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 | 五四“人间感”的发现——新感觉、情感世界与初期新文学主题、形态生成
张先飞
五四时期，建造新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即“人间感”塑造，成为现代人道主义“人的文学”运动的重要职责，也促成了初期新文学的主题与形态生成。“人的文学”家在人道主义启示下产生出新的世界感受，就是人类兄弟间“爱”的联系：正面感受，除“神圣感”外，既有发现“人间”正当联系时的欣喜与紧张感，和与他人的胞与之情，又有发现人类一体的神秘联系的欢喜与惊异感等；负面感受，是当新文艺家面对漠视“人间”正当“爱”的联系的社会现象时，所产生的种种悲哀、无奈、激愤之感。“人的文学”家通过创作将新的感觉与情感固化为文学主题、形态。周作人是“人间感”发现及文学表现的核心作家，叶绍钧也从“生命哲学”出发表达出深刻的感受。
一、五四人道主义与“人间感”的塑造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也持续发生着彻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塑造与建构国人新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包括国人对于自然、社会、自身以及他人的全面的新的感受，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甚至可以称作新的“感觉革命”与“情感革命”。这一工作是由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文学引发及引导的。开启这一宏大工程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文艺家几方面的考量。
按照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文艺家的认知，古代中国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塑造、传达是由传统旧文艺来负担与承载的。明、清以降，正统的旧文艺走向僵化复古，与外部世界、人的真实生活彻底隔离开来，不再能适时表现新时代国人的新感觉与新情感。但失去自我更新能力的正统旧文艺依然霸占艺坛要津，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实际上是将以往时代感觉与情感的类型、表现方式等固定下来，仍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津梁。如此造成的后果是，这种被固定下来的旧的感觉与情感类型、表现方式等，反而成为国人认知、表现真实世界与自身真实独特感觉、情感的巨大障碍。这正是自晚明李贽、公安派之诗文新风，到晚清文学界革命，再到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等文艺革新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各个时代文艺革新运动的先驱均力图创造新的文学形态，以期恢复文艺的某些独特功用，即能够紧随时代的发展与人类精神的演进，传达国人不断更新的感觉与情感，并凭借文艺为新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塑形。
在五四时期，以新的文学形态来为新的感觉、情感世界塑形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与五四国民精神批判的思想潮流紧密相连的。在周作人等提出现代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系统观念后，初期新文艺家秉承这一观念的独特视角，以新文艺的纲领性文件《人的文学》（1918年12月7日作，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为依据，凭借科学的“人学”观，从“主义”出发严厉审视国民的精神世界，急斥国民苟且于“非人的生活”并迷醉于“非人的文学”这一社会现状，还尖锐地指出，“非人的生活”与“非人的文学”两者的关系实为互为依仗，共同促使国民精神加速败坏，时至今日，国民已彻底堕落为精神变异的怪物，而他们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也随之彻底恶化。这些重要的判断在周作人等“人的文学”家“围剿”黑幕文学时表述得淋漓尽致。在此意义上，新文艺倡导与实践的另一中心任务就是要拯救国民精神，其中的一个核心工作便是拯救国民的感觉与情感。具体言之，即要以现代人道主义的严苛标准，剜却国民旧的精神根柢，赋予他们全新的感觉能力与情感能力，并完全重建起国民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这些认知均是初期新文学家的独特理论发现，是在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进行的。
在以上两方面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文学来为新的感觉、情感世界塑形，成为初期新文学家的重要职责，笔者称之为重构新的“人间感”。
胡适
新诗创作是除直接表述“主义”的论文、随感录外最早期的新文学写作活动，也是初期新文学家表现自身新的感觉与情感类型的最初艺术尝试。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几位《新青年》初期新诗人最早开始悉心体察并试图表现新的感觉与情感，正如胡适在《梦与诗》（1920年10月10日作，1921年1月1日《新青年》8卷5号）中坦言，“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胡适在该诗《自跋》中还专门申说，企求诗人们一定要写出他所反复强调的个人体验过的感觉与情感，他着重说明，“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不过作为初放大脚的“小脚女人”，这些诗人虽欣喜地体验着新的感觉与情感的刺激，但他们在尝试作新诗时，更多的力气还是花费在挣脱旧文学以及依附于旧文学的僵化凝固的感觉和情感世界的影响之上。总的说来，这一努力并不很成功，即便如沈尹默的《月夜》（1918年1月15日刊）、《三弦》（1918年8月15日刊）、《白杨树》（1920年1月1日《新青年》7卷2号）等作品，这些被《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北社编《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1922年）称赞为已“备具新诗的美德”的较为突出之作亦是如此。
旧文学的强大影响力固然难辞其咎，而作者本人对这些新的感觉和情感觉察不深、理解不足也是重要缘由。其实他们自己也希望搞清楚这些新的感觉、情感的确切内容与具体形态，这一点在《白杨树》中表现明显。诗作开篇，“白杨树！白杨树！你的感觉好灵敏呵！微风吹过，还没摇动地上的草，先摇动了你枝上的叶”，这灵敏的感觉正是属于观察到这一瞬间的诗人的。其后的诗句又表现出诗人灵敏的心思，他在反覆地询问树上的“小雀儿”和“地下睡着的一般人”，他们“是快乐吗？”而尾句最具意味，“白杨树！白杨树！现在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能告诉我吗？”这正是诗人的心声，他非常急迫地想知道自己现在的感觉究竟是怎样的。由于觉察不深、理解不足，也致使胡适、沈尹默等对于自身个人情感的发现太过简单，未能展现出更为复杂、亦更具特色的个人深层情感，更遑论情绪的发生、起伏等极其细微的变动。
与胡适、沈尹默有别，刘半农借力民间歌谣与西方诗体，对旧文学的突围较为成功，成为初期白话诗最高产的诗人之一，仅创作、翻译的诗集就有《瓦釜集》《扬鞭集》《国外民歌译》三部。刘半农的成功突围自然也得益于其精神世界之“浅”，使他能躲避开旧文学所承载的丰富繁多的感觉、情感类型及表达方式的牵绊，尽兴地表达其浅直、朴素、稚嫩的新的人生感受。不过，即便是这样清浅的感受，刘半农的表现却仍浮于表面、浅尝辄止，缺乏对于这些新感受的清醒认知，更谈不上有意识的检察与反省了。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刘半农根本未留意以诗作对一些新感受专门而明确地赋予完整的形态，并清晰地表明其内涵、真义。很明显，这些初期新诗人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尚难担当起以新文艺塑造新的感觉与情感世界的重责。
既要挖掘出新的感觉与新的情感，又要将各种类型的新的感觉与情感形态加以固化，在初期新文学活动中具此鲜明自觉意识并亲身实践的，唯有周氏兄弟。
从初入五四新思想界，借翻译英国W.B.Trites《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引入“抹布的人”命题始，再到《平民文学》（1918年12月20日作，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5号）中宣扬“人的文学”的“普遍”的特性，周作人已向国人广而告知：人类每位成员本无阶级、贵贱差别，人人均具有共同的、普遍的情感。同时，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将“人的文学”的表现范围作了限定，其中自然包括文学首要表现的人的感觉与情感。周作人表明，要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旧道德观念及准则，并在《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讲演，1月8日《晨报·副刊》）中将这一点表述为，“凡是人情以外人力以上的，神的属性，不是我们的要求”，因此“人的文学”只能表现符合“人间”生活道德原则的内容，即必须“符合人道”、在“人情以内”，并且是“人力所及”的。对此周作人也难以恰切描述，最后在《新文学的要求》中勉力概括为“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是了”。
周作人这两方面的理论倡导，既为“人的文学”确定了新感觉及新情感的范围，即必须是“人间感”；同时又树立了探寻新感觉、新情感的基本原则与标准，这就是现代人道主义的“人间性”，也就是说，“人的文学”中所有的新感觉与新情感必须是觉悟的现代人道主义者所特有的关于“人间”生活的新感受。
周作人
周氏兄弟在对自身新感觉、新情感的探寻与塑形过程中，遵循着“人的文学”理论思路的限定，同时他们具备清醒的自省意识并时刻思考自己所表现的新感觉、新情绪的类型与真义，以及这些新感觉、新情绪内部的复杂性、矛盾性之所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使周氏兄弟的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为译文所作译者记）与译作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新文学家进行新感觉、新情感探寻及塑形的示范。以新诗为例，周作人在这一层面上对初期新诗理论及创作的重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冯文炳《谈新诗》（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就曾从其独特的诗学理论角度出发对此作出过中肯评价。据他判断，初期的白话新诗人“如果不是受了《尝试集》的影响就是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启发”，在两者之间冯文炳更为肯定周作人的重要性与影响力：“白话新诗运动，如果不是随着有周作人先生的新诗做一个先锋，这回的诗革命恐怕同《人境庐诗草》的作者黄遵宪在三十年前所喊出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班’一样的革不了旧诗的命了。”
胡适《尝试集》
实际上在初期白话新诗的创作活动中，周作人很快就取代了胡适的导师地位。据冯文炳分析，康白情创作新诗，就是先“受了胡适之先生的影响，随后又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启发”。其中，朱自清、郑振铎等人的新诗创作受到周作人的引导与启示便为显例。当然，周作人对他们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对新感觉、新情感的探寻及塑形的活动上。
二、“人间感”的开启：
人类兄弟灵魂光辉的“神圣”感受
在新文学发生初期，“人的文学”家们最为着力塑造的感受类型，是每位“人类的一员”对于其他人类一员的感觉与情感。这一塑造起始于周作人对于“抹布的人”命题的介绍，而该命题后经沈雁冰、鲁迅、叶绍钧等阐释与推广，深刻地影响了初期新文学的探索，并在某些方面导引并规定了“人的文学”家们新的感觉与新的情感的类型、特质。自1918年始，正处于新理想主义时期的周作人基于“抹布的人”的观念，以其诗作表达了自己对于其他人类成员的新感受。
其最初诗作便描写了一些最为普通的人们，主要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素遭贱视的民众，如清晨的扫雪人、街头卖豆汁的祖孙、农夫、卖菜的人、乞丐、贫儿，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其中还有素常被看作野蛮与暴力的象征、因而遭人仇视厌恶的士兵。周作人在其诗作中，不仅将他们看作“我的兄弟”，更重要的是，他透视到了这些“我的兄弟”灵魂的光辉，并产生出一种“神圣感”的新感受。需要再做强调，作为一种新的感受的“神圣感”的产生，明显受到俄罗斯近代文艺中“抹布的人”理念的启示。案，周作人在译介《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时，曾重点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两幕代表性场景。第一幕场景，拉科尼科夫聆听堕落者摩拉陀夫的忏悔与对末日审判的期盼，摩拉陀夫既知晓上帝对人类的大爱与怜悯，也了解尘世中的卑贱、罪恶者在上帝眼里的灵性与高贵，因此他笃信堕落者会得赦免，并被迎入天国。另一幕场景，杀人者拉科尼科夫跪于牺牲者苏涅面前，宣告“吾非跪汝前、但跪人类苦难之前”。两幕场景均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人类兄弟时的独特感受，即“神圣感”，周作人甚至如是论断，拉科尼科夫之言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体创作作注释。
托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神圣感”新感受产生的前提，首先来自对“他是我的兄弟”的体认。对此，周作人的诗作着意清楚说明，其两首表现士兵的名篇皆坦白陈述，如《背枪的人》（1919年３月7日作，3月16日《每周评论》13期）说，“但他长站在守望面前、/指点道路、维持秩序、/只做大家公共的事、——/那背枪的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京奉车中》（1919年4月13日《每周评论》17期）则述说，“两个不买票的兵——/……/我知道在这异样服装的底下、/也藏着一样的精神、/一样的身体”。
周作人这两篇诗作对于“他是我的兄弟”感受的率直表达，被傅斯年高度赞誉为“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并在1919年5月1日《新潮》1卷5号中予以转载，作为当时新诗创作的榜样，他说要“作个模样”。周作人的同类诗作还有《偶成》（1919年6月3日作，6月8日《每周评论》25期），描写学生运动中警察押送中小学生赴拘留地的场景，“只有一位穿黄衣服的朋友、/带了他的姪儿——或是兄弟？——”，在这里周作人称警察为“朋友”，并将学生说成是这位警察的“姪儿”或是“兄弟”，其特殊含义不言而喻。
而能充分表达面对“我的兄弟”时所感受到的“神圣感”的，是白话新诗出现之初周作人的一首杰出之作《路上所见》（1919年1月24日作，3月15日《新青年》6卷3号），“北长街的马路边，/歇着一副卖豆汁的担；/挑担的老人坐在中间，/拿着小刀慢慢的切萝卜片。/一个大眼睛，红面颊，双丫髻的，/四五岁的女儿，坐在他侧面；/面前放着半盌豆汁，/小手里捏了一双竹筷，/张眼看着老人的脸，/向他问些甚么话。/可惜我的车子过的快，/听不到他们的话。/但这景象常在我眼前，/宛然一幅Raphael画的天使与圣徒的古画”。
细绎诗作，十分明显，周作人终于在面对普通人和普通“人间生活”时产生了“神圣感”的实际感受，这是中国人在对于世界的感受方面的本质性变化。为表现这种神圣、崇高的感受，周作人专门提及表现“天使与圣徒”的宗教性的场景，并将此用作比拟。但这并不是在表明这种“神圣感”是一种宗教式的神秘体验，因为这一画面虽是天主教题材的图卷，但同时更多表达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间本位”观念（即远离“神本位”，以肉体存在的人为本位、以人类的尘世生活为本位）最杰出代表拉斐尔·圣齐奥的画意，表现了最富“人间性”的人性光辉。与《路上所见》类似的感觉与情感体验，在1919年7月30日周作人所作的《访日本新村记》（10月30日《新潮》2卷1号）中也有所表现。文中周作人描述了自己于日本新村见到“兄弟”迎接时的感悟，对于那时的感受，周作人也是借用宗教式的场景加以比拟说明的。此种“神圣感”始终追随着周作人，即便到了1923年，虽然其情绪已转向焦虑、犹疑，但当他注视普通的“人间生活”时，依然保有着一种庄严的敬意，如在《昼梦》（1923年1月3日作，1月15日《晨报副镌》）中讲述了遇见一位十四五岁少女时的感受，“这悲哀的景象已经几乎近于神圣了”。
这种“神圣感”，在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1919年11月23日作，12月1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中亦可明显感知，人力车夫背影的“刹时高大”，不仅是因叙事主人公感其道德崇高，还缘于在叙事主人公身后，作者鲁迅内心“神圣感”的产生。而在叶绍钧的“隔膜”系列作品中，这种“神圣感”得到了最为充分集中的表现。新诗领域内仿效的诗家更众，亦极具代表性，比如感知力超强的朱自清，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创作最杰出的诗人，便深受周作人创作翻译的感染。1919年2月29日朱自清创作首篇新诗《“睡罢，小小的人。”》（12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描绘幼儿熟睡的场景，抒发深情的感怀。首先仅就标题而论，诗作明显受到周作人1918年底所译日本江马修的短篇小说《小小的一个人》的影响，将幼小孩童视作人类中一个同等的“人”。案，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出版，在周作人的论文《人的文学》后又刊载了其所译的《小小的一个人》。在译作的简介中，周作人专门指出，《小小的一个人》的这个标题，“用英文译不过是ALittleOne的意思”，实际也就是人类中的一个的意思，而在小说中叙事主人公曾明确论说到“人类的大海中的那小的一个人”。
朱自清在《“睡罢，小小的人。”》开篇也有关于创作缘起的介绍，他着意提及，“得着一小幅西妇抚儿图，下面题道，‘Sleep，LittleOne’，这幅画很为可爱”。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上的巧合，使22岁的朱自清立刻联想到江马修小说强烈的情感氛围，同时不免想起自己未满半岁的幼子，进而迸发出强烈的感怀，即以小诗传达心声。《“睡罢，小小的人。”》诗篇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诗人面对“小小的一个人”时的神圣感受。与周作人相同，此时朱自清也喜用宗教性的意象，如“爱之神”“上帝”等，来表达纯粹属于“人间”的爱的感动，以强调他的情感的深挚程度，“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爱之神！“/睡罢，小小的人。”/……/睡在上帝底怀里：/他张开慈爱的两臂，/搂着我们；/他光明的唇，/吻着我们；/我们安心睡罢，/睡在他的怀里”。朱自清1921年5月8日所作的新诗《人间》（8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8号），也明显受到周作人诗作《路上所见》《画家》（1919年9月21日作）的启发和影响，描绘了一位天真少女使他产生的庄严的“人间感”：“伊伶俐的身材，/停匀的脚步，/和那白色的脸儿，/端庄，沉静，又和蔼，/又庄严的脸儿。”在《人间》中，朱自清连叙述的方式都和周作人的《路上所见》如出一辙，也是当车子经过时，将路上的景象一闪收入眼底。
除了朱自清以外，在周作人等人的启发下，受到基督教精神与泰戈尔观念熏染的谢冰心，更是将这种审视人类兄弟时产生的“神圣感”，在歌颂母爱和儿童的诗作、小说、散文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并俨然形成了一种创作风气，引起初期新文学界大量模仿，以致最后沦为滥调。
朱自清
不仅限于五四文学，这种对“我的兄弟”灵魂光辉的“神圣感”的发现，深刻影响了此后三十年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在多数新文艺家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与感情上均留下了深刻印痕。这些新文艺家即便在个人创作中对如阿Q般的普通民众哀其不幸、恨其愚鲁、怒其不争，但内心依然笃信“抹布的人”的理想观念，相信即使再堕落不堪的普通民众也仍拥有神圣的灵魂，并完全能够重获新生。
三、“人间感”发现、塑造的周作人范式：
人类兄弟间“爱”的联系
对新的“人间感”充满惊异的发现，不仅是因为“抹布的人”观念的启示，更重要的原因是，“大人类主义”等现代人道主义“真理”给了国人重新看待“人”和“人间生活”的眼睛，使国人从一开始就欣喜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理想关系，以及流贯在这种理想的“人间关系”中的精魂——“爱”。因此觉醒的新文艺家最初发生的新的感觉与情感，首先集中体现在对于作为“人类的一员”的每个个体之间彼此关系的感受上。具体而言，在这些新的“人间感”中，除了“神圣感”之外，最为显著的，既有发现“人间”正当联系时的欣喜与紧张感，与他人的胞与之情，又有发现人类一体的神秘联系时的欢喜与惊异感等；同时，还有与之相反的感受，较为突出的是当新文艺家面对漠视“人间”正当“爱”的联系的社会现象时，所产生的种种悲哀、无奈、激愤等情感。实质上，正面、负面这两种类型的情感，原为新的“人间感”的一体之两面。作为领跑者，周作人是发现及表现这些新的“人间感”最具关键性的作家，并为五四青年文艺家作出了最佳示范，叶绍钧、朱自清、郑振铎等均受到其深刻影响。
（一）译介活动的观念引导与范例展示
这些新的“人间感”的出现，最初源于周作人翻译江马修小说《小小的一个人》与撰写论文《勃来克的诗》（现多将勃来克译为布莱克）。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从理论层面介绍了作为新的理想文学形态的“人的文学”，并阐释了人道主义的“真理”，随后在同期《新青年》发表小说译作《小小的一个人》，并将其作为“人的文学”的范例。周作人的目的主要在于引介日本人道主义作家对人与人之间难以分割的关联的体悟。作者江马修在小说结尾，借叙述者之口抒发感怀，“自此以后……我仍然时时想起那孩子的事……又想象他一人的运命，和他家中不幸的情事。我同妻到街上的时候，屡次看见极像鹤儿的孩子；那不必说，原是别一个人了。可是无形之中有一枝线索牵着，我们总是忘不了溶化在人类的大海中的那小的一个人。我又时常这样想：人类中有那个孩子在内，因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爱人类。我实在因为那个孩子，对人类的问题，才比从前思索得更为深切：这决不是夸张的话”。在这里，江马修运用文学的笔法，述说人与人之间是被一条无形的线索牵连着的，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就是人道主义所推崇的人类之间“爱”与“同情”感受的基点。数日后，周作人发表了《平民文学》（1918年12月20日作），究其理念，明显是在认定“爱”与“同情”是人类最为普遍的情感。与这些翻译、介绍同时，周作人在同一年度撰写了《勃来克的诗》一文，对于人类一体的“人间”关系的本质、“爱”与“同情”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以及这种感受的具体特性与深广程度，作出了较为清晰的说明，并以布莱克的诗歌作品作为范例①。
而鲁迅在翻译菊池宽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时，也在《译后记》（1921年6月30日作，7月1日《新青年》9卷3号）中突出强调菊池宽自觉的文学使命感，即“争回人间性”与“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等。
不过，这些间接的介绍说明，以及理性的引导与外国作品的展示，均无法取代中国文艺家的示范性写作，也就是说，必须以即时的文艺创作直接表述新文艺家当下的感觉与情感，才是塑造新感受最为有效的途径。而在创作与翻译活动上率先垂范的，还是周作人、鲁迅兄弟。与鲁迅始终关注“人间”普遍的“隔膜”状况不同，周作人对正面、负面两种感觉、情感类型均有表现与塑造。而且在“五四”前期，周作人因思想变迁，对“人间生活”不断出现的新的感觉与情感，在文学创作中作出了丰富的表现，对初尝写作的青年文艺家们极富吸引力。
（二）“人间生活”的“发现”：“人间感”生成的前提
学生运动前后，周作人深深卷入五四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造热潮，他满怀乐观，赞颂着人类的兄弟之“爱”以及万物之间“爱”的美好，抒写自己对于“爱”的联系的新鲜体验。其实在周作人的最初作品，如《两个扫雪的人》（1919年1月13日作，3月15日《新青年》6卷3号）中，当他说出“祝福你扫雪的人！/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之时，读者已能看到他对人类兄弟间“爱”的联系的感知，不过由于诗作中情绪过于平淡，且对自身感受亦未作进一步申说，整体上令人感觉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首发的沈尹默、胡适的两首《人力车夫》并无特别区分。而周作人随后所作的《背枪的人》《京奉车中》《偶成》，仍是以理性说明为主，吝于对个人情绪起伏波动的展示。周作人开始坦白流露与充分展现其欣喜、紧张、惊异等“爱”的新体验的情感波澜，是在日本新村巡礼之后，这与他对“人间”的生活、“人间”的关系的“发现”有着直接关联。
访日归来后，周作人很快发表两篇日本游历记《访日本新村记》《游日本杂感》（1919年8月20日作，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并创作此期首篇重要诗作《画家》（1919年9月21日作），与《游日本杂感》同刊一期。《画家》是五四文学名篇，“可惜我并非画家，/不能将一枝毛笔，/写出许多情景。——//两个赤脚的小儿，/立在溪边滩上，/打架完了，/还同筑烂泥的小堰。//车外整天的秋雨，/靠窗望见许多圆笠，——/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赶忙着分种碧绿的稻秧。//小胡同口，/放着一副菜担，——/满担是青的红的萝卜，/白的菜，紫的茄子；/卖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卖。//初寒的早晨，/马路旁边，靠着沟口，/一个黄衣服蓬头的人，/坐着睡觉，——/屈了身子，几乎叠作两折。/看他背后的曲线，/历历的显出生活的困倦。/………/这种种平凡的真实的印象，/永久鲜明的留在心上；/可惜我并非画家，/不能用这枝毛笔，/将他明白写出”。在当时，《画家》在对于表现对象的挖掘、表达方式的创新与新情感的呈现等方面都是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杰作。该诗虽只是简单描画了四幕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但实际蕴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其中所真正呈现出的，是五四新人对真实的“人间”生活、“人间”关系的首次“发现”，周作人同一时期所作的《访日本新村记》《游日本杂感》也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关于理想的“人间性”观念，此前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以降的系列论文中，已率先从现代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在理论层面上作出了启蒙，使人们能够借以了解理想的“人间性”观念的重要价值。但在人道主义者眼中，符合理想的“人间性”的“人间”的生活、“人间”的关系具体是何等样貌，即便是懵懂初醒的新文艺家们也尚无确切的认知与感受。周作人率先以早于他人醒觉的新生命、新精神触碰整个外部世界——“人间”生活、人类以及其他的生命等，尝试将这些实感一一道出。
周作人应当会这样解释自己的猛然醒觉和对整个世界的突然“发现”：完全是因为“大人类主义”“抹布的人”等人道主义的“真理”的照临，打开了他自身的“精神官感”的封印，使整个世界突然在其眼前全部“本真”地呈现出来。对于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而言，在其视野中“本真”地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核心部分就是所谓真的“人间性”的存在，其中首要的便是对作为自己兄弟的每位“人类的一员”的发现。率先觉醒的周作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真真切切地看到，并完全走入这些人类兄弟们真实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他因此欣喜异常，感到这些才是“人间”生活与精神存在的庄严本相。周作人用“平凡”与“真实”这两个词语集中概括并高度评价了它的准确价值；更进一步，周作人在新村，亲身体验到了人类兄弟之间无碍的沟通交流与深入的同情了解。在周作人的“人间性”发现中，还包括对于人类一体的神秘联系的深切体会，以及对万有生灵感同身受的生命共振。当然作为发现人类兄弟的一项基本条件与重要前提——个体生命感的醒觉也是“人间性”“人间生活”发现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考察《两个扫雪的人》等最初的新文学作品，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我”的观察与叙述，这正是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对自身个体生命感初次体验的表现。1919年9月21日周作人在《画家》中，首次肯定地宣布“我”终于发现了“人间生活”，因为“种种平凡的真实的印象，/永久鲜明的留在心上”。最后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周作人此时的“人间性”发现，所关注的均是人道主义者所认定的“人间生活”本质性的东西，如“人间”生活与精神存在的庄严本相、人类兄弟间的本质联系等。
（三）“人间爱”的情感、感觉类型
伴随着对符合理想“人间性”的“人间”生活、“人间”关系的重大发现，周作人自然会产生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特殊的“人间”感受，他在新诗、散文中将这些新的感觉与情感形态表现出来。周作人成功塑形的最主要的感觉与情感类型便是“人间爱”，其中既有对其他人类兄弟的胞与之情，也有因发现真实“人间”生活、人间关系本质以及人类一体的神秘联系等的欢喜与惊异。
在《访日本新村记》一文中，我们看到了周作人巨大的情绪波动，当新村兄弟赶来迎接时，他产生了狂喜的情感体验，他解释道，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平生首次体验到“同类之爱”，即“汝即我”的人我无间之“浑融的感情”。这次体验在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时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对五四时期的很多“新人”而言，这一场景则成为促使其信赖“同类之爱”的一次标志性事件，这是因为周作人的描述实在令人激动：“我们常感着同胞之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周作人新村归来后所作的两篇游记全洋溢着这种温暖和平的“人间爱”的情感，其文风也因此更加透彻而平实，对当时青年的辐射影响力超乎想象。如周作人《游日本杂感》在展现“同类之爱”的理想情感的同时，引述了波兰小说家的形象描述，批判与“同类之爱”情感相悖的、充满仇恨蔑视的，或视弟兄如无物的“非人”的情感及观念，认为正是这些可怕的情感、观念，造成了人类隔绝对立的困境，“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这段论述对青年朱自清的影响尤其深刻。
有趣的是，周作人在理论文章中表现出的“人间爱”情感的高峰体验，在其诗歌创作中反而较难看到。周作人诗作对“人间爱”等多种情感的抒发，极其含蓄蕴藉、矜持内敛，往往令不了解周作人者以为是他骨子里高冷气质的显现。这自是误解，因为这种表现可能是周作人对特殊艺术风格的有意追求，权可称为“火的冰”，即他有意将滚热炽烈的情感岩浆封入冷静含蓄或反讽隐嘲的坚冰中，从而形成独有的情感张力与思想深度。究其一生，像其新村时期不少文章中惯常出现的坦白直率的观念陈说与毫无遮蔽修饰的情感抒发，反而成为特例。因此，周作人的诗作，虽表面看来语气较为平淡、情绪内敛过甚，但实际包含着真挚、丰富的强烈情感。而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看，这些新情感的出现本身就已是石破天惊的事件，无论是对于初尝表达的周作人，还是对于深受其感染的五四青年，所有人内在所感受到的情感反应，实际都如被席卷入惊涛骇浪中一般。
抒发人类兄弟“人间爱”实感的，较为明显的还有《苦人》（1920年2月8日作，《新生活》25期）与《所见》（1920年10月20日作，10月24日《晨报·副刊》）两篇诗作。《苦人》是将《访日本新村记》《游日本杂感》中关于“同类之爱”的情感抒发作了更具体化的表达，向兄弟们表达了十分热忱的“爱”与“祝福”的“亲密的感情”。诗中表述甚为特殊，“‘沿城根统是苦人呵。’/苦人这两个字，/引起我许多亲密的感情。/我们谁不是苦人呢？/坐汽车的，穿狐皮的，/又何尝得到人间的幸福，/不过你们更苦罢了。/破烂的衣服，病瘦的面庞，/却还遮不住‘人的’悲哀的微笑”。在诗中，周作人由于自己与那些赤贫的兄弟相比，过着稍好的生活，因而面对他们时自然会有些惭愧，他真诚地表达着，“我爱你们，我又能恨谁呢？/……/你原谅我，请你也受我的祝福了！”这样几句话的确很得要领。而在《所见》一诗中则出现了两幕场景的比较：在第一幕场景中，两个人虽然本是一样的兄弟，都有着“一样的憔悴的颜色”，“一样的戴着帽子、/一样的穿着袍子”，却被一根捆绑人的绳索，硬生生造成了隔绝，作者为这样的兄弟隔离而悲哀；而在第二幕的场景中，孩子们亲密无间地做着游戏，虽短短几句的描绘，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作者温暖的情怀，他满心愉悦地注视着孩子们之间毫无芥蒂与心机的友情。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首诗中隐含着此时周作人的一个固定判断，即兄弟一体的精神联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与天性。
周作人乐观地抒发“人间爱”情感的时间并不长，到了1920年9月之后，他的情绪已开始发生微小的改变。又因年终患病，以致修养9个月，在此期间，周作人不复从前那样积极热诚地宣传与推动人道主义改造活动，他对“人间”生活与外部世界的感受也在发生着较大的改变，不断抒发出新的类型的情感与感觉，并在其翻译及写作中凝固下来。很多新的情感类型得到了青年文艺家们的共鸣，在此后“人的文学”创作主潮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敏锐地感受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悲哀与寂寞，他对于这种情感类型的发现深刻影响到初入社会的朱自清等青年文艺家，为他们原本乐观的人生体验抹上了一层黯淡的灰色。周作人流露出对这种情感的关注，最初显现在对一些国外作品的选择性翻译与有意识的解读过程中。自1920年9月至年终，周作人翻译了几部日本短篇小说：千家元麿的《深夜的喇叭》（1920年9月18日译，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加藤武雄的《乡愁》（1920年11月16日译，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12月10日译）以及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12月28日译）。这几位作家虽属不同流派，但他们对于人生中普遍存在着的悲哀、寂寞的体验却有近似之处。《深夜的喇叭》主题是反对充满黑暗暴力的“非人”世界，与周作人之前所译的反战小说旨意相近，但所关注的侧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动。千家元麿主要回顾了自己从幼时起便有的对人世间可怕事情的强烈情感反映，而重新听到兵营的喇叭声使他又痛切感受到了“世间的暗黑与孤寂”，五味杂陈地咀嚼着“种种人生的悲哀”。不过千家元麿所说的人生的悲哀具有专指，更多表现的是人道主义者在可怕的黑暗世界中“不安，恐怖与寂寞”的情感，类似于安德列夫《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自白》中叙事主人公的情绪表现。这种感受往往成为他们追求理想世界的精神动力，实际上仍属于积极乐观的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者的典型的感受类型，与周作人感受到的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悲哀与寂寞仍有一定差别。
与千家元麿不同，其他几位作家偏重讲述在“人间生活”中更为普遍存在的悲哀与寂寞之感，并视之为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状况的本相，如加藤武雄的《乡愁》对此就有十分直率的表达。笔者以为，周作人完全将《乡愁》视作另一篇《小小的一个人》，因为《乡愁》也是通过对孩童个人运命的关注，来透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加藤武雄细致地描摹了环绕在失母的小小孩童芳姑儿身上的无法抹去的寂寞、忧郁之感。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看到，“在这个小小的灵魂里”已经提早存有了人世间的寂寞，令人感叹地“很固执的附着在里面了”。叙事主人公还着重描绘了孩童们初尝人生普遍悲哀的场景，“同年月同地方出生的，又同是将这横街当作世界，每日在一处唱歌游玩过活的三个人中间，那个别离，——人间的一切悲哀的根元的别离，终于到了。在里姑儿与凸哥儿一方面，这最初的别离，确也是他们的最初的悲哀了”。而在《译后记》中，周作人专门引述了中村白叶的论断，“外国人如问现代日本作品中间，有什么可以翻译，我们有几篇可以立刻推举出去么？……这就是加藤氏的一篇《乡愁》……可以这样宣言……这篇里贯彻的悲哀，就是纵横的深深的贯彻人生的悲哀；无论是俄国人，或是印度人，是太古的初民，或是人类的远孙，这篇著作翻译了给他们看，都是无所不宜的”，更明确地说明其选译这一作品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揭示出一条至理，即这种人生中普遍存在着的悲哀、寂寞之感是与人类的存在始终相伴共生的最为普遍的感受。
这种恒久存在的对于人生的悲哀、寂寞之感，多是饱含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们的独有情感发现，完全缘于其深切的“人间爱”情怀所引发的对于其他人类兄弟的情感的共振。如《乡愁》便专门对叙事主人公的情感活动作了描写，叙事主人公在感同身受孩童们的精神、情感时，深刻地感受到了“人间”遍是寂寞、人生尽皆悲哀的世界真相，令他自己的心灵激荡起较大的情感波澜。这些作家所关注对象的范围明显较为集中，往往都是些普通人物，尤其是孩子、妇女，着力描写他们在庸常的生活中难以言传，甚至难以察觉的悲哀和寂寞。
周作人对这种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悲哀与寂寞虽已笃信不疑，并有了深刻认识，但在其个人的情感表现中，萦绕这些日本作家的难以纾解的人生悲哀之感尚未能完全左右他的心境。此时周作人在日本白桦派刊物《生长的星之群》上发表《西山小品》（1921年8月30日作），流露出的只是他对于“人间生活”淡淡的悲哀，以及对人生的微茫的寂寥之感，很明显这还是他的初体验。表达这种类型情感的作品的形态均较为固定，一般都是描绘一个普通人的死亡或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叙事者均是在近距离细致地观看自己兄弟的凡俗生活与精神状态时，感同身受于兄弟们所身历的“人间”最普通的伤痛与寂寞、悲哀，并不单单停留在对于“他是我的兄弟”这一理念的认同上。如周作人在《一个乡民的死》中，在听闻一位普通乡民病重的消息之初就已开始感觉心情不畅，及至获悉乡民死讯，心中立刻泛起这样的关切，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或者我曾经见过也未可知，但是现在不能知道了”。等他看到了很多人都在为死者烧纸钱，“在各种的店里，留下了好些的欠账……店里的人听见他死了，立刻从账簿上把这一页撕下烧了。而且又拿了纸钱来，烧给死人。木匠的头儿买了五角钱的纸钱烧了。住在山门外低的小屋里的老婆子们，也有拿了一点点的纸钱来吊他的”，从而体会到这些普通人行为中饱含着的人类间难以分割的相互联络的情感，并且对此感同身受，进而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深挚的同情，“我听了这话，像平常一样的，说这是迷信，笑着将他抹杀的勇气，也没有了”。如果说在《一个乡民的死》一文中，周作人对人生悲哀、寂寞感的表现尚且较为隐晦的话，那么其在《卖汽水的人》中的表达就十分坦率了。文中描写了一位平凡的少年，既有天真烂漫之处，又有些狡狯滑头，周作人极为敏感地注意到了少年因作弊而被驱赶后颓唐、忧郁的情绪，“一个寺里的佃户见了他问道，‘那里去呢?’‘回北京去！’他用了高兴的声音回答，故意的想隐藏过他的忧郁的心情”。这一幕场景引发了周作人深深的寂寥之感，“我觉得非常的寂寥。那时在塔院下所见的浮着亲和的微笑的狡狯似的面貌，不觉又清清楚楚的再现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暂时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长的石阶去的寂寞的后影”。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西山小品》中周作人这些情绪的波澜皆为“人间爱”感受的延展②。
在乐观表达“人间爱”情感的时期，周作人也曾批判过与“人间爱”相悖的、“非人”的情感及观念，不过当时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分析。而在写作《西山小品》之时，周作人对“人间”生活与外部世界的感受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因病而变得异常敏锐的感受力③，使周作人极其敏感地感受到很多之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负面社会存在，他也因此受到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非人”的社会事务的刺激。在《山中杂信·三》（1921年6月29日作，7月2日《晨报·副刊》）中，休养中的周作人抱怨每日报章所载社会新闻“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令神经衰弱的他“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激动起来甚至会烦躁、发热。最为刺激周作人情绪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膜”，以及由“隔膜”造成的对于他人的蔑视、侮辱，还有视兄弟如无物，“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这些都使周作人在缺乏正当“人间爱”的现实中，亲身承受着种种悲哀、无奈、激愤等情感的折磨。他个人的这些具体的情感、感觉，激起当时许多青年文艺家的深深共鸣，如叶绍钧、朱自清等便作出了更多激愤的诉说。周作人对自身情感激荡的表达集中于《中国人的悲哀》（1921年4月6日作，4月17日《晨报·副刊》），“中国人的悲哀呵，/我说的是做中国人的悲哀呵。/也不是因为外国人欺侮了我；/也不是因为本国人迫压了我：/他并不指着姓名要打我，/也并不喊着姓名来骂我。/他只是向我对面走来，/嘴里哼着什么曲调，一直过去了。/我睡在家里的时候，/他又在墙外的他的院子里，/放起双响的爆竹来了”。诗中虽然只是冷静的叙述与客观的现实场景呈现，但身历者的精神痛苦却无比鲜明地被展示出来，这是周作人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
（四）个体生命感的醒悟
在因病而导致个人情感发生转变的时期，周作人的创作中出现了几类新作品，也同时创造出新的情感类型，主要集中于《病中的诗》系列（共八首，1921年3月2日~8月28日作）、《山居杂诗》（一至八，1921年6月10日~25日作），以及《山中杂信》（一至六，1921年6月5日~9月3日作）、《西山小品》（一至二，1921年8月30日作）等。这些作品多为病时所作，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版）中回忆，“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在新的情感类型中，最明显的是个体生命感的醒悟，疾病似乎使周作人首次真正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与脆弱敏感的神经，产生出极其真切、鲜活的生命感受。此类作品的表述方式也与之前大不相同，完全是以“我”为被描述对象，细致地展示及剖析“我”的具体感受，有时甚至完全是“我”在坦率地自我表白，令人联想到周作人在《〈齿痛〉译者附记》（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中所推重的安德列夫《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自白》（1916年出版）主人公的真诚自述。
这种个体生命感的醒悟，首先体现在周作人对自我生命存在的具体知觉上。如果细绎《过去的生命》（1921年4月4日作，4月17日《晨报·副刊》），我们就会发觉，周作人的的确确真实地感受到了时间行进的脚步声，他陈说自己亲自听见三个月的生命永远地走过去的声音，是“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这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生命存在的实感，是在以往的中国文学中极难见到的，这种生命的存在感是那样地真切实在，以致近半世纪后周作人还历历在目。当日鲁迅前来探病，周作人出示诗作，鲁迅低声朗读，周氏兄弟二人在病院中真切地感受着生命经过的步履、声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这首诗“是根据真情实感……当时说给鲁迅听了，他便低声的慢慢的读，仿佛真觉得东西在走过去了的样子，这情形还是宛然如在目前”。诗中，周作人形象地为“时间—生命”画像，尤其是他正拿着笔在纸上乱点，亟亟渴求留下“时间—生命”痕迹的场面，极为生动地刻画出生命流逝、时间缓步走开时人们的无奈与紧张之感，整体描绘极为形象可感、逼人心魄，深深打动了朱自清、沈雁冰等五四青年文艺家们。
周作人个体生命感的醒悟还表现在痛觉个人的无力之感，这种情绪感受与时代青年们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此时的青年对自身创造与改变世界的力量高度自信。病中的周作人在《梦想者的悲哀——读倍贝尔的妇人论而作》（1921年3月2日作，3月7日《晨报·副刊》）中坦言“我的力真太小了”；随后他又在《歧路》（1921年4月16日作，《新青年》9卷5号）中直率地承认自己是“懦弱的人”，连较小的力量都没有。周作人自陈，自己既不能像跟从耶稣的使徒们，奔走四方，宣扬宽恕、仁慈以及博大的胞与之爱，并时刻准备身殉大道；也不能如士师般，以严厉的主义、苛刻的信条审判“人间”社会，并不计代价地以血与火的残酷手段革新社会。《歧路》的写作正值五四社会改造如火如荼之际，但整首诗作的气氛压抑，即便平静的叙述也遮掩不住作者无奈、痛苦、彷徨的情绪，在当时颇受瞩目。
与个人的无力感同时发生的是，此时的周作人突然发现自己“爱”他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明显和人人本为兄弟、因此应该无条件地爱所有人的“人间爱”的理想不太符合，可是这又的的确确是他个人切身的实际情感状况。在1922年1月18日所作的《小孩·一、二》（1922年1月27日《晨报副镌》）中，周作人甚至夸张地说，“我初次看见小孩了”，也就是说，他正在用新的自觉来看待与对待儿童、女性、他人，当然还有整个人类等，其间发生的感觉与情感全都是“初次”的。诗作中周作人无比坦承、又有些苦恼地将其“不彻底”的情感尽情抒发，“我真是偏私的人呵。/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为了自己才爱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别的道路了”。本诗正是这一时期周作人情感特点的充分显现，他一方面发现自己在“人间爱”的实践上无法做到彻底，难以贯彻理想化的要求，但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种“不彻底”的态度与“爱”的感受力的有限性，才是其自身真实的人的情感的本貌。
（五）“儿童爱”的情感、感觉类型
在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周作人关于“人间爱”新感受的发现依然延续。自翻译《小小的一个人》始，周作人在发现与塑造“人间爱”新感受的过程中，对儿童有着特殊关注，因此面对儿童时的感情抒发在其诗作中始终占有突出比例。尤其是1921年4月之后，在其思想业已发生一定变化之时，周作人作了数篇题名为“小孩”的专题诗作，专意抒发“我”看待孩子时的各种情感波动。这一时期的此类诗作表露情感坦白直接，形成了周作人“儿童爱”特殊的情感类型及表达方式——“忏悔与悲哀”“羡慕与崇仰”“有限的爱”等。
“忏悔与悲哀”情感类型及表达方式的出现是与周作人对“小孩的委屈”的判断紧密相连的，此处需稍作解释。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的科学儿童观的首要宣导者，他告知中国人，儿童世界是另一个独立的世界，与成人世界完全不同，而其新诗创作中也特意突出地表现这一方面，如《荆棘》（1920年2月7日作，2月15日《新生活》26期）与《儿歌》（1920年10月22日作，10月26日《晨报·副刊》）都描绘了成人世界所难以理解的儿童思维与情感。《荆棘》篇中，小孩天天啼哭不休，非要在果园周围“添种许多有刺的荆棘”，《儿歌》中小孩儿的啼哭，只是因为“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鸹、/哇儿哇儿的飞去了”。鲁迅的新诗在表现儿童特殊思维、情感方面尤为生动，《自言自语·五波儿》（1919年9月7日《国民公报·新文艺》）中的波儿想要在一天内让蔷薇子发芽，而他所遇到的女孩子、男孩子也都在说些“傻话”。在周作人《小孩的委屈》（1921年８月10日《晨报·副刊》）一文看来，由于成人对儿童的世界不了解或者无知，往往会经常在无形中“损伤了他们柔嫩的感情，破坏了他们甜美的梦”。比如《荆棘》中，家里的老头子会恼怒地用荆条痛打小孩一顿，而《自言自语·五波儿》中的波儿、女孩子、男孩子也常会被人们看作愚不可及的“傻小子”。周作人觉得“小孩的委屈”正是成人的一种罪过，他为自己曾经对于儿童的误解与伤害而“忏悔”。他在首篇以《小孩》（1921年4月20日作，5月12日《晨报·副刊》）为题的诗作中，严肃“忏悔”从前对于小孩吵闹的憎恶，“反觉得以前的憎恶，/都是我的罪过了”。
鲁迅在散文诗《自言自语·七我的兄弟》（1919年9月9日《国民公报·新文艺》）中，描写成年后的哥哥为幼时踏碎弟弟的风筝而“忏悔”，他会反复诚挚地讲说，“我能请你原谅么？”“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鲁迅著此篇，本意是代表整个成人世界向儿童“忏悔”。与“忏悔”相伴发生的情感是“悲哀”，周作人因儿童在成人世界中遭漠视、受损害而满怀由衷的“悲哀”之情。周作人在《小孩·一》（1921年5月4日作，5月17日《晨报·副刊》）中难以压抑起伏不定的心潮，同时也与儿童的“哀愁的心”发生共鸣，“我看见小孩，/又每引起我的悲哀，/洒了我多少心里的眼泪：/阿，你们可爱的不幸者，/不能得到应得的幸福的小人们！/……/但我也同时体会得富翁的哀愁的心了”。
“羡慕与崇仰”，是周作人面对儿童时的另一种情感类型与表达方式。在周氏兄弟看来，尚且无垢无染的儿童，对于这个非理想的世界而言，正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的“神明”；而且儿童的未来极其光明，因为他们有机会成为理想化的“真正的‘人’”④，进入到前方人道的理想世界，即“美的花园”。
因此周氏兄弟对于儿童十分“羡慕”，如周作人在《小孩·一》（1921年5月4日作，5月17日《晨报·副刊》）中坦白，“我看见小孩，/每引起我的贪欲，/想要做富翁了”。当然他们更多的情绪是“崇仰”，周作人庄严地书写了《对于小孩的祈祷》（1921年8月28日作，《新青年》9卷5号），“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请你们赎我的罪，/和我所未能赎的先人的罪，/用了你们的笑，/你们的欢喜与幸福，/能够成了真正的‘人’的荣誉。/你们的前面有美的花园，/平安的往那边去罢，/从我的头上跳过了，/而且替我赎了那个罪，——/我不能走到那边，/并且连那微影也容易望不见了的罪”。诗中周作人视这些孩子为“神明”并衷心祈祷，祈求这些充满纯洁的“笑”与“欢喜与幸福”且没有肩负先人罪恶的孩子，当然也将是未来“真正的‘人’”，替“我”辈以及先人“赎罪”，并热情地祝福儿童能够越过我们，跳过人类有罪的前史，平安抵达“美的花园”的人道的理想世界。这样的祈祷与祝福，也见诸此时鲁迅的诗文，尤其是常为时人称引的《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作，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等。
关于周作人“有限的爱”的情感波动，前文已作分析，不复赘述。
周作人这一时期抒发“儿童爱”情感的诗作，被五四青年文艺家们视为典范性杰作，他对于“儿童爱”的独有观念与个人化的感受方式，成为青年文艺家们思考与创作中积极效法的范式。
（六）与同类、万有生灵的生命共振
“人间”的生活与“人间”的关系的“发现”，是在周作人访问日本新村时发生的，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其自1919年7月始相继完成的《访日本新村记》《游日本杂感》以及诗作《画家》当中。而直到1920年后，其他类型的生命形态，即万有生命才进入周作人的视野，进而被纳入描绘与抒情领地，这其实是周作人“人间感”的扩展，进一步扩大及延伸了“人间爱”的感受范围。促使周作人发生这一进展的重要因素有几方面，如受到英国诗人布莱克与日本俳人小林一茶等关于“感受性”的新奇理论及创作实践的启示，还有周作人本人对生命意志等问题的关注。
1920年2月15日周作人编著的《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正式发表，文中引述了斯布勤女士在《英文学上的神秘主义》中的判断，斯布勤女士将布莱克充满宗教秘义的解说完全世俗化，彻底还原为“人间性”的哲学理念：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开始使用“饮冰室主人”与“任公”的名号。梁启超在《自由书叙言》中解释“饮冰室”来自庄子“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任公”出自他1900年所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在勃来克看来，人类最切要的性质……在爱与理解……但因了想象，我们才能理解……勃来克用力的说，非等到我们能与一切生物同感，能与他人的哀乐相感应，同自己的一样，我们的想像终是迟钝而不完全。《无知的占卜》 （AuguriesofInnocence）篇中云——
被猎的兔的一声叫，撕去脑中一缕的神经。叫天子受伤在翅膀上，天使停止了歌唱。我们如此感觉时，我们自然要出去救助了；这并不因被义务或宗教或理性所迫促，只因愚弱者的叫声十分伤我们的心，我们不能不响应了。
斯布勤女士的论述与对布莱克作品的解读，在五四时期极具影响力，常为新文艺家们称引，最初是引起了周作人的关注。周作人很欣赏布莱克的一些新颖思想，一是人与同类、万有生命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二是如何扩大人们对“人间”的感受能力的问题，这就是关于如何培养“能与一切生物同感，能与他人的哀乐相感应”的“感受性”能力的问题，布莱克称之为培养“想像”。为更清晰地展示布莱克这些独特思想的具体内涵，周作人又完整翻译了《无知的占卜》（现通译为《天真的预言》——笔者注）的序诗和一到十联。①
1920年后周作人不仅极为欣赏布莱克这些富有意味的说法，更在《山中杂信·四》（1921年7月14日作，7月17日《晨报·副刊》）中结合了大乘菩萨戒经典《梵网经》中关于普亲观、平等观一些论说，将人与同类、万有生命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申说，认为这些佛学论说与布莱克诗作表达了同一的思想：“《梵网经》里还有几句话，我觉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轮回之说，然而对这普亲观平等观的思想，仍然觉得他是真而且美。英国勃来克的诗道，‘被猎的兔的每一声叫……’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不过这些说法的宗教神秘气息依然过于浓重，且比较抽象，与具体的“人间感”的感受还有些距离。因此，周作人又从“人间性”至为浓厚的小林一茶（1763—1827年）那里获得更多教益，编著《日本诗人一茶的诗》（1921年7月25日作，1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1号），并在文中引述沼波琼音关于小林一茶万有生命观的精彩论断，“一茶将动物植物，此外的无生物，森罗万象，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但又不是平常的所谓以风月为友，他是以万物为人间，一切都是亲友的意思。他以森罗万象为友，一切以人间待遇他们。他并不见有一毫假托，似乎实在是这样的信念”。
很明显，小林一茶对于人与万有生命之间关系的见解，是以森罗万象 为亲友，并将其作为平等的人类来对待的。周作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与万有生命之间的联络，本质上是“人间爱”的情感、感觉的进一步延伸与扩展。这种认知自然会令“人间爱”的感受更为宽阔，亦更具包容性。应该说，对于周作人而言，这种对人与万有生命之间关系的认识，正是帮助人们养成能与同类、万有生命发生相互感应的“感受性”能力的前提。关于“感受性”养成问题，笔者《“人”的发现》已有专论。布莱克与小林一茶显然都具有极强的“感受性”的独特能力，而且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均充分践行了“能与一切生物同感，能与他人的哀乐相感应，同自己的一样”的理想。周作人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感受性”的能力问题，又以人道主义作家千家元麿为例，直接引述白桦派作家的评论，借以具体描绘“感受性”的内涵与表现样态。如长与善郎赞扬千家元麿“可惊的感受性”，分析了这种“感受性”的内涵，“千家是现今具着希有的‘心’的一个人……千家到处因了自己的心，发见别的心与生命。感情是一切——这一句话，在千家实是真理。用了现在希有的，对于自然的真的从顺与对于或物的真的虔敬，千家仿佛是被凭依者一般”。武者小路実笃则极力描绘了千家元麿“可惊的感受性”的表现样态，并特意展示了这种“感受性”能力所能达到的极致程度，“千家的同情之深是无比的，但是他心的动摇也是无比。他过于受外界的刺激。凡是看见或听见的东西，都动他的心底。他的残酷性可以说是全无。只要对手有点窘苦，他便不知道怎样是好。无论对手是蟹也罢，金鱼也罢，老鼠也罢，他总是一样”⑤。
综上，周作人引入人与万有生命之间关联的观念以及“感受性”命题，最终目的是要启示国人培养自身的“感受性”能力，建立审视、感知同类和万有生命的新的视角与方式，以期自然而然地实现人与同类、万有生命的相互感应，周作人以自身“感受性”能力成长的历程为人们如何达成这一目标作出了示范。周作人感知同类和万有生命的情感能力的成长历程，均完全落实到创作中，展现出各种新颖的情感与感觉类型。从布莱克、小林一茶、千家元麿来看，每个人在感知同类和万有生命时，具体的关注指向与特点方式均有差异，周作人自然也不缺乏个性化的体验与表达。他发现万有生命并与它们之间发生相互感应，最初是在诗作《慈姑的盆》（1920年10月21日作，10月26日《晨报·副刊》）与《秋风》（1920年11月4日作，11月7日《晨报·副刊》）中，如《秋风》一诗，“一夜的秋风、/吹下了许多树叶。/红的爬山虎、/黄的杨柳叶、/都落在地上了。/只有槐树的豆子、/还是疎朗朗的挂着。/几棵新栽的菊花、/独自开着各种的花朵。/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称他是白的菊花、黄的菊花”。这些景象实在太过普通，但在周作人的观察与表达中，给人的印象却好像小儿初睁双眼，发现了自然中的万有生命，首次与它们建立起联系，因此所有的感觉与情感完全都是新鲜的。周作人甚至还给予初遇的万有生命以新的命名，“只称他是白的菊花、黄的菊花”。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北原白秋的《凤仙花》和英国洛绥谛女士的《风》（1920年10月28日《晨报·副刊》），也是与《慈姑的盆》《秋风》同一类型的诗作。
周作人与万有生命真正发生深刻的感应是在1921年6月西山养病期间，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组诗《山居杂诗》（6月10日—25日作），借助诗歌形式进行多层次的表达，显示出其情感体验之深。首先，此时周作人与万有生命间的联系，已不再是如小儿初睁双眼时仅欢喜、惊异地凝视着新鲜的自然物象，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然透视到了万有生命中所包含着的世界的“神秘的奥义”：
六
一片槐树的碧绿的叶，现出一切的世界的神秘；空中飞过的一个白翅膀的百蛉子，又牵动了我的惊异。我仿佛会悟了这神秘的奥义，却又实在未曾了知。但我已经很是满足，因为我得见了这个神秘了。
这正是《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中介绍的布莱克所宣告发现的神秘奥义：“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远。”周作人进而敏锐地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万有生命中的一员，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神秘的联系，他甚至自我感觉到已经能够如“通灵者”般，与其他生命体发生感同身受的剧烈的情感共振了：
五
不知什么形色的小虫，在槐树枝上吱吱的叫着。听了这迫切尖细的虫声，引起我一种仿佛枯焦气味的感觉。我虽然不能懂得他歌里的意思，但我知道他正唱著迫切的恋之歌，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七
后窗上糊了绿的冷布，在窗口放著两盆紫花的松叶菊；窗外来了一个大的黄蜂，嗡嗡的飞鸣了好久，却又惘然的去了。阿，我真做了怎样残酷的事呵！
八
“苍蝇纸”上吱吱的声响，是振羽的机械的发音么？是诉苦的恐怖的叫声么？“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我还不如将你两个翅子都粘上了罢。⑥
主要是对万有生命热烈、紧张而急迫的生命意志——生的挣扎与渴求所发生的情感共振，这几首诗作便作出了最为坦白的述说：周作人自陈虽听不懂槐树枝上小虫迫切尖细叫声的含义，但是却感觉到自己能对这小小生命迫切的求生欲望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引起我一种仿佛枯焦气味的感觉”；而苍蝇垂死挣扎的恐怖叫声也令自己感受到深切的折磨，被迫在无奈中发出慨叹，“我还不如将你两个翅子都粘上了罢”；同时一只黄蜂的“惘然”也让作者感到惘然……不过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周作人本人确实出现了一些十分强烈的情感震荡，但他所自信的“感同身受”，事实上却包含有很多想象的成分。究其根本，周作人这种形态的情感活动的出现与他这一时期对于生命意志的重视是紧密关联的⑦。
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人的个体生命感醒悟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病中的周作人自己尖锐急迫的生之歌。其实回到1918年五四作家“发现”与描绘“自然”之初，鲁迅在新诗《桃花》（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的戏谑话语中已告知人们，我们所自信的“感同身受”只是自身感觉、情感的投射，因为“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最后仍需补充的是，“五四”较缺乏对单纯的“自然”物性的发现。“五四”的“自然的发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基本是在“人间性”与“人间感”的发现范围之内，成为“人间性”与“人间感”发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构。以写景之诗颇引人注目的俞平伯对此就有十分清楚的说明，他在致新潮社成员论诗书信《俞平伯来信》中（1920年1月19日作，5月1日《新潮》2卷4号）着重申说不提倡纯写景诗，他强调说：“我并不反对做描写自然界的诗，我是反对仅仅描写自然。我相信主观这方面，在文学上要比客观更重要。自然界在文人眼睛里脑筋里是人化的自然……因为假使自然不是人化的，那么人的文学的一部分——诗——中间就不能把他来做材料。我想把自然界摆入‘诗囊’，所以要把他加些情绪想像的色彩。原来自然和人生本不是两个东西，人类本是自然界一小部分，所以就人化了他，其实还是自然的自然。”朱自清对此十分赞同，他在为俞平伯的首部新诗结集《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作序（1922年1月23日作）时，进一步归结说，俞平伯之所以反对“纯写景诗”，而强调作写景诗“必用情景相融的写法”，完全是因为俞平伯明确认识到新诗要表现“迫切的人的情感”的内在规定性。
（七）“两性间的恋慕”的情感、感觉类型
“两性间的恋慕”的感受，周作人从未曾忽略，不过最初他并未尝试表达，只是介绍了几位青年文艺家对这种感受的发现与抒写。事实上，五四时期周作人在自身不断发现新情感、新感觉并为之塑形的过程中，始终敏锐地注视着新青年与新文坛，细致地观察着新的感觉、情感类型的出现，并及时宣扬推广。如在汪静之等自费出版诗集《湖畔》后，周作人曾著文《介绍小诗集〈湖畔〉》（1922年5月18日《晨报副镌》），突出强调这些新青年在提供新的感受形态上所作的贡献，“我在这里只说这一句话：他们的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可以看到，周作人主要肯定了湖畔诗人对“两性间的恋慕”“恋爱”这一情感类型的塑形。数月后周作人撰写了《情诗》（1922年10月12日《晨报副镌》），专文阐明情诗的重要性，表现出他对情诗的独特理解与偏好。他不仅清晰地指出“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的极大地位正是当然的”，并且对“恋爱”的形而上本质与情感含蕴细加解说，认为“性爱是生的无差别与绝对的结合的欲求之表见，这就是宇宙间的爱的目的……恋爱因此可以说是宇宙的意义；个体与种族的完成与继续。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领会‘入神’（Enthousiasmos）与‘忘我’（Ekstasis）的幸福的境地……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爱慕，配偶与生产：这是极平凡，极自然，但是也极神秘的事情”。
半年后的1923年4月5日，周作人也尝试初作情诗，写成《她们》《高楼》（1923年4月9日《晨报副镌》）这两首风格特异的小诗，回忆多年前对几位女子的私心恋慕，诗中尽写了“苦甜”的恋爱感受、单思者对爱人的神秘憧憬与美好想象，以及恋慕者此后长久难以释怀、无法忘却的情思。《高楼》如是抒写，“那高楼上的半年，/她给我的多少烦恼。/只如无心的春风，/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她飘然的过去了，/却吹开了我的花朵。/我不怨她的无情，——/长怀抱着她那神秘的痴笑”。而《她们》作此表达，“我都感谢她们，/谢她给我这苦甜的杯。/……/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两首诗作的表现方式的确十分别致，而这正彰显出周作人诗歌情感表达的优胜之处，极难企及。周作人的诗艺擅长运用悖论、反语等貌似自相矛盾式的表达手段，能够出人意料地、异常准确地完成对各类“人间爱”感受的描摹。
综上，这些表现“人间爱”、生命感醒悟、“儿童爱”、人与万有生命的共振、恋爱等情感类型的作品，其中的情感内涵及表达方式都是周作人的纯粹个人化精神体验的特殊表现。但是，它们在五四青年文艺家的精神成长与情感养成历程中却产生了普遍性的影响，其感染力之强，以致这些青年文艺家中的每个个体在其“人间感”的发现之旅中竟均循道而趋，合力建造普遍性的“人的文学”的情感范式与表达方式。需要强调说明，五四“人的文学”家们对于“人间感”的发现及表现的过程，其实已跨越了周作人思想变化的两个阶段，即从热衷新村式理想主义改造运动，到痛感无力，进而退回“胜业”与“自己的园地”。不过新文学的年轻作者，这些视周作人为导师的拥趸们，正在理想改造的热浪中目醉神迷，既未关注，同时也根本不了解周作人的思想变化，他们只是惊异于周作人对于世界与个体生命不断产生的新颖发现，并急切分享着周作人不时为新文坛提供的新鲜的生命体验，以及具体而微的人生感受。因此，周作人个人虽已发生转变，但其对新情感、新感觉的发现与塑形，仍深刻影响着青年文艺家对“人间”生活、“人间”关系的体察与表现，促动着“人的文学”情感世界、感觉世界的建构。
最后需要简单审视下“人的文学”的另一位领跑者——鲁迅所关注的情感领域。面对漠视“人间爱”的黑暗中国，鲁迅抑制不住悲凉无奈、激愤绝望的情感。鲁迅首先在《狂人日记》（1918年4月2日作，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中借狂人之口痛斥中国血淋淋的吃人史，情绪异常激烈，迫人心脾，道出吴虞等“新青年”派以及大批新青年的心中之痛，所获反响热烈；之后鲁迅在其创作中便进一步一点一点地残酷撕开“人间”“隔膜”的真实惨景，不断激起国人灵魂的震撼与情感的战栗，对当时的文坛青年影响极深，如沈雁冰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1921年8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8号）中就有相当深刻的感触。不过在这些创作中，作者坦白直接的情感表达却付之阙如。同这些写作相比，鲁迅对于“人间爱”理想的正面情感表达屈指可数，如《一件小事》中叙事主人公的坦诚表白，新诗《桃花》（1918年5月15日刊）对万有生命真率的关怀，《故乡》（1921年1月作）、《社戏》（1922年10月作）中关于农村小友的温暖的童年记忆，以及对成年闰土的想象等。但这些作品中叙事主人公偶尔显现“人间”挚爱的目的，仍是为了衬托现实的可怕狰狞。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在鲁迅作品中无情表达出的“人间”的彻骨冰冷，其实也反衬出作者鲁迅内心的炽热，以及对于“人间爱”遍寻不得的急切与悲苦。总体而言，鲁迅式的“人间爱”情感主题的表述，以另一种方式在青年文艺家心中产生愈见惊人的影响。
四、叶绍钧：“爱的生命”的
创造进化与阻隔
关于“人间爱”的发现主题，叶绍钧的文学表现最为丰富，观察细致的他对正反两面类型的情感均有深刻的挖掘与反映。“隔膜”系列中的主体是正面情感类型的表现，而且浓墨重彩、工笔细描，极富感人力量，反映亲子挚爱的短篇小说《伊和他》（1920年8月12日作）、《母》（1920年10月2日作）、《萌芽》（1921年1月8日作）较为突出，其中哲学意味颇浓的《伊和他》深受沈雁冰推重。事实上，身处新理想主义时代，受到杜威哲学讲座等的启发，叶绍钧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非常笃信，形成了他对于人的生命本质、生命意识、生命成长以及“爱的哲学”等观念的独特思考，也由此影响到他的文艺观念与创作倾向，使其成为“人的文学”潮流中最具哲思深度的成员之一。
叶绍钧《母》
借助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叶绍钧认识到，生命的真实状态存在于不断流淌的永无中断的时光之流当中，这是“真的时间”，或曰“绵延”，而且生命的流动进程正是一个不断创造与进化的过程。按照这一理解，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所开启的“人的发现”，其重大贡献就在于否定并截断传统中国思想伦理等对生命意识及生命成长的阻碍，并促使国人重新发现“绵延”的生命的真实状态，以及生命意志的本质——“爱的生命”，从而开启人类新的生命进程。叶绍钧在《伊和他》（1920年9月《新潮》2卷5号）中，不仅显示出其已从哲学观念层面上认识到生命的真理，更为关键的是，该作品充分表现出叶绍钧已从感觉与情感上确实真切地体会到了生命的真实：生命是生动的、绵延不断的时间之流，在此过程中，“爱的生命”不断充实与生长，进而实现了自身的创造进化。这篇小说大量使用柏格森的哲学术语，如“真时”“变化长进”“绵延”“进化”等，具体而微地描绘出“爱的生命”的“流动”及“创造进化”的实际形态。其中所包含的热情、欣喜、激动与迷醉，正是叶绍钧的生命实感，源于他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人的生命在“爱”的推动下不断创造进化的真实状态，“伊的心神渗透了他全身了……伊抱他在怀里，就抱住了全世界，认识了全生命了……钟摆的声音，格外清脆，发出一种均匀的调子，给人家一个记号，指示那生命经历‘真时’，不绝的在那里变化长进。伊和他正是这个记号所要指示的；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爱，他们爱的生命，正在那里绵延的，迅速的进化哩”。
叶绍钧的另一部短篇小说《萌芽》（1921年3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3号),仿效了周作人所译瑞A.Strindberg（现通译为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改革》（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的故事框架。但与斯特林堡略带恶感讽刺新人的立意迥异，《萌芽》描写因爱结合的新青年怀孕生育的过程，这使他们对于爱与生命有了深刻的新体验。作品细致描写了这对年轻夫妇，尤其是母亲对于一个新的生命体的神奇体验，以及当感受到生命间神秘的爱的联络时所产生的强大震撼，同时孕育的长期进程也成就了他们自己“爱的生命”的创造与进化。小说中对他们的神秘体验与生命成长的细腻描绘，显示出叶绍钧自己对于新的“人间感”的神奇发现与感动，因为整部作品完全是叙事者如身历其境般细致入微地描述年轻夫妇“爱的生命”流动与不断充实生长的过程，完全可看作是著作者在直接表白自身的发现与感悟。
叶绍钧的短篇小说《母》（1920年11月21日《晨报·副刊》）则描写因出外工作而无法照顾自己孩子的女教师梅君的精神痛苦。全篇着力描绘母子亲情被强行阻断后，母亲的痛楚与失魂落魄，以此表现那种不可分割的强烈的生命联系。梅君痛楚到何种程度，也就显示出其“爱的生命”达到怎样的深度与强度。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是“爱”的情感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全篇体现出叙事者深挚的人间关怀与感同身受的人道体察，具有不逊于《小小的一个人》等国外人道主义杰作的意蕴与情怀。
当然表现亲子之爱尚有其局限性，虽极为深刻，但毕竟还缺乏普遍性的概括力。叶绍钧1921年2月之后的几部短篇小说便对此作了较好的补充，集中表现已觉悟者对于人与人之间实现爱的联络，达成彼此感情相通、相互融会等理想境界的强烈渴望。小说《隔膜》（1921年2月27日作，3月16—19日《京报·青年之友》）从反面表现叙事者对中国社会的庸常生活感到十分气闷，因为他只能看到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毫无意义、毫无内容的真实样态，如亲友对坐却无话可说，或言不及义；酒宴之上，热闹非常，却只是像预先录制好的蓄音器的片子的机械播放，或傀儡戏的扮演；还有茶馆中“讪笑，诽谤，滑稽，疏远”的空气和无意义、无结果的生命的空壳……小说将不同场景接续展现，显示出来自大地方的叙事者似乎忽然惊骇于自己发现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可怕的隔膜景象，并痛感一切生命活动似已僵化、毫无生气勃勃、舒畅流动的迹象……叙事者对这一发现的情感反应极为强烈，“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个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疎远，淡漠。我的躯体渐渐地拘挛起来，似乎受了束缚”。
叶绍钧
还有一些作品，如短篇小说《绿衣》（1921年3月11日作，3月19、20日《晨报·副刊》）、《疑》（1921年4月10日作）等，则对人们渴望人类因爱而融合的强烈吁求作出了直接明确的表述。在《绿衣》中，叙事者十分焦急地等待着绿衣人邮差的到来，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叙事者渴求能通过书信文字的联络，实现与“世界的人们”无隔绝地交流以及在灵魂上真正“会晤”的目的。他感到，如此便能与世界上的人们“没有分别，只是一体”，而在此过程中，自己的生命与精神也自然会得到扩大与升华：“我总是个光明的，真实的，快乐的我。”作品对以上心理活动作出了生动的描绘，“他若是来了，我此刻不是读信看书报，便是作寄人的信，正游心于极乐之天呢。读的写的是文字，这不过器具罢了，我把来应用，心理必不觉得有文字；我将与世界的人们为灵的会晤，我将给他们以灵的答话，我和他们且将没有分别，只是一体。我于是扩大了，超升了”。虽然叙事者的渴望如此强烈，但身负实现“同类之爱”重大使命的绿衣人却迟迟未来，使叙事者深感“伸出了两手求他人把握”而不得的极端失落。叶绍钧细致地描绘了叙事者在等待与期盼之时无比焦灼，以致痛苦难耐的精神状态与情感反应，“他竟不来！我的心如一个人伸出了两手求他人把握，筋骨都酸痛了，而没有一只手来相接触。又如漂流孤岛，长呼求援，喉咙几破了，只闻唯一的，幽默的，自己的呼声，而没有有望的答音。那些都可以使人起一种想念，以为环绕于己的应是虚空梦幻，怪异莫测，而己身已沉沦其中。现在的我不就是这样么?”
可以看到，叙事者如此激烈的情感反应，以及他对自己当下境遇的形象比喻，立刻就会使当时的五四新人联想起周作人所介绍的安德列夫《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自白》（1916年出版），使他们再次痛感安德列夫作品中那一幕幕令人窒息的血腥屠杀及噩梦场面的可怕冲击，并即刻饱含泪水地与主人公一起热切地祷告，痛苦地期盼着人类之间实现牵手的一天。而《绿衣》的作者又何尝不在痛苦地祈祷呢？
注释
1、周作人，《勃来克的诗》，1918年作，后更名《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1920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诗学研究号”，后文署明写作时间为1919年12月17日，后收入《艺术与生活》，仍题作《勃来克的诗》，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初版。关于写作时间，参照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8》中所作考证，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2、周作人，《西山小品》，共两篇，《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原为日文，「西山小品」、「一人の百姓の死」、「サイダ—賣り」，1921年8月30日作，载『生长する星の群』（《生长的星之群》）第1年12月号，1921年12月15日周作人译为国语，载1922年2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2号。
3、在《梦想者的悲哀——读倍贝尔的妇人论而作》中，周作人病态的敏感表现得十分突出。1921年3月2日作，发表于3月7日《晨报·副刊》，署名仲密。
4、周作人，《对小孩的祈祷》，原为日文「子供への祈り」，1921年8月28日作，『生长する星の群』（《生长的星之群》）第1年10月号〈ドストエーフスキイ記念號〉（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念号），周作人译为国语，发表于1921年《新青年》9卷5号，笔者采用《新青年》中的译文。该诗1922年1月7日由周作人重译，收入诗歌合集《雪朝》，文句稍有不同，作者已加注说明，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47—48页。
5、长与善郎的评价参见周作人《深夜的喇叭·译者附记》，1920年9月18日作，发表于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武者小路実笃的评价参见周作人《热狂的小孩们·译者附记》，1920年12月22日作，发表于1921年10月1日《新潮》3卷1号。
6、仲密（周作人），《山居杂诗·五》，1921年6月17日作，6月28日《民国日报·觉悟》。《山居杂诗·六》，6月21日作，6月28日《民国日报·觉悟》。《山居杂诗·七》，6月22日作，7月3日《民国日报·觉悟》。《山居杂诗·八》，6月25日作，7月3日《民国日报·觉悟》。《山居杂诗》最初发表时篇目与《新青年》9卷5号不太相同，坊间通行本均以《新青年》版为据，本文共引四首，编目皆依据最初发表时的形态。
7、参见仲密（周作人），《新希腊与中国》，1921年9月29日《晨报·副刊》；《民众的诗歌》，1920年11月26日《晨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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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4月第24卷第4期
本期编辑：小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