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群落】周维东：抗战文学的分野与联动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战时区域政治
周维东
引言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价值。充分认识“新民主主义”的开拓性和创造性，总体视野不能局限在抗战时期的边区之内，应当注意到在“统一战线”宏观背景下，中共与“国府”之间的微妙互动，只有在此格局下，“新民主主义”出现的动机及其建构机制才能充分展开。
由于战争的原因，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形成较为清晰的地域分野，这种格局影响到学界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基本视野：依据当时的地域分野，各自封闭进行研究，着力挖掘地域、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联。这种研究视野的合理性无须赘言，但它忽略了抗战文化在“分野”背后的整体性特征，即：各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因为民族国家的纽带，彼此保持着微妙的联系，影响到彼此的政治实践和文化建设。本文对“新民主主义”概念及其文化理论进行再考察，便是将它置于国、共互动的格局中，注意到“延安”问题的“域外语境”，以期对其理论特点和内在丰富性有更多认识。
为什么需要“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概念提出的背景，与国、共之间的“主义”之争有紧密联系，具体来说，便是两党如何处理好“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存在的分歧。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共存基础逐渐薄弱，两党再次合作，必须解决两种意识形态分歧造成的鸿沟。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推动者，中共在推动建构“反帝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开始改变“土地革命”时期对待三民主义的态度。
1935年10月，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演讲，引用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的一段话：“对于孙中山主义，除了解释他对个别问题的不正确观点和与共产主义的不同点外，还应当向群众解释说：孙中山本人是一个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行动，的确是有价值和值得钦佩的。……同时，还应当向群众证明：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也由我们共产党继承了。”共产国际本次大会的主题之一，便是号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反帝结合起来，以应对“二战”爆发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共产国际的这种转变，迅速在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中得到反响，他们开始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三民主义的敬重和拥护：“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山先生的三个主要思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今天恰恰便利于国、共合作的事业”，“可以而且应当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诚心诚意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中共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所谓“反帝统一战线”，与国民党结束敌对的状态，然而这种过度树立三民主义权威的做法，也为日后自身发展留下隐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府”开始忌惮中共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制定了种种限制中共的策略，其中利用“三民主义”的权威性瓦解“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理论上的重要措施。在这方面，“反共文人”叶青的理论文章最富攻击性。
“三民主义”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四川南充人。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投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因发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获得声名。叶青的“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动力和立场便是“反共”，在此基础上，他抛出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说”和“一次革命论”等观点，企图在理论上取消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叶青
叶青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说”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在叶青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便是“国有制”，以此出发，“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因包含“国营实业，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内容，因此在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中国底社会主义”。叶青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欧洲不同”，“欧洲资本主义发达，阶级分化明显，要实现社会主义，一般说来，自非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在孙先生，不惟不反对，而且是承认的。中国不然。资本主义未发达，阶级分化未明显，要实现社会主义，只须国营实业、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够了。所以民生主义是中国底社会主义，这种中国底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所占的地位，是与苏联、英国的社会主义并列的、具体的、特殊的一种社会主义。”这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以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底发达为条件的”，对于中国这种“初期的资本主义，亦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采用民生主义。所以，“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底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专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这实际是消解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
叶青的“一次革命论”也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上。他将欧美的历史概括为民族主义时代、民权主义时代、民生主义时代三个时期，将前两个时代归为政治革命阶段，后一个时代归为经济革命或社会革命阶段。由此反观中国，他认为中国“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革命和由资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合而为一的”，这便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样的认识，叶青认为基于“两个事实”：“（一）从中国内部的历史发展看来，它处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阶段，或资本主义初期，应走资本主义道路；（二）从中国外部的历史发展看来，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欧洲则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并且已有六分之一的地面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所以应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革命在实现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时，要采用暴力革命或武力革命底方式。在实现民生主义时，即实现社会主义时，便是和平的转变”。叶青的“一次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为了证明中国只需要代表资本主义的政党足矣，更进一步说，便是代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国民党利用三民主义的权威性打压其他政治主张的做法，使中共意识到：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对三民主义过度认同，并不适宜政党长期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背景下，公然反对三民主义，也不会得人心。针对这种现实，中共决定“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即顽固分子。”在此基础之上，中共有意淡化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差异的地方），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实行三民主义或是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是否实行与如何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问题。”
以“真三民主义”驳斥“假三民主义”，对于反击国民党用三民主义打压共产主义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利于中共获得对三民主义的阐释权，从而在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获得领导地位。但是，仅仅用“真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的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压倒例如叶青的反共理论，至少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什么是“真三民主义”？针对这一问题，中共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一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具有复杂性，要想给出各派都认可的“真三民主义”十分难；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立党之本的“三民主义”，中共要想获得权威阐释权，并不具有法统优势。第二，如何在理论上澄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真三民主义”？这也是一个极难的问题，它需要中共理论家超越自身理论框架，创造一个全新的理论格局。
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明确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抗战中仅仅区别真、假三民主义是不够的，仅仅反对假三民主义也是不够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自己的信仰，要证明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争取领导权，就必须坦率、鲜明的，清楚的说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真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系统地论述了“共产主义”与“真三民主义”的关系。其实，这已不是共产党第一次涉及这一问题。早在1937年，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建立，董必武便撰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刊出；之后，在1938年10月20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报告，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看法；1939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纪念孙中山和马克思》，也就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依存关系进行了论述。所有关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关系的论述，大体都是强调两者在现阶段的一致性和存在的差异性，这种看法可以说明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但在国民党政权作为国家正统的形势下，共产主义绝无可能取代三民主义，这也使中共在争取统一战线中的文化领导权时必然处于劣势。
王稼祥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造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更凸显了出来。“新民主主义”的特点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但包含中国革命长期的目标。说它是阶段性的概念，是因为它只是中国革命在一个时期内体现出的特征，即“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序列上的一个阶段，并不像“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是革命终极实现的目标。说它包含中国革命的长期目标，是因为其具有较为实在的历史内涵。“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的出现，是因为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民主主义”不再是“旧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段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它的本质内涵可以用“抗战建国”来概括，而其又增加了“联合专政”的内涵。
通过“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隔阂被搁置了起来，它们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新民主主义”是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同时又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的第一阶段目标。而通过“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概括，三民主义被统一到共产主义的洪流当中。在这里，三民主义的名称已经为“民主主义”所改写，而通过“民主主义”必须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实，实际使三民主义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共产主义是“真三民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采用了“时间压倒空间”的策略：他用“民主主义”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消解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分歧；而通过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理论，使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由空间上的并列关系，变为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从而为中共获得对三民主义的阐释权提供便利。
国民党对待“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可以反观这个理论体系的现实效果。“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国统区传播后，被国民党文宣部门下文查禁。国民党中央国家杂志审查委员会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违背抗建国策，应予查禁，函达查照等因，奉此遵查，该文内容异常荒谬，某党对于此抗战形势更于我有利之时，提出此种荒谬之名词，显系别有用心，而其必发动党内及同情该党之报章杂志作普遍之宣传亦为意料中事”。因此“除分电所属各级审查机关审查原稿时应切实注意，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予以检扣或删削补送外，用特电请查照”。国民党的反应，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新民主主义”提出后，对于提升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文化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的综合，其中与“三民主义”作为“一个信仰”存在的缺陷也不无关联。对三民主义文学思潮有系统研究的学者倪伟指出：“三民主义尽管内容宏富，包罗极广，但还是没能构成鲜明而严密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它包含的多元价值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缺陷使三民主义的地位虽然被国民党抬得很高，但并没有形成具有统摄性的权威解读，“孙中山逝世后的不多几年里，国民党内部便迅速地裂变出众多派系和集团，每一个派系和集团都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宣称拥有思想上的正统地位”，三民主义的缺陷和国民党的内斗，无形中消解了国民党解读三民主义的权威性，这给予了中国共产党用“民主主义”重构“三民主义”的机遇。
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协调
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用“民族”、“科学”、“大众”三个关键词进行概括，这实际是“左联”解散后，中共首次针对新形势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在此之前出现的“两个口号”，因为双方争执不断，使中共的文化主张变得并不十分明确。
《新民主主义论》
今天，学界关于“两个口号”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对论争来龙去脉的考证结果也十分丰富，这有利于后人认识该问题的复杂性，但也会让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两个口号”究竟争什么？为什么争？愈发难以说清楚。其实，抛开繁琐的现实人事纠葛，从宏观上认识“两个口号”，一部分问题反而容易清晰，不管现实当中“两个口号”如何被提出并发生矛盾，这场论争的本质都不会改变，那便是左翼文化在民族危机背景下遭遇的转型之困——说白了，便是如何在理论上适度整合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矛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未走向成熟之际，并不容易解决。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是一种国际主义运动，虽然它在不同民族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都只被解释为“革命阶段”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现代民族国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它不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甚至还是革命的对象，如《共产党宣言》就认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统治地位，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中，也曾指出：“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中共指导下的左翼文化，虽有意与抗战建国达成妥协，但如何在理论上找到可以妥协的依据？妥协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并不易在阵营内部达成一致。
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在中共革命道路中也不乏表现，中共关于“中东路事件”的表态就是个典型例子。1929 年，中、苏之间关于中东路的权益发生纠葛，使国内的“反苏”情绪高涨，也使中共陷入选择立场的两难：从顺应民意的角度来说，中共理应坚定地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毕竟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都不可能自觉成为“国际主义”的信徒。而从坚持自身革命属性的角度，因为苏联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大本营，对苏联的支持，才能保证自身革命的纯粹性。最终，中共最终选择了“保卫苏联”，它使中共在一段时期民意大失。中共的这种选择，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还不成熟的境况下，无产阶级革命面对民族主义时的困窘处境。
“两个口号”出现的整体背景，是中共针对国内矛盾转移而作出的战略调整，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也意识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无产阶级运动必须与民族主义运动达成妥协。所以，虽然“两个口号”论争表现出冲突大于统一，但它们提出的初衷（或者说基本立场）并无分歧，它们论争的焦点是：当无产阶级运动需要与民族主义妥协，妥协的程度究竟怎样才算合理？毛泽东曾经将“两个口号”的分歧概括为立场问题，这也是后来很多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两个口号”是一个有立场（阶级立场）、一个无立场，还是两个都有立场，只是程度不同？学界并没能充分认识，譬如在“国防文学”提出之时，就有批评者认为犯了“取消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错误——显然认为是没有立场。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国防文学”在提出之初，是作为“国防政府”的对应物，如果我们注意这一时期中共关于“国防政府”的论述，就知道这个口号并非没有立场。中共在《八一宣言》中，这样界定“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可见这里的“国”，并非是国民党主持的“中华民国”，而是以苏维埃政权为中心的“国”；与之相适应，中共在这一时期提倡的统一战线也是“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这种情况直到1936 年4 月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发表后，才有所改变。不过，在此之后中共提出的“人民阵线”、“民主共和国”等概念，也都超越了“中华民国”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防文学”并非没有立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有立场。可见，“两个口号”论争的根本，还是个“度”的问题：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究竟能够妥协到怎样的程度，才算合理。对此，不光知识分子难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共领导层内部其实也没有拿定主意，“两个口号”论争最终无疾而终，直到抗战爆发后的延安，也无法给出一个孰是孰非的结论，在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中共面对民族主义时的理论局限，在国、共竞争的背景下，成为自身发展的一个“软肋”。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对民族主义的漠视（或者说“不兼容”）无疑会失去很大一部分群众基础。国民党右派对中共的打压，利用的也正是这一点。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如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是以孔孟的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的伦理哲学，因此“（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并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产生出来的”，用意便是借“三民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渊源，说明国民党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正统性，反之——中共坚持的共产主义——则不具备这样的正统性。戴季陶的这种主张，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主义的惯常做法。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蒋介石也以类似方法说明国民党的正统性，认为“总理的遗教，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政治与伦理哲学之正统思想”，“孔子之道，至汉儒而支离，至宋儒而空虚，至王阳明而复兴，迨至我们总理而集大成”。这种“儒化三民主义”的做法，与戴季陶的思维模式高度一致，都是利用“正统”的思想打压异己，从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理论优势，其所借助的力量正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戴季陶
国民党利用民族主义来排除异己的做法，也体现在其主导的文艺思潮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典型的例子。“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家将“民族”视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具备的“中心意识”，认为“文艺作品应该是集团之下的生活表现，决不是个人有福独享的单独行动”；“艺术作品在原始状态里，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在艺术作品内所显示的不仅是那艺术家的才能，技术，风格，和形式；同时在艺术作品内所显示的也正是那艺术家所属的民族底产物”。在对“民族”的理解上，“民族主义文艺”属于“典型的自然决定论”，认为“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决定于文化的，历史的，体质的及心理的共同点”。也就是说，是一些先在的特征决定了民族的边界，“民族”是超越个体的自然存在——这与当下广泛接受的、将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正好相反。
“民族主义文艺”理论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首先，其试图利用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民族”在文艺活动中的重要性，从而掩盖如“阶级”、“个人”等其他因素的存在；其次，其利用“人种论”掩盖民族需要“认同”的事实，从而使处在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成为中华民族天然“代言人”，进而排斥其他观念和党派。“民族主义文艺”的理论话语策略，与国民党右派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如出一辙，都是利用国民党执政的事实作文章，将民族主义与政党利益结合起来。
作为执政党，国民党拥有操纵民族主义的先天优势，但其建构的民族主义理论话语也并非无懈可击，其最大的缺陷，是过度利用民族主义为其政党服务，从而使理论体系丧失了必要的包容性，在根本上与追求进步的现代思潮形成冲突。譬如国民党对“民族”内涵的诠释，要么将之转化为“道统”，要么将其种族化，将它们作为现代国家或文艺的指导思想，无疑漠视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思潮。再者，国民党理论家将民族主义作为文化“统制”的工具，排斥新文化强调的个体独立性，也无疑会招致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的不满。正是这些原因，国民党关于民族主义的言论和观点，在实际运用中都显得效果不佳，不仅遭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抨击和嘲讽，即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支持。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既考虑到中共之前面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理论局限，也针对了国民党民族主义话语中存在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将“民族”作为首要特征，明显是对中共过去文化纲领的丰富和补充。在关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使用了“民族形式”的概念，他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通过“形式”与“内容”的两分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变得扑朔迷离，虽然它具有“民族的形式”，但因为还有“内容”的因素，“民族”究竟能产生多少影响，并未可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毛泽东说：“它是我们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相互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显然，这里的内容只是包含民族的特性，其精髓还是“国际主义”，因为它最终要成为一种“世界的新文化”。通过“民族形式”，毛泽东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难以兼容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文化”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不仅与国民党的民族话语拉开距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中的民族话语也有很大差异。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言，“民族”是文学的重要内容，是精神内核。胡风认为：“应该批判地承继那些作品新开拓的道路，勇敢地追过那些记录，从各个角度上更广泛更真实地反映民族革命战争运动，推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用思想力宏大的巨篇也用效果敏快的小型作品来回答人民大众的要求。”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文学的内容，所实现的功能是“推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即民族主义精神，而写作的方法——则是具有西洋气质的“现实主义”，这种理论在思维特征上与“民族形式”正好相反。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相对于国民党民族主义理论的封闭性，“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民族”口号的基础上，补充了“科学”和“大众”的内容，从而使理论更具有包容性。毛泽东理解的“科学”，“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体现在文化上，便要求“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样的论述，避免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维，将民族主义与“五四”强调的“怀疑”精神结合了起来。关于“大众”，毛泽东强调“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个口号不仅让新民主主义文化延续了“左翼”的传统，同时突出了“民主”精神和“平民”精神——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重要的口号之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使用“大众”概念时，虽然让人联想到左翼文学的传统，但其实际内涵却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左翼文艺理论的表述中，“大众”更重要是指称文艺的性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并不仅仅指文学的“通俗化”。毛泽东对“大众”的阐述，并没有强调阶级性，而是说明文化普及的重要性，不管是引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还是强调“在革命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整整个理论逻辑都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突出了文化的实用功能。这种改变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中共革命事业的发展，其理论创造能力也不断增强，它不再拘泥于某个固定的理论体系中，而是针对实际作出合理的调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余论：延安文艺的“域外语境”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延安文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学界对延安文艺发展阶段的认识，一般都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象征意义和指导作用，的确在这次大会上，延安文艺的指导思想得到了统一，许多具体分歧得到了解决，进而影响到延安文艺创作的面貌，但如果继续追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基础，就不能不回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到二者的一致性：第一，理论框架的结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利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打破了过去左翼文化理论的既有框架，针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创造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在《讲话》当中也体现了出来，《讲话》别开生面的地方，在于没有引用太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作基础，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实际上，《讲话》中许多避而不谈的问题，通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才能够充分理解。譬如“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其中回避的问题，便包含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延安文艺可不可以借助民族形式来实现对革命思想的普及？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
这个问题，实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已经被详细说明，也正是如此，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诸如“新秧歌”、“新年画”、“改编戏”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形成后期延安文艺的整体风格。第二，务实的精神。这一点与第一点有很大的关联，当中共领导人走出教条主义的窠臼之后，指导他们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便是从实际出发。“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这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譬如“民族”、“科学”、“大众”三个口号，在中国现代文化中都有丰富的接受历史，毛泽东对它们的解释并没有沿袭这些概念的历史，而是从中共需要出发，重新解释。这种务实的精神经过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界被广泛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能够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并成为《讲话》的基础，如果没有务实作为后盾，整个体系并不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至少有多重理论建构的可能。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背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从国、共意识形态互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只是其中一个视角而已。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认识延安文艺当中的问题，应该注意到“域外语境”的存在和作用。这里的“域外”，是指延安文艺发生的“边区”（后称“解放区”）之外的地区，具体来说，便是“国统区”和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在抗战当中，边区、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它们既有对抗、又有联合，且十分不稳定，它要求各个不同地区必须对此保持灵敏的反映，审时度势制定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战略思想。因此，虽然战争导致了地域分野，但绝不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文艺孤立发展，它们与“域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中共领导下的边区（解放区）来说，“域外语境”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对这个地区和背后的政党来说，它们的胸怀从来都面向着中国的未来，由于长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上，它们必须不断调整与“域外”的联系，并能够将对“域外”的反应迅速内化在自己的施政纲领和理论创造中。所以，对于延安文艺而言，“域外语境”具有阶段性和具体性的特征，所谓阶段性，是因为边区面临的政治形势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相应地边区做出的反应也在变化；具体性，是因为针对具体的文艺理论或政策，它的“域外语境”都有具体所指，并非只是宏大的背景。延安文艺“域外语境”的这两个特征，要求我们在认识这段文艺思潮时，不能轻易将某种现象、某个特征视为“独创”，在区域互动、博弈的环境中，矛盾的双方常常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只有如此，今天对于延安文艺的认识才可能更加深刻。
本文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
本期编辑：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