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大选决定美国政治的未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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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现年64岁，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其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其他著作还有《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本文英文原文于6月13日刊发于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

两年前，我撰文说，美国正在经历政治衰败。其三权分立的宪法体系，两极分化的党派斗争和财力雄厚、不断崛起的利益群体，共同构成了我口中的“否决政治”。比起让政府造福大众，阻止政府展开行动反而更容易。一再重演的预算危机、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毫无创新的政策决定，都是无序政治体系的鲜明标志。

乍一看，2016总统大选似乎在证实这一剖析。因为半路杀出的特朗普，曾经自豪的共和党已无法掌控提名大局，且被内部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与此同时，民主党这边，不能更资深的希拉里出人意料地遭到伯尼·桑德斯（现年74岁，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强力挑战。从移民到财政改革，从贸易到停滞不前的收入，无论是什么方面，无论来自共和党或是民主党，相当多的选民都开始反抗他们眼中腐败、自私的建制派，而转向激进的“局外人”，希望展开彻底的洗牌。

然而，这场动荡的竞选说明美国民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比预期中运转得更好。不管人们怎么看待选民所选择的候选人，但他们的确是在成群结队地来到投票点，想要将政治话语权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中夺回来。作为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本被看做共和党提名人的不二之选。然而，二月他就狼狈退出竞选，筹集的1.3亿美元（其中包括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募来的资金）都打了水漂。另一边，桑德斯承诺打压那些支持其竞选对手的金融精英，而他仅靠小额捐助，就比杰布·布什筹得更多资金，从始至终对希拉里紧追不舍。

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这个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压倒了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核心的议题（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和地域）。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F精英”和“其他人”的命运差异不断拉大。然而直到现在，国家政治才将其提上议程重心。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民粹主义者为什么这次能把这个话题摆上中心，而是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实现这一点。此外，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政治体系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僵化、受制于精英富人，这是好事。但民粹主义改革者兜售的解决方案却老旧无用，一经采纳，会扼制增长、加剧痼疾，让局面变得更糟，而非更好。所以，既然精英们的自满梦已经被打碎，是时候让他们去制定更可行的方案，解决那些不能再否认或忽视的问题了。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精英阶层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整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日愈严重，这一现象在近些年越来越难以否认。一些基本事实也越来越无可争议，如社会前1%或0.1%的人分得的国民财富急速上涨。而这次大选的新鲜事，正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寡头政治集团的纸醉金迷转向落后人群的拮据处境。

查尔斯·穆雷的《分崩离析》和罗伯特·普特南的《我们的孩子》这两本新书毫无保留地将残酷的新社会现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穆雷和普特南政治立场对立，一个是自由论保守派，一个是主流自由主义者。但他们报告的数据却基本一致。上一代工人阶级的收入在下降，其中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白人损失最为惨重。对于这一群体，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重现辉煌”有真正的意义。然而，他们的病根更深，从犯罪、毒品、单亲家庭等数据中都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对于下层阶级非裔美国人的全国性大讨论。他们失业率高、缺乏技能，这种贫穷似乎会自我复制，因为由此导致的破碎家庭无法传承在劳动市场上竞争所必需的社会准则和行为。今天的白人工人阶级实质上就位于当时黑人下层阶级的处境。

在新罕布什尔州（该州和其他州一样，郊区多为白人）的初选前，选民们最关切的问题是海洛因成瘾，这点可能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在印第安纳和肯塔基等州的乡村白人社区，对鸦片类药物和冰毒的毒瘾已经赶上了上一代住在市中心的人们对纯可卡因的毒瘾。经济学家安妮·卡斯和安古斯·迪顿最近的论文称美国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1999至2013年间有所上升，而任何其他人口群体及任何其他富国的死亡率基本上都有所下降。造成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似乎是自杀、毒品和酒精——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大约五十万。而该群体的犯罪率也同样骤增。

然而，日益惨淡的现状却鲜少发生在美国精英身上——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自己做得很好。过去几十年，拥有大学或以上教育背景的人运势上扬，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比率都有所下降，社区犯罪稳步下降，城市版图因都市年轻人有所扩张，因特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促进了社会信任和新型社区参与。对这个群体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家庭破碎，烦恼更多是父母望子成龙的压力。

政治的失败

考虑到社会变化之巨大，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美国2016年出现了民粹主义，而是为什么这场爆发来得这么迟。的确，美国的代议制一直存在问题：两党都未能很好地帮助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群。

近几十年，共和党一直是由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派两者组成的不稳定联盟，精英筹钱，保守派给选票。以《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为代表的商业精英从根本上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利伯维尔场、自由贸易、开放移民。正是共和党人投票通过了各种贸易立法，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最近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以“快速通道”之名为人熟知）。共和党的商业赞助人明显受益于各类外国劳动力（无论是否具备技能）的引进，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他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出口和投资。共和党人推动废除大萧条时期的银行管制体系（正是这一举措造成次贷危机隐患，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也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为美国富人减税，削弱工会的力量，并减少旨在帮助穷人的社会服务。

这样的主张与工人阶级利益直接产生冲突。造成工人阶级走下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技术变化和公共政策影响因素同等重要。但毋庸置疑的是，近几十年来共和党精英所提倡的亲市场政策让工人阶级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的技术和全球竞争，削减了新政时期遗留的各种保护救济和社会福利，对工人阶级的收入造成了巨大压力。（德国和荷兰等国家更注重保护国内工人，其不平等问题并未像美国一样愈演愈烈。）因此，今年声势最大、诉求最迫切的战争就是共和党内部的战争。共和党的工人阶级票仓明确表示，希望见到更具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

民主党这边一直以来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的守护者，觉得虽然工会在走下坡路，但靠工会成员就能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但他们在这一群体中也没讨到什么好果子吃。比尔·克林顿倡导的“第三种道路”（译者注：介于高福利社会主义和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兴起之后，民主党精英就开始拥抱后里根时代两党就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益处所达成的共识。两党在90年代合谋解除银行管制，随后一直努力收买（而非支持）工人运动，让他们不再反对签署贸易协定。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党一直将身份政治（译者注：以特定群体的个人身份作为政治动员的旗帜）视为其核心价值。在近几次选举中，民主党的胜利都源于成功动员特定人群：女人、非裔美国人、都市年轻人、同性恋者和环保主义者。但他们所彻底失去的，正是罗斯福新政联盟的基石——工人阶级白人。工人阶级白人自80年代起在有关文化的议题上（如爱国主义、持枪权、堕胎和宗教）为共和党投票。90年代，克林顿赢回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心，两次成功当选（每次都以多数胜出）。但自那以后，工人阶级白就成为了共和党更可靠的选民，哪怕共和党精英提出的经济政策实际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悖。这就是为何在今年4月发表的昆尼皮亚克大学调查中，有80%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政府在援助少数群体的路上矫枉过正”，85%同意“美国已经迷失了身份”。

民主党对身份的执着解释了当代美国政治的一大谜题——为什么工人阶级乡村白人明明是共和党反对的那些项目（如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最大受益者，却纷纷涌向了共和党的大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奥巴马医改会令其他人受益，而不是他们自己——这部分源于民主党已经无力与这类选民展开对话。20世纪30年代的状况则刚好相反，当时南方乡村白人是民主党国家福利提案的关键支持者，其中就包括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立（译者注：该管理局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总统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设立的整体解决方案机构）。

（未完待续）

文章源自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作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译文源自：凤凰国际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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