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华 | 自我的膨胀与萧军的悲剧 ——从《萧军日记》谈起

 宋剑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军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延安”到“东北”，他一直都以坚守“鲁迅精神”为己任，用“新英雄主义”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故有学者便这样认为：“这是萧军的幸运，却也是他不幸的根源。”因为幼稚而狂妄的萧军，试图争夺文化领域里的“话语权”；所以他的悲剧，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政治悲剧。学界对于萧军采取了一边倒的同情态度，理由无非是他在政治面前不肯屈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形象；“弱者”敢于向“强者”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这种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大无畏精神，毫无疑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但我个人却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

伴随着二十卷本《萧军全集》的出版问世，我们对于萧军的思想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那三本百余万言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的萧军：自视甚高且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又狂妄自大，除了崇拜已故的鲁迅之外，他几乎就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当然代表。所以，萧军后来的人生悲剧，并不是什么特定时代的政治悲剧，而是由他人格缺陷所造成的个人悲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萧军的“自负”与“自我”

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为什么会随心所欲、傲慢自大？表面观之好像是因为《八月的乡村》，以及鲁迅为其所写的那篇“序言”；但实际上却是“在鲁迅去世之后，他自然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遗产和‘鲁迅大弟子’所带来的声誉和地位”。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萧军

从作家素养的角度来看，只读到高等小学七年级，“就被开除了”的萧军，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先天条件 ，的确并不是很好。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沈从文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并不影响他享誉中国现代文坛，且成为一位文学大师；然而沈从文的文学天赋，则要比萧军高得多，甚至连丁玲和叶紫等人的文学天赋和成就，也“都在萧军之上”。仅以《八月的乡村》和《第三代》而言，既缺乏吸人眼球的故事情节，又缺乏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1927年以前，萧军“对于所谓‘新文学’是不发生兴趣的”。后来他才从书店里买了两本新文学作品，一本是新月派诗人于赓虞的诗集《晨曦之前》，另一本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不过“内容是什么还不能全面理解”。我个人所感兴趣的一点则是，萧军既对新文学“不发生兴趣”，又从未参加过“抗联”组织，他为什么会去写《八月的乡村》呢？据有学者考证，《八月的乡村》的创作题材，是萧军从傅天飞那里“听”来的。傅天飞是共产党员和抗联战士，1933年夏季他找到舒群，详细讲述了“磐石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舒群向萧军、萧红转述了这一故事，萧军听后非常激动。当时的萧军，正处于文学创作的起步期，他渴望能够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创作起点。故他恳求舒群把傅天飞请来，再次把“磐石游击队”的故事听了一遍，然后便“根据傅天飞的‘腹稿’，开始写作《八月的乡村》”。

1934年上半年，《八月的乡村》便完成了初稿，但是这部作品能否被文坛所认同，萧军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把握。于是1934年11月，萧军便带着《八月的乡村》来到上海，希望能够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鲁迅拿到《八月的乡村》 以后，断断续续地看了4个月，直到 1935 年 3 月 25 日，他才致信萧军说：“《八月》在下月五日以前，准可看完，只能随手改几个误字，大段的删改，却不能了，因为要下手，必须看两遍，而我实在没有了这功夫。序文当于看完后写一点。”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鲁迅对于《八月的乡村》，在艺术技巧方面并不大满意，却又没有时间去帮他“删改”。虽然他在 4 月 2日的信中告诉萧军，“《八月》已看过，序已作好”，但仍旧认为《八月的乡村》，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尽管有鲁迅的作序与推荐，然而《八月的乡村》仍无出版社愿意出版发行，所以萧军只能自己出钱去印刷和售卖。鲁迅对此爱莫能助，他说“《八月的乡村》印出后，内山书店是不能寄售的，因为否则他要吃苦”。萧军自己对于《八月的乡村》的版本，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从1935年到 1937年，“我自己经手印过七版”；二是在这两年时间里，“这书已经再版到第五版”共发行了八千册。我个人于这个“数字”深表怀疑，就连日本人开办的“内山书店”都不能出售，难道这八千册书是由萧军自己摆摊卖掉的？况且萧军连《八月的乡村》的版本次数都记不清楚，那么“八千册”说也未必就真实可靠。 

《八月的乡村》问世以后，社会上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中，首先从思想内容方面，将其定位是一本“好书”，因为“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其次在艺术技巧方面，他也含蓄地指出《八月的乡村》“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欣赏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八月的乡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序言结尾处所说的那句评语，即“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毫无疑问，鲁迅是从爱护与提携一个青年作家的角度出发，充分肯定萧军不仅写出了黑土地上人民的苦难遭遇，同时也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故称这是一项令人敬佩的“庄严的工作”。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崇高地位，那么他这篇短短的序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八月的乡村》的总体评价。

比如左翼评论家乔木当时就认为：“《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但批评的意见也不绝于耳，比如 1937年初《大公报》文学评奖时，朱自清就曾对提名作品《八月的乡村》不屑一顾，他说“读完《八月的乡村》，无甚新鲜材料”，且不赞同其入围。而“狄克”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评论文章，更是在文坛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狄克”认为：“《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孤立地去看“狄克”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篇十分正常的文学批评，它主张文学创作应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论的核心观点。不幸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使“狄克”成为众矢之的：其一，是鲁迅迅速地做出了反击，他认为“狄克”不仅是在全面“抹杀 《八月的乡村》”，并“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从文章的用词来看，鲁迅与“狄克”似乎结怨很深，显然是把他视为周扬一伙来加以嘲讽的；其二，是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把“狄克”视为是“张春桥”，而《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就是他早期思想反动的一个铁证。其实，“狄克”的笔名始见于1930年，而张春桥却出生于1917年；如果他就是“狄克”的话，岂不是从十三岁就已经活跃在上海文坛了吗？就算“狄克”是“张春桥”，《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也并非是“抹杀《八月的乡村》”，既承认“他是一首史诗”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总体而言仍不失其客观公正性。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之前，张春桥还以“水晶”为笔名，专门写过一篇《八月的乡村》，文章开头竟然用的是鲁迅“序言”中的结束语：“《八月的乡村》告诉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由此可见，“水晶”对于《八月的乡村》的基本看法，显然也是受到了鲁迅“序言”的深刻影响，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上的险恶用心。

《八月的乡村》在艺术上的缺陷，不仅为学界人所共知，萧军本人也心知肚明。比如，他在“日记”中记载，欧阳山在延安就曾对萧军说，《八月的乡村》只是他文学创作的很好开始，“他一般感到我写人物的性格不突出”，而萧军则心悦诚服地承认，“他对于艺术是老实的”。就连萧军的妻子王德芬，也觉得《八月的乡村》“作为艺术品来看，觉得零碎”。我个人十分赞同一位外国学者的看法：“《八月的乡村》里讲述着一支游击队的流浪，行动被书写时既没有可见的开始，也没有胜利或败北的结局。——萧军使用的基本叙述手段是破碎的、矛盾的形象展示，这弥漫于小说的整体氛围中。”因此，故事情节缺乏完整的逻辑性。

萧军 《八月的乡村》 1935年 8月

《八月的乡村》之争，既增强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的坚定信念，又造就了一个现代文坛的神话人物。原因非常简单，萧军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一直都缺乏自信和底气。就拿《八月的乡村》来说吧，故事题材不是他自己的，成书后又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虽然有文坛巨匠鲁迅为之写序，他仍不敢确信读者会持何种态度。然而，鲁迅对于“狄克”的反击和驳斥，使萧军立刻便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鲁迅既是在为《八月的乡村》说话，又是在维护自己的文坛尊严，这就使得鲁迅和萧军之间，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盟关系。所以，我对萧军同张春桥、马吉蜂的“打架”事件，也就有了与众不同的全新理解。萧军曾说张春桥、马吉蜂“在他们的小报上污蔑鲁迅先生，讽刺我。我找到了他们的地址，约他们夜间在徐家汇相见，打了一架，我把马吉蜂揍了一通，他们就不再骂我了”。萧军这段话，同样是明里在维护鲁迅的尊严，暗里却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他把新仇旧恨一块发泄，无疑就是在向社会宣誓：骂鲁迅就是骂萧军，而骂萧军也就是骂鲁迅。从此以后，萧军便自觉地把自己，同鲁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萧军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当然知道由于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不足，使《八月的乡村》因缺乏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很难成为一部优秀的经典作品。但他又不能去承认这种缺陷的客观存在，否则既对不起鲁迅扶持他的一片热心，同时也无法在名家荟萃的文坛立足；所以，他对《八月的乡村》这部“好书”的先天缺陷，做了这样一种自圆其说的变通解释：一篇作品的好坏，首先并不在它艺术层面上的“故事性”，而是在于它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这样密切地和现实配合像冲锋号那般的关系——’我评价着《八月的乡村》。——仅是这一点已不是任何人所能有的了”。从这一认知角度出发，他不再怀疑自己的文学天赋，也不再听取任何人的批评意见，而是坚持认为“我走的文学的路是正确的，《八月的乡村》也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意义伟大的东西”。撇开艺术上的评判标准，去突出《八月的乡村》的时代价值，无疑令萧军从内心忐忑的“自卑”，走向了盲目乐观的“自负”。比如他说“我自己估量自己：无论在生活经验上，文化艺术修养上，文学禀赋才能上，写作经验上，所得的成绩上，身体条件上——当然比起中国同时代的‘作家’们那全是要优越”。因此他坚信“《八月的乡村》给中国文坛和时代开了一个新起点”，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中国文坛的艺术水准，从而“使鲁迅先生见得后继者的欢喜”。他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向世人宣称，是“《八月的乡村》引激了‘七七’抗战”。萧军思想的这种转变，既是他狂妄心态的真实表现，同时也是他无法克服的悲剧祸根；我说萧军的悲剧，主要还是一种人格悲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萧军的“傲慢”与“狂妄”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这对于初登文坛的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因为他刚刚得到了鲁迅的提携和帮助，文学创作上还不够成熟，一旦失去了鲁迅这个“保护伞”，今后也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决定他在文坛上的生存地位了。然而，萧军自己也十分清楚，仅凭一部艺术上不完美的《八月的乡村》，很难使他在文坛上长久立足。虽然他还写过其他一些作品，诸如《羊》《江上》等中短篇小说，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反响。尤其是他准备超越《八月的乡村》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前三部），仍未改变《八月的乡村》所存在的老毛病：情节松散没有一条清晰的故事主线，角色众多却又缺乏一个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就连萧军本人也觉得，这部作品“自己读起来，依然是不愉快，将来时间如许可，还预备把它重写一番”。可惜的是，自从“七七事变”以后，萧军几乎再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尽管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众人发誓，“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然而，即便是他最不满意的那部《第三代》，也是一直拖到1951年才最终收尾。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萧军的创作生涯是十分短暂的，《八月的乡村》 既是他文学的起点和高峰，同时也是他创作的终结和句号（1948 年以后所写的小说《五月的矿山》和话剧《幸福之家》，无疑都是失败之作）。

没有优秀的作品作为支撑，使萧军的文坛地位显得格外尴尬，他不仅对社会的冷眼耿耿于怀，同时更是因失落而变得异常敏感。比如，1940 年萧军在延安时，偶然看到了两本由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茅盾对张天翼、丁玲、骆宾基、姚雪垠、许杰、欧阳山、沙汀、陈白尘、刘白羽等人的文学创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却只字不提他和《八月的乡村》。这种打击对于以“著名作家”自居的萧军而言，不啻为是一种令他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故他认为这是文坛对于鲁迅的一种背叛，“从无论哪方面看，他们是全要企图抹杀我在中国文学的路程上的功绩！”于是他在暗地里发誓，无论人们怎样去看待自己，他都要像成吉思汗或拿破仑那样，“以笔征服这世界！至少是中国”。并且公开申明自己的使命， 是“要使世界各国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进而争取“在十年之内，我要使中国的文艺在世界上奠定他的光辉地位。”从《日记》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萧军不仅变得“狂妄”，而且还有点丧失了理智，结果不但使他与众人结怨，同时也使他离文坛越来越远。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萧军变得那么“狂”呢？其实答案就在他的《日记》里。由于他没有作品作为支撑，而又想在文坛上生存下去，所以就必须去寻找另外一种“保护色”，以便向社会证明他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而这种“保护色”，就是“鲁迅大弟子”以及“鲁迅精神”的“传承者”。萧军竭力将其他人从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排除掉，使自己成为“鲁迅精神”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比如他说“和鲁迅先生接近的人，还只有我还在这样健在着，战斗着——其余的大部飘萧了”。“我的先生他是伟大的，我无可能企及的。但是在他的精神和事业，只有我能发扬和继承他。”正是鉴于这种盲目而强烈地自信，他才会不顾一切地声言：“我是新生力量底代表，中国鲁迅这转轴人底承继者，从对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讲，没有作家能够和我相比的。”尽管我对萧军的“狂傲”，早已有过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把自己视为是鲁迅精神的唯一“承继者”时，还是令我瞠目结舌、大跌眼镜。萧军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高傲’或‘骄傲’成了我的一生的‘定刑’！——至于我呢，还是背起我这‘定刑’的十字架，走下去罢”。问题是继续“走下去”的最终结果，使萧军自不量力地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文坛“巨人”，并且还试图在中国现代革命中获取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席地位。比如，他说在现代中国，他只佩服毛泽东、朱德、鲁迅这三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是政治家，他“正在指导着他们整千整万的忠诚的党徒而战斗！”朱德是军事家，他“正在率领着他们整千整万英勇的武士而战斗！”而“只有我们——革命文化大队——的主将，却已经离开了我们整整五年！”那么文化方面缺失了的领军人物，到底应该由谁来替补呢？萧军嘴上虽然没说，但是他已经把自己摆在了鲁迅“承继者”的位置上，所以文化界新的领军人物，理所当然非他莫属。萧军骨子里这种强烈的领袖欲，既导致了他同现代文坛的彻底决裂，又导致了他同共产党人的矛盾加深，这就注定了他人格悲剧的不可避免性。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鲁迅、萧军与萧红形象

首先，是萧军自绝于文坛，而不是文坛遗忘了萧军。由于他是站在鲁迅的高度去俯视文坛，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他蔑视。比如，萧军并不了解郭沫若，却因鲁、郭之间有过文字冲突，故他就瞧不起郭沫若其人；只要看到郭所写的文章，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研究，他都会给予一通讽刺与挖苦。他说郭沫若“浅白庸俗”，做人很“不老实”。看了郭沫若的剧本《屈原》，觉得“这位‘自伤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来越为他肉麻”，并表示对《屈原》中“浅薄和无聊的一些自白实在不能容忍”。特别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不仅评价极高，还将其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可萧军则认为该文酸气十足，“只是把一段段历史抄来解释一番，而且见解也平庸烦琐，主题不鲜明，缺乏深度”。对于茅盾和曹禺，萧军同样表示出了一种不屑与其为伍的傲慢姿态，他认为茅盾的创作“缺乏一个诗人的灵魂和情感”，说《子夜》不是一部好作品，因为“茅盾他是内力不足的，但却想要形成一种大气魄的成功或破灭”，读起来令人感到索然无味。萧军还说曹禺也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其话剧《雷雨》 和《日出》 等，“思想是朦胧的”，艺术技巧是“摹仿的，非民族的”，总而言之都是些“没有文学价值的剧本”。并以不同曹禺等人在《大公报》同台领奖，而感到光荣与自豪。萧军连郭沫若、茅盾、曹禺这些文学大师级人物都看不上眼，其他那些正在脱颖而出的新文学作家就更不用说了。比如他说阳翰生、田汉这些“叛徒”，竟然“在共产党里面很吃得开，大摇大摆地”；丁玲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我很卑视她”；艾青“这个人是需要打击的，而且不能留情”；至于胡乔木，更“是一个平庸的人”。

说实话萧军所骂之人，都比他才华出众，也许是出于一种自卑心理，他才会以攻为守去维护自己的所谓“尊严”吧。其实萧军心里非常清楚，他刚到延安不久便把那里的文人几乎都给得罪了，他说“在这里反对我的人，已经有一批可观的数目了：周扬，雪韦，何其芳，立波，丁玲”等人都是。萧军还把这些“仇人”，分为“郭沫若系统”“田汉系统”“阳翰笙系”“国民党系统”“成仿吾系统”“周扬系统”“萧三系统”“阎锡山系统”“茅盾系统”。正是因为萧军有这么多的“仇人”，难怪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因帮着王实味说话，而遭到延安中央研究院八个团体及一百零八人的联名反对，并且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更是受到了众人的轮番攻击。

其次，是萧军疏远了共产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抛弃了萧军。萧军对于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表现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认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救中国；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共产党人的某些做派，与他的期望值相去甚远。造成这种情感矛盾的主要原因，仍是他“傲慢”与“狂妄”的偏执个性。因为萧军1940 年 6 月到了延安以后，共产党人是以“鲁迅弟子”的特殊身份，而不是看在《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份上，才把他当成了延安文化界的“座上宾”。比如他说“毛泽东对于我这人只知道是‘好人’，豪 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因为他没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魂”。故萧军并不领共产党人的情，认为这都是他应该得到的，“因为我写过《八月的乡村》了！这也算对革命有了‘功劳’！”与此同时，他更是把自己视为“鲁迅精神”的当然代表，并以“俯瞰”的眼光去审视延安的共产党人，所以他对一切“不顺眼”或“不文明”的地方，都会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有一次他走在路上，看到一群顽皮的八路军小战士向山下扔石子玩，立刻恼怒起来并准备同他们打架，“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那是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信任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仅仅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些小事，他已“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萧军对于延安的基层干部，更是充满了偏见，一旦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便认为“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等——几乎全是流氓成分，鬼鬼祟祟，全无正气。——吃着老百姓的公粮，而不给老百姓办事——这是可耻的啊！”由此他颇感失望地喟叹说：“中国共产党虽名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但在它的作风，气魄，实质上却是农民性与小资产阶级性的。”

萧军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研究者去深切关注。学界历来都说萧军非常敬重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格外地欣赏萧军，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一段频繁交往的蜜月期，只不过是因为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不同，才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疏远。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毛泽东不止是对萧军一人，他对所有在延安的党外人士，都非常客气也非常尊重，这恰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那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但萧军对待鲁迅和毛泽东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他将鲁迅看作“父辈”，对其思想与人格采取的是“仰视”；而把毛泽东只当作“朋友”，并以“平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位政治伟人。比如，延安的党内外人士在给毛泽东写信时，都是以“毛主席”开头，只有萧军用“泽东同志”，以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平等关系。萧军对毛泽东的基本印象，“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是有天才的，——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彻一切的思想家。”因此他这样总结道：“他是聪敏的，但缺乏一种深沉的思维力，和预见的眼光。——他和马列斯（斯大林）以及鲁迅先生等比较起来，是还相差很远的。”从萧军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认为毛泽东无非就是一个农民革命家。一句不如鲁迅的言外之意，当然也不如他萧军本人，因为他已把鲁迅比喻为“是中国文学的根干”，自己则是那“根干”上的“花与果实”，“根干”与“花果”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正暗示着他与鲁迅之间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吗？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1946年萧军经由张家口去东北时，曾在张家口过一次讲演，他不无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那些青年们不知道毛泽东，朱德，却知道我和丁玲。”此外，他还说贺龙“土气和江湖气”，王震是个“有点小聪明而跋扈的人”，林彪“不是一个大将材料，而且不像长寿的样子”，换言之，延安所有的政治人物，思想修养都不如他萧军。可见当年的萧军，是多么傲慢与狂妄。

萧军打着“鲁迅大弟子”以及“鲁迅精神”承继者的旗号，本想在延安文坛上捞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却不曾想被他自己的傲慢与狂妄搞砸了，这无疑是出乎了他本人的意料之外。我个人心中一直都存有这样一个疑问：萧军在延安颇感委屈，为什么不主动离开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谋求发展呢？读罢《萧军日记》我才明白：正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坛上，差不多都是他的“仇人”，所以他才会跑到延安来；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又把延安的文坛和政界都变成了新的“仇人”，其实他此时已经是无处“彷徨”了。在延安再度变成了孤家寡人后，1943年底萧军主动要求去到延安乡下，试图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来维护他不屈不挠的“高尚”人格。并且抱着“以沟通世界文化，统一世界人类文化，使它向更高、更美的方面发展”的伟大理想，在那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坡上，顾影自怜地抒发着一些苍白无力的内心感慨。

三、萧军的“幼稚”与“荒唐”

阅读《萧军日记》，我一直都在寻找一个答案：萧军曾说他的“傲慢”与“狂妄”，是受鲁迅影响太深的缘故；但是他是否真正了解鲁迅，至少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鲁迅一生从未想过要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英雄”，萧军则推崇“新英雄主义”，他说“战斗即生活！这是我新英雄主义基本的信念”，并认为新英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更新阶段的发展”；鲁迅一生从未想过要去做他人的思想“导师”，就像他所嘲讽的那样，“假如真识路， 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萧军则是立志要以天下为己任，“我像个使徒，到处宣传着真理”；鲁迅思想深刻、性格沉稳，不仅自己从不发“狂”，还经常奉劝许广平“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否则，要防自己吃亏”。萧军则不然，他脾气暴躁、性格粗野，凡事都要争强好胜，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处处碰壁。说穿了，萧军这种“傲慢”和“狂妄”的外在表现，恰恰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幼稚”与“不成熟”。

当我们从“幼稚”与“不成熟”的角度，去反观萧军在延安时期的种种表现，很容易就能发现他的所作所为，都显得十分地荒唐和不靠谱。萧军到底有多么“幼稚”与“不成熟”呢？在这里，我想用三个具体事例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具体事例，是萧军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关系。钱理群先生曾认为“毛泽东显然是欣赏萧军”，这是一个精神“反叛者”对一个精神“探索者”的惺惺相惜。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萧军本人看来，毛泽东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家，既没有哲学思维又缺乏艺术修养，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的思想影响力，绝不可能像鲁迅那样“在我们这代人心中生了根”。从1942年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起，他就凭直观印象“发现”了毛泽东身上的诸多“缺点”，并狂妄地评价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还没有脱离农民的原始的自发性底存在。所好的，是它们在进步”。因此他一方面对共产党人说，在争取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我愿和你们一同战斗，一同实现这心愿！”另一方面也明确地表示，“我是一个作家，我只有含着泪助它们成长”。这就决定了萧军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关系，恐怕并不是单纯地交朋友那么简单，而是想以他自己所理解的“鲁迅精神”，去影响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文化决策。比如，他全力向毛泽东推荐鲁迅的书籍，希望“最好能每一个党人全能接受鲁迅的精神”。并说“每一次我们（与毛泽东）主要谈到鲁迅，我应该像一个使徒那样传布先生的影响”。他甚至还自信地认为，是他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延安文艺界的不良风气，才使“多少病根被拔除——我愿意说这是我的功绩”。而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发起的整风运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萧军当然也意识到，“毛是一个喜欢在不意中给人以一个钉子碰的，他喜欢用暗示的方法——先引敌深入，而后包围之，一般人是易于失败的”。但他却不以为然，“我们相处还是在‘砺智’的阶段中，我相信我会影响他”。即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不断说教者，宣传者，鼓励者——是有用的。只管撒下你的种子罢，不要担心收获”。

萧军想要以他所理解的“鲁迅精神”，去影响和改变毛泽东以及共产党人的文化信念，无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都会令人感到他思想的“幼稚” 和“荒唐”。众所周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都远在萧军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之上，但毛泽东却从不与他计较。他对萧军所采取的怀柔和包容态度，其实正是共产党人尊重知识、礼贤下士，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的一个缩影。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是极其高明的，他在同萧军的聊天过程中，早就暗示过他，应该尽快适应延安地区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必须要能经得起这些锻炼”。他似乎也从毛泽东的谈话中，隐约感觉到了“他大概对于我的自负和跋扈也有着不满，觉得我锋芒太露，因为他还不懂得我”。

由于萧军过于狂妄与傲慢，他并没有在意毛泽东的善意忠告，相反在王实味的问题上，竟忘乎所以地同毛泽东及共产党人唱对台戏，结果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与萧军交往。尽管萧军仍不断地写信想见毛泽东，并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能够约见他，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毛泽东根本就不理会他。于是萧军一气之下，表示要同毛泽东彻底“断交”。毛泽东为何不愿再见萧军呢？他心中当然自有答案：“萧军既然不顾大局，应开始对他抱冷淡态度，使其感到孤立，或有悔悟的希望。”直到 1945年 11月 9日，萧军要去东北工作之前，毛泽东觉得萧军应该自我反省得差不多了，才约他做了一次礼节性的告别。萧军说“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

萧军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后排左起第5人为萧军）

第二个具体事例，是他在王实味问题上的强势表现。萧军与王实味原本并不认识，而且还明确地表示“这人底‘质地’我不喜欢，浮狂而还自私，名士气太重”。可是为什么在延安整风运动当中，却又同王实味扯上了瓜葛呢？学界基本上都根据萧军自己的一面之词，认为他看不惯王实味被众人围攻，所以才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最终导致了引火烧身。但这种说法与《萧军日记》不太相符。

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专门写信给萧军，希望他帮忙收集一些延安文艺界的“材料”，以供他撰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作为参考。萧军错误地以为毛泽东的主观意图，是要整顿延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于是他把对周扬、丁玲、艾青等人的强烈不满，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未曾想毛泽东的主要矛头，却指向了王实味的“反党言论”，这多少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故在 1942 年 5 月 25 日的座谈会上，他看到“仇人”们都在全力攻击王实味时，便立刻起身替王实味辩护。天真幼稚的萧军，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6月3日，周扬专门在鲁迅艺术学院找他谈了一次话，明确要求他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看待王实味的问题。可是由于他与周之间的成见颇深，这次政治上的暗示性警告，不但没有起到正面的疏导作用，反倒激发起了萧军的逆反心理。6月 4日他再次替王实味说话，认为“王实味绝不是一个‘托派’，他们这次是用的政治上的‘苦肉计，为了消灭他文章上的党内党外的影响，所谓‘一俊遮百丑’的办法”。结果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攻击。

对于萧军的不合作态度，共产党人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克制，比如 10 月 20 日陈云找萧军谈话，告诉他“王实味是托派，不过还在党内养着他”。陈云还解释说共产党人对萧军的批评，可能会伤及他个人的“面子”，希望他不要去介意，但萧军却强调“它不是个人‘面子’问题，而是党与群众关系问题，党与他的朋友关系问题——也是我对共产党底观点和态度重新决定底问题”。由于萧军明显是在威胁共产党人，所以才导致了双方矛盾的迅速激化。

有趣的是，萧军对于王实味的许多观点都不赞同，比如王实味对他说看不惯毛泽东和共产党高层人物的特殊待遇，认为这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时，萧军则以其所见所闻当面驳斥了王实味的荒谬说法：“据我所知，（毛泽东） 他们底生活并不比我们好过多少，那是朴素的，简单的。因为我和他们有过交往，也偶尔吃过饭。”与此同时，他对王实味的顽抗态度，也表示了强烈地不满，他甚至预感到“如果将来战势紧张，王实味仍顽固不化，他们也许杀了他祭旗”。其实，萧军并不是不理解共产党人批判王实味言论的政治意义，甚至连他自己都认为，“内部进行自我批评，外部宣传自己功绩，现在的共产党的政策是对了”。只不过他执拗地认为，在王实味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对我这些事处理得失当。我很慨叹他们内部缺乏深刻、卓识、远见的人！”远在桂林的胡风，也发现萧军的思想非常危险，一味地同共产党人相对抗，对他的将来会非常不利，于是专门写信批评他说：“老弟虽立意甚诚，但表于外者往往给人以相反之印象，此点务宜慎之。——斤斤于细故如村妇然，实为大损。”只可惜，傲慢狂妄惯了的萧军，此时根本就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了，以至于后来到了东北地区，公然要同共产党人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最终成为一个自不量力的悲剧性人物。

第三个具体事例，是萧军“下乡务农”的赌气行为。有学者说自从“王实味事件”以后，萧军丢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被下放到延安农村去当了农民，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王实味事件”发生以后，萧军在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都没有受到影响，政府不仅没有取消他以前的所有待遇，相反他每个月还额外领取“鲁迅研究会及文艺月会津贴100 元”，并且《第三代》每月在延安《文艺月报》发表一万字都有稿费，再加上政府还给他配备了一个“小鬼”照看孩子，应该说生活过得是相当安逸。既然萧军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他为什么又突然想要去当“农民”了呢？那是因为“王实味事件”发生以后，被冷落了的萧军心里窝火、脾气暴躁，有一次他看到招待所的指导员在打骂一个小战士，便立刻火冒三丈把那位指导员狠狠地揍了一顿，结果被边区法庭判了六个月徒刑 （缓期两年执行）。从此以后萧军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并萌生了以下乡务农去对抗共产党人的幼稚想法：“如果共产党过度限制我或压抑我，我即提出去开荒种田，男耕女织也可糊口，就不要他们的供给了。”

真正促使他决心离开延安去乡下，则是源于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据《萧军日记》1943年10月29日记载，招待所改变了每天送饭上山的做法，要求山上窑洞中的文人们自己下山去吃饭。萧军以夫人王德芬身体不好为由，仍然坚持要招待所送饭上山，结果被招待所“蔡主任”训斥了一通，认为萧军是在大搞特权思想。萧军一气之下连续给王鹤寿写了两封信，表示自己“实在不想再住机关，吃公家粮食”了，并坚决要求到乡下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王鹤寿没有回复他，于是他又给林伯渠写信，终于得到边区政府的最后批准。

1943 年 11 月 8 日，萧军举家搬到离延安十几里外的王家沟，乡政府给了他“小米五斗（小斗三十斤。一千三百元）”补助粮款。然而，大手大脚惯了的萧军一家，很快就把小米挥霍一空，政府补助的钱款，一次赶集便差不多全用光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处借粮借钱，以维持接下来的日常生活。到了 12月中旬，他感到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于是便向乡政府借下一年度的食用粮，结果不但遭到了拒绝，还受到了乡干部的冷嘲热讽，“为什么延安那些文化人还能生存，而你却不能存在！”气得他发牢骚说，“我感到外国再倒霉，作家的命运也要比最好的中国作家的命运强”。无奈之下，他只好再给林伯渠写信求救，并委婉地表示“如果现在党和政府方面有需要我回去工作的必要，或为了任何原因愿意我回去，我是并不固执的，是可以回去的”。萧军的夫人王德芬曾说，当年是毛泽东派胡乔木到王家沟，去劝说萧军回延安的，这与《萧军日记》明显不符。正是因为萧军主动写信要求回城，并向顺路来看他的胡乔木“谈了我回延安的目的——准备入党——他们当然是被一种不相信的感情惊异着”。然而回到延安以后，他再也不提“入党”一事，可见“入党”只是萧军想回延安的一个借口。

读罢《萧军日记》，我突然想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别看萧军对“鲁迅精神”学得不怎么样，可他那种无所顾忌的“战斗”精神，却多少都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狂人”：“狂人”执拗要去颠覆不可颠覆的文化传统，而萧军则狂妄地要去改变不可改变的共产党人。两者唯一的不同之处则是“狂人”不久便幡然醒悟，不再“发狂”而是“赴某地后补”了；而萧军却始终都在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大有不闹个天翻地覆绝不罢手的倔强劲头。直到晚年他才有所反省：“我青年时期，只知自己，不知有人，于人于事拙于处理方式方法，树敌颇多，伤人太重，因此招到任何攻击和打击，绝无怨尤之情，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蒺藜得蒺藜’是也。”明白是明白了，可是有点太晚了。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坛》2020年02期

本期编辑：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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