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写作本身就是政治｜Dawan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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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神话学》出版时的访谈录像。我们或许会被巴特的微笑深深吸引。在论及“中性”时，巴特曾谈到过佛陀的微笑，在他看来，佛陀的微笑是对“中性”的绝佳诠释。这段影像让我突然意识到，巴特自己的面容就始终带着这种令人着迷的中性的微笑。 ▉
程小牧 / 文
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罗兰·巴特这个名字再度频繁出现。这是2015年，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个名字耳熟能详。特别是经历了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热潮的人文学界，“写作的零度”和“作者之死”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口号，而《神话学》、《时尚的体系》（或译《流行体系》）则为分析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提供了从主题到方法的经典示范。如今这股热潮似乎是退去了，尽管巴特在中国是被翻译最多的法国学者之一，但相关研究远不完整。除了上述风靡一时的概念——其中的误读和滥用自不待言，巴特仍是一个单薄的形象。不止一次，我听到“巴特过时了”的说法。
图文版《神话学》封面
对巴特的重新认识是到了法国之后。这并非只是因为，我所在的巴黎七大自六八年以后一直是结构主义新批评的阵地，它的文学院研究所仍然叫作“罗兰·巴特研究中心”，而它所颁发的博士学位更有一个十分科学化的专业名称：“文本与图像的历史与符号学”（Histoire etsemiology du texte et de l’image）；也是由于结构主义在法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包括语言和历史意识在内的广义文学的认识。从中学语文的阅读练习到普通读者的理解习惯，无处不体现出结构主义在文学研究、文学教育与文学接受等各方面引起的全局性变化。这便是法国的所谓结构主义“转向”（tournement），它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变革。而这一切，仅仅在五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注重历史与社会联系的传统文学研究仍在讨伐新批评，在索邦大学谈论巴特会引起愤怒，哪怕左派之中占主流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对巴特所代表的新批评亦持保留态度。巴特是这一“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如同福科之于历史哲学，拉康之于精神分析、列维－斯特劳斯之于人类学），对他的确切认识可以引导我们估量和思考这一转向的真正影响。
从“零度”开始
巴特的声望并非来自他所取得的权威性成果。他的影响力来自他所勾勒和支持的思考向度，这种向度或许开始只是一些研究设想，但却促使人们改变了思考文化客体的方式，从文学、时尚、体育、广告，到主体、历史和自然等等。这是一种怎样的思考向度？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巴特还原到他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当中，这恰恰是巴特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比较难以跨越和往往被忽略的部分。而对巴特这样一个不断对现实发问，不断反思当下的思考者来说，探寻其思想的动机和驱动力是认识他的真正基础。
巴特常说，“我不关心政治”，甚至对存在主义的“文学介入观”提出过激烈的挑战。果真如此吗？究竟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介入？通过怎样的途径？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说清这些问题，但或许可以勾划出一些有意味的事件。
巴特和他的母亲
罗兰·巴特，1915年出生于法国北部，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一战中死亡。母亲把他带回娘家抚养，在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地区小镇巴约纳。九岁时，他们来到巴黎定居。从蒙田中学、路易大帝高中到索邦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巴特所受的教育是拉丁区中产阶级子弟最为规范的文学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希腊文、拉丁文、文学与哲学史基础。这一方面使得巴特具有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优雅与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另一方面，巴特对一整套他所谓“资产阶级写作”所代表的文学话语与价值系统产生了强烈的厌恶——这一系统经由启蒙时代直到十九世纪到达顶峰，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1939年，巴特取得学位，开始在中学作教学督导。即将到来的大战和他的肺结核病打断了他的工作，使得他在疗养院度过了战争年代。逃离硝烟，他沉浸于阅读（马克思、米什莱、萨特）与纯粹的智性生活。
青年时代的巴特
战争结束初期，他发表了最初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于1953年结集出版，即著名的《写作的零度》，这使得默默无闻的罗兰·巴特（年近四十）一夜之间成为与萨特相提并论的作者——这是一部与萨特轰动一时的作品《什么是文学？》针锋相对的论战之作。二战对西方文明的重创和它的带来的巨大幻灭感，迫使知识分子回到各种原初问题，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即这样一种反思，它所谈论的其实是文学的“介入”问题。这部作品确立了存在主义的“文学介入观”。在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必须清算文学自现代主义诗歌以来迷恋形式实验甚至追逐词语游戏的创作取向。换句话说，作家的责任何在？萨特称诗人是词语的仆人，并号召作家以散体文为武器，成为一个“使用”词语的人——“作家是一个说话者：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说话就是行动。”“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这些充满激情的文字，包含着不言而喻的道德拷问，如同“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样，指向对战争责任的痛苦反思。
《写作的零度》首版封面，
对此，巴特逐一作了回应。巴特看来，正是沉积了太多意义的所谓“文学”构筑了一种密不透风的秩序，这种“文学”随着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和历史写作达到顶峰，从而确立了一套毋庸置疑的语言规则，它构筑了密不透风的资产阶级价值系统。而正是这样的意义构筑方式——如同意识形态所构筑的虚假现实，最大程度地剥夺了自由。任何权力秩序都可以被看作一种话语。自由，在于对语言本身的劳作、拆解，对既定意义的剥离，因此诗歌本身就包含着自由之途。“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容得下另一种形式的现实：这就是写作。正是在这里，作家才明确地个人化了，他正是在这里介入文学的。”巴特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文学如何介入政治，不如说是作家如何介入“文学”。他执着地捍卫着不断更新的个人言说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他绝非反对“介入”，而他所焦虑同样是“自由”问题，这与萨特的出发点并无二致。但在这里，巴特提出了另一种设想。萨特所倡导的“介入”或许能在理念上批驳敌人（萨特曾举例说，希特勒是使用散体檄文向波兰宣战的。言下之意，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能同样将文学当作武器去反抗？），但在话语逻辑上与敌人并无二致。巴特的思考向度在于如何从话语逻辑上拆解意义：字词是如何在语言系统中结成意义的？又是如何在长久的盲目使用中固化意义的？强权是一种话语，而任何话语都有是被建构的，有其构成条件和规则。这种思考指向对普遍化了的整体语言的怀疑，对体制化和系统化的否定。尤为重要的是，巴特对任何集权话语都如同他对资产阶级话语一样保持警惕。在《写作的零度》中，他特别剥开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单义性倾向和斯大林话语的独断性。这在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当中是相当清醒的。这一思考起点蕴含了巴特日后所有的思想母题：符号语义学，“写作”、“文本”以及他所认同的“零度的写作”，一种尽量悬置意义和判断的语言创造，类似巴特后来所说的“中性”。
应该特别留意的是，巴特最初的这些文章是发表在《战斗报》（Combat）上的。正如其名称所标示的，这份创办于1941年的日报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核心刊物。“不关心政治”的巴尔在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比看似激进的左派同仁们都有着更为分明的好恶和立场，但在作品中，他努力呈现的却是歧义和矛盾的语言现实。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发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标志着传统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崩溃，也象征着法国社会内部巨大的分裂，在这意义上，它也是一场内战。这场战争让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但实际上却最终击碎了戴高乐所代表的法兰西军国主义。此后法国在思想观念上的变革，包括六八年的五月风暴，都与这场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60年是战争的第六年，各方处于残酷的胶着状态，法国知识分子发布了一份联名宣言，题为“在阿战中的不服从权宣言”，宣告法国公民在阿战问题上有不服从相关法律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121宣言”，它宣告了法国政府在道义上的彻底失败，并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民意支持。巴特对阿战、对殖民历史、对戴高乐主义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和鲜明的立场，但当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请他在宣言上签名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多年以来，政治斗争像癌症一样窒息了知识分子对思想观念的感知。我们通常的武器就是类政治武器，是从革命的军械库中汲取的（宣言、签名、团体、同仁刊物等等）。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专制的批判比对方对资产阶级专制的批判更有组织，都是从一种政治思维出发的，也就是说从一种姿态出发的。在我看来，你们的民意调查仍有这样的痕迹，它除了字面意思之外，还暗示着一种威吓的意思，为了将同意签名的作家和不同意签名的作家从道德上区分开来。”
巴特不关心政治吗？写作本身就是他的政治。真正的写作指向语言的内部构成和思维秩序，这是所有政治话语的基础。半个世纪后回望，巴特无疑比当时的介入式知识分子更强有力地撼动了现有的政治建构和权威话语的基础。
政治意指中巴特
《神话学》，仅仅是大众文化研究吗？
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巴特开始尝试将他的思考通过一种独特的写作表达出来。基于索绪尔等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一种新的语言观成为可能。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被打破了，词语不再是静态的固定意义的指称，语言符号被看作一套结构性的、生成性的系统。“符号”成为语言学的核心概念。对巴特来说，与语言符号相似，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姿势都可以被看作符号，一张照片、一段乐曲、一出戏乃至一张脸、一件时装、一条广告都可以被视作文本。它们有着同词语类似的能指、所指，以及意义生成方式。
《神话学》这个书名，让人想起研究古希腊神话的专著，其实与此毫不相干。“神话”是巴特对自己新方法的直观说明。如同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神话是一种语言。如何理解这句话？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神话中的每一个神都代表着某种事物及性质，“阿波罗”（日神，具有“太阳”所代表的光明、公正等所有涵义），“雅典娜”（智慧女神、战神），“哈迪斯”（冥王，地狱之神），“维纳斯”（爱与美之神）。当我们提到这些神，他们的“名字”绝不是单纯的人名，而是被附加了上述各种涵义及其引申义（爱——浪漫、嫉妒；地狱——阴森、恐怖）；在神话故事中，他们一出场，就已经指向多级象征意义。也就是说，“阿波罗”是一个附加了极为复杂的所指的能指符号。或者说，神话是一个过剩的符号系统，承载了不断叠加的意义。巴特以此类推，把分析对象换作法国战后资产阶级生活的各种文化现象，这一消费主义社会正是通过类似神话的方式构筑起它的意义——意识形态的。
1954年至1956年间，巴特为《新文学》杂志撰写专栏，每月一篇，题为《本月神话研究》，谈论的话题包括摔跤比赛、葡萄酒、雪铁龙汽车的最新款式、肥皂粉和清洁剂、爱因斯坦的大脑、嘉宝的脸……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主题，其实蕴含着一致的思想动机。他写道：“在关于当代生活的描述中，自然和历史总是被混为一谈，我痛恨这种做法。”这里“自然和历史”不太容易理解，如果熟悉巴特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们翻译为“事实和对事实的描述”。在讨论大众文化的各个方面时，他试图分析那些假装成自然现象的社会惯例，揭开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这些文章于1957年结集出版，即《神话学》。
嘉宝的脸
《神话学》的第一篇文章是《职业摔跤的世界》。这里的职业摔跤是指我们所说的美式自由摔跤，它能以各种暴力的方式进行，而比赛的动作过程及结果都经事先设计，具有高度的表演性和观赏性。原文标题直译过来应该是“我们在其中摔跤的世界”（Le Monde où l’on catche），其中“摔跤”是动词，也就是说，巴特把战后法国中产阶级社会比作一个人们在其中进行摔跤表演的世界。之所以对摔跤感兴趣，或许是出于这些理由：它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流行娱乐；它喜欢设置场景，沉迷于那些戏剧化的意指姿态；它毫不掩饰自身虚假造作的性质，不仅那些痛苦、恼怒和悲伤的是一种符号，就连它的结果也是如此。
职业摔角
神话随时都准备好了借口，它的实践者一再否认有附加意义（次级意义）牵涉其中，一切都是自然的。他们声称，穿某些衣服是因为舒适和耐穿，不是因为它们名贵或象征着某种身份。但不管他们如何否认，神话意义一直在毋庸置疑地起作用。
《神话学》中罕有的直接触及意识形态、带有政治色彩的文章，谈论的是一期《巴黎竞赛周刊》的封面照片。照片中，一个黑人士兵穿着法军制服，目光紧盯着法国国旗，正在敬军礼。这是意指行为的第一个层面，即这个形象（能指）本身：一个在向法国国旗行军礼的黑人士兵。巴特写道：“但或许我有些天真，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幅照片向我传递的意指效果：法国是个巨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不分肤色，都在她的旗帜下忠诚效劳。这个年轻的黑人在为所谓的压迫者效劳时展现出的热忱，就是对那些批评殖民主义的人的最好的回应。”法国军队确实有大量黑人士兵，这一事实让这张照片显得很自然，或者说，很无辜。为它辩护的人可以说，这只是一张黑人照片，仅此而已；就像穿皮草的人坚持认为，他们只是想保暖。这种借口成为一种惯性，将整个文化置于一种无需言明的意指系统之中。
《巴黎竞赛周刊》封面的黑人士兵
关于黑人士兵，又有几个法国人知道，为了使解放巴黎的法国军队显得“更法国”，更能说明“法国人解放了自己”，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春天专门向盟军总指挥部提出，解放巴黎的部队必须是一支纯白人（“纯法国人”）组成的军队。这个任务最终交给了法国的第二装甲师：因为这支装甲师黑人比例最少（25%），最容易“漂白”。进入巴黎前，这支队伍的黑人士兵被全部剔除。之后，法国军方又将主要来自西非塞内加尔的黑人士兵大量遣返回非洲。后因拖欠遣返费，发生了黑人士兵哗变和对哗变的血腥镇压——“第阿诺亚惨案”。
我们或许无从猜测，巴特是否了解这些逐步解密的军方丑闻，他从未正面介入此类“政治”，但他以犀利的思想方法和批评式写作从最致命的地方（语言）切开了这些不易察觉的谎言。“如果语言也有‘健康问题’，那么它的病根就是符号的任意性。神话的病征在于求助一个虚假的自然。”他要解读和破译这些神话，他把它称为“劫掠式的语言”。
巴特的《神话学》开创了消除神话的先河，他曾希望这样的努力能产生政治效果。1953年他就曾提出，分析神话“是知识分子采取政治行动的唯一有效途径。”后来他发现神话研究者的反讽往往被曲解为与神话的合谋：某些事物作为特定生活风格的符号被揭穿后，人们对此反而更加趋之若鹜；消除神话的神秘性的努力，反而使神话更有市场。神话变化多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正因如此，巴特开始致力于对符号进行彻底的学术性研究和批判，如《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以及他日后更倾向于个别文本分析的《S/Z》、《萨德、傅里叶、罗耀拉》、《恋人絮语》。但不可否认，他依然保留了神话研究者对文化符码的次级意义的着迷，日常生活的神话成了一种写作资源，《埃菲尔铁塔》、《符号帝国》、《明室》都表现出这种独特的敏感。他在接受访谈时谈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对见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可以说这是一种智识上的偏好，同时也是准小说期望得到的结果。”这里的“准小说”等于小说减去故事和人物，由敏锐观察所组成的片段对世界（作为多级意义的载体）作详细的描述。其中没有任何一成不变、不可逆转的固有意义，象征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一种理想的“可写”文本，而不仅仅是“可读”的，文本邀请每一个读者以自身的感受力和智识进入对事物的审美和意义对话中。可以说，这就是巴特一直坚持的独特的文体风格——某种断章式写作，从不系统也不完整，由短小的片段组成，介入文学与理论、诗意与逻辑、抒情与分析之间。
写作的天职
巴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他的大众文化批评有着一致的思想动机，即剥离沉积在无论是文学还是任何社会现象上的任意附加的意义。因为附加的意义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系统，最大程度地限制着思考与言说自由，制造着一种貌似真实的虚假自然。
巴特对此意指系统的敏感源自他对语言的敏感，他随时能够发现看似平滑的语言中的粘合痕迹与裂缝，以及与此相类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惯常的文化符码的构成。巴特注意到，就连谈论天气都蕴含着这样的次级意义：在和面包房的老板娘谈论天气的时候，巴特说：“光线如此美丽”，但对方没有回应。由此，巴特意识到天气是极能体现文化特性的细节：“我意识到感知光线与一种阶级性的鉴赏力有关，或者说，面包店老板娘当然也会喜欢某种她所认为的‘迷人的’光线；这么说来，景色都带有社会标记，而景色原本是含混的，没有轮廓、对象，也不成型，或者说是透明的。”然而这样景色已不存在，景色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文化符码。
类似一种天生的洁癖，巴特对日益恶化的超级意识形态世界极为厌恶，他随时都想躲开意义的侵扰，冲洗掉裹在每个事物以及人的意识之上的一层层粘液。然而粘液愈积愈厚，这种努力越发显得无望。
加缪的《局外人》和罗伯—格里耶的多数作品在巴特在看来是写作的典范。这绝非一种写作理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文学的死亡，巴特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而他本人的阅读和写作却总是带着愉悦的——或许这是自由的唯一契机。他笔下的每一个句子都尽量避免思维的惯性，努力朝着多个方向展开，它们本身即语言符号和意义生成之复杂性的写照。“还符号以意指的自由”，他以天才的创造力，把文学思考和文学研究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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