂了。我个人认为本雅明的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对于历史天使的召唤，也因此最值得读的著作是《历史哲学论纲》。这不是召唤大他者，而是召唤出大他者的缺失，亦是象征秩序的缺失，历史天使降临的灾难就是时刻提醒我们的不完整，我们在此活着，就是我们的勇气和自由。
插图 / 盖井
排版 /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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