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锦鲤平遥
撰文 / © 董雨晴
编辑 / © 严冬雪
离京600公里的晋中小城在这个秋天成为电影人的乌托邦。
北有霍尔果斯大撤退，南有浙江横店大整顿，在中国影视业迎来低谷寒潮的日子里，唯有平遥，屏蔽了一切嘈杂的外界质疑。10月，吕梁、太行两山之间，山西平遥古城，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仿佛一位青年导演，他初出茅庐，眼睛里尚有希冀，展望着整个电影世界，将自己置身于象牙塔，不理会外界风雨。
01
平遥夜未眠
晚上10点43分，我的手机响了。
电话那头有点嘈杂，“我们的电影拿奖了，临时加了一个主创分享会，你过来吗，给你发地址”。
我愣了愣神，试图在扑面而来的空调暖风中打起精神，平遥的夜晚气温只有8度，电影颁奖礼是在露天举行的，我刚从那里回来，一件毛呢大衣并不能抵御3个小时的冷风，寒冷从指尖开始，一路侵染到全身骨子里。
那些第二年参加平遥电影展的人，比如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他在10月的夜里直接套上了羽绒服。毕竟，他是在零下17度的山西大同拍《江湖儿女》的人，是3年前就从北京搬家回老家山西的人，是几乎凭一己之力找钱、找人在中国办起这个电影展的人。
2018年10月17日，山西平遥，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贾樟柯现身红毯
一分钟后，我收到了一个名叫“旧爱咖啡馆”的地址，一位导演告诉我这是平遥电影展的“根据地”之一，主创分享会的专用地。出发之前，我在想这样的分享会上，会有很多业内人士互换资源，投资方、发行方以及主创团队会在这样的场合达成共识。
后来的我发现，这里探讨最多的还是、也只是“创作”。
平遥县，一个拥有2700年历史的明清古迹，居于山西省中部，四周接壤文水、汾阳、介休等县市，这些县城同处省会西南侧，共同构成了太原经济圈。平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城门内笔直的主干道上，零星散落着观光客；街边小店摆出的小吃高度一致：地方美食“栲栳栳”，一种莜面面食，卷成圆筒，排成蜂巢状摆在蒸笼里。
整个古城呈乌龟形状，下西门位于古城的右后腿，那里是最繁华的地带，游客往往从这里入城。电影宫的入口，就在下西门百米之外。
平遥电影展的许多活动都会进行到后半夜，活动地点要么在电影宫内，要么在电影宫门口几百米外，再远的地方人迹罕至。电影宫门口照例停着某品牌的专车，作为这次电影节的广告赞助商，该品牌在平遥招募了一些驾校教练，负责接送嘉宾，以保礼数周到。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场文艺片扎堆的集会得以运转，必须依靠这样的商业支持。
10点55分，一位司机百无聊赖的刷着手机，我敲敲车窗，他恋恋不舍地挪开目光，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个车有人订了，你往前走看看有车没”。
除了专车，人们也可以选择园区摆渡车，一位老大爷裹紧大衣坐在车头，“去电影宫？”，我点点头，“行，你一个人也可以走”。
平遥的夜是安静的，古城外人烟稀少。大爷边开边聊，“你是大专生吧，学啥的？”在平遥12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常住人口52万，在过去40年的高考历史中，当地出过3个省状元，最近一次已经是18年前。
“我是个本科生，已经参加工作了。”再问到职业，我撒谎了，说自己是一个新手编剧。
“你这个职业在北京能赚多少钱？”他问。
“赚不了多少钱，凑合能生活。”这次是实话，不是每个影视从业者都能做范冰冰。正如《铁齿铜牙纪晓岚》编剧汪海林所言，“创作人往往跟那些事儿距离十万八千里。”——“那些事”是投融资、保底、投资回报率等等与资本运作有关的一切。
大爷抬起头，偷偷从反光镜里看了我一眼，平淡的吐出一句，“这个展办的不怎么样”。
影展没有满足大爷的想象，人山人海的场面没有出现。电影大咖的面孔在他眼中是陌生的，更关键的是，也没能拉动平遥的消费，作为当地人，他没能尝到甜头。
我赶到旧爱咖啡馆时，里面已然客满。有人拿着话筒在发言，桌子上摆满匹萨和鸡翅，都没怎么动过。大家都在等一个人——获奖影片《过春天》的导演白雪。作为北京电影学院2004级导演系学生，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白雪没有正式工作，颇有女版李安的意味。《过春天》是白雪的长篇处女座，监制是她在北影的老师田壮壮，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陈凯歌、张艺谋的同辈。
在今年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过春天》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女主角黄尧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露天舞台上，黄尧身着无袖薄纱长裙，从徐峥手中接过奖杯，“去年我来这里时还在放映厅门口的海报前合影留念，是一个影迷，但今天我居然站在了领奖台上变成了最佳女主角”。
一个月前，《过春天》还入围了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新发现”（Discovery）单元，获得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大奖荣誉。获奖，往往是一个新人导演拿到主流商业资本的通行证，演员亦如是。
这部影片是从“青葱计划”里发掘的，该计划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共同发起，第一、二、三届主席分别是冯小刚、贾樟柯、张艺谋。
“来了来了。”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白雪带着两位主演黄尧和孙阳入场，刚进门就被人流包围。一位女制片人专程从深圳赶来，她所在的影业公司在珠三角颇具资源优势，因为《过春天》讲述的是深港的双城故事，地域属性浓烈，她想过来聊聊合作。
在场的还有贾樟柯任院长的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师生，以及《过春天》出品方万达影视的人。人们多少会感到意外，做惯了主流商业电影的万达为何会扶持这样一部没有“卖点”的电影——一线流量明星、酷炫特效、喜剧架构、自带话题的主创团队等等，在过去，这往往是投资方决定下手的重要考量因素。
“从国庆档的一些电影票房表现来看，我们完全想错了。”出发来平遥之前，一位商业电影制片人告诉我，他们过去笃信的卖点论，如今已经失灵了。
夜渐深，咖啡馆里越发拥挤，拿着话筒的人趁势呼号，号召人们祝贺。人们端起酒杯，好似一群江湖儿女，用山西话喊出祝酒词：“肝胆相照，走一个”！
02
一场中国电影展
做一场电影展不容易，当然，有钱的人例外。2013年，巅峰上的万达在青岛影视基地启动仪式上与国际四大经纪公司签约，表示未来几年内，每年都将邀请30位国际一线巨星和导演参加青岛国际电影节。那是王健林“岛来坞”之梦的起点，重金礼聘是他打造国际一线电影节的重要筹码。
贾樟柯没当过首富，他只是一介导演。说出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想法后，地方政府表态会支持三年期的发展，但那些钱当然不够用，贾樟柯必须从市场上找钱。他找了很多人，试图让他们相信：电影展所带来的商业价值通常是潜移默化的，但最终明白“电影展”究竟是什么的，只有陌陌和广汽传祺，今年举办到第二届，才新加入了一个汾酒。
至于为什么是平遥，山西人贾樟柯回答说，“一开始就觉得，电影节不应该是在大城市。”他觉得，大城市的喧嚣会让艺术氛围失焦，在这样环境下举办的电影节会给人很差的体验。“如果是在北京，一位观众看电影，他得满城跑，如果他住在清华北大附近的话，要坐很远的地铁去东边看一场电影”，他说，“很累”。
先例已有“小城戛纳”、“离岛威尼斯”以及“山城洛迦诺”，这些国际一线电影节的发源地，大多数都是小城市，艺术的势能在有限的地域里被放大，“优秀的电影节都是在很小的地方，形成一种聚集的效应”。在写给中国影迷的长信《我们为什么要来戛纳》中，贾樟柯写道，戛纳电影节一直是好莱坞商业电影世界的对立面。
但实际上，近些年，戛纳已不再只是从业者的艺术殿堂，更是重要的商业洽谈场合。曾多年位居福布斯名人榜收入榜首的范冰冰，国际“成名作”就是戛纳红毯上的一袭龙袍。在戛纳电影节的那几天，包括CAA在内的多数经纪公司甚至会倾巢出动。
“如果你现在去戛纳电影节，大街上行走的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很多人都是去戛纳淘金的。”一位影评人告诉我，这些年，中国资本热衷于在戛纳买片子，拿回到国内发行，也是因为这些人，近年海外影片的版权费用水涨船高。
当艺术创作的乌托邦被外界打扰，交易和人际关系便会取而代之，成为电影节的真正核心。
但那是戛纳们的甜蜜困扰。刚刚两岁的平遥电影展还很“单纯”，今年的影展从10月11日至20日一共10天，不管是一线流量明星还是商业大片的操盘手，在这里，他们都回归为演员和导演，职业标签盖住了商业身份。
2017年，杨幂以两亿人民币的收入位列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三名，有电视剧收视率女王之称。但在平遥，她是一名素颜出镜的文艺片女演员，在影片《宝贝儿》中，她饰演一个因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影片讲述了她如何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婴儿的故事。
《宝贝儿》剧照
著名的意大利电影人马克·穆勒是平遥电影展的艺术总监，过去他曾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罗马电影节主席、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席顾问。现如今，他就在窝在平遥电影宫小小的导演椅上，憨态可掬，操着一口流利中文，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与电影有关的一桩又一桩趣闻轶事。
在中国，有着25年历史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国内一类电影节的代表。传统如光线、万达、华谊，新晋如腾讯、优酷、爱奇艺等各路大佬穿行其间，是上影节的常客、影视商业舆论体系的主人公。
受今年各类政策调整影响，6月盛夏的上海，上影节踏入低谷，一线明星默默取消了行程，“影视资本大撤退”“影视业的寒冬”论调在台面下涌动。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一向喜欢悲观的论调，在上影节现场，他公开发言，“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几千家影视公司要倒闭”。
这些都令10月的平遥显得尤为特别。马克·穆勒讲道，与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不同，平遥国际电影展把重点放在新导演以及偏艺术但是综合性的类型片上。他相信，“相对文艺的电影不卖座可能只是一个阶段。”至少在平遥电影展，尤其是今年，已经出现了文艺片一票难求的现象。
10月11日，第二届平遥电影展开幕式上，主持上影节多年的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表示，来到平遥最大的感受是，“这是最纯粹的国际电影展，也是离电影本心最近的电影节。
03
在平遥看电影
平遥电影宫的放映厅由旧车间改造而成。可容纳1500人的露天观影台“站台”得名于贾樟柯的第三部作品《站台》，餐厅“江湖儿女”是今年新建的，因为资金有限，基础设施还在慢慢搭建。
16号，本届电影展的中段时间，在古城外四处游荡的时候，除了看到公交站牌上零星的宣传海报，我嗅不到这里的任何电影艺术气息。热闹是墙内的，一墙之隔的古城外，各类经济体还没能发生任何改变。
一位民宿老板表示，论影响力，平遥电影展甚至比不上山西省政府大力建设的“又见系列演艺项目”《又见平遥》，“那个演出现场才是人山人海。” 据平遥统计局数据，2017年，《又见平遥》共计演出807场，场均上座率93.20%，门票收入1.01亿元。
有人预估，这届平遥电影展的日均客流量始终维持在几千人左右，具体多少大家都不确定。但贾樟柯确实对我说过，整个影展目前只能达到收支平衡。
颁奖，是平遥电影展最热闹的时刻之一。10月17日，“平遥之夜“的红毯上，步入了世界电影大师李沧东、拉夫·迪亚兹，演员徐峥、耿乐、李淳，导演刘苗苗、张大磊等人。
当天下午16点40分，电影宫的内外布满了安防，保姆车陆续驶入电影宫，大门外人头攒动，多数是平遥人，听说今晚会有不少明星，当地人托关系弄到了红毯观看席的门票，凑巧在此的游客则在一旁观望。
一个黑夹克男人甩着手上的四五张票，频繁地与人交谈，几轮对话过后，有人掏出了五十块，有人掏了一百。拿到票的人很快进场，远处，一群中学生由老师带队来看红毯，小孩子们吵吵闹闹，也许因为盯他们看得太久了，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冲我翻了个白眼，“看什么看”。
大多数人不知道今晚谁要来，一如孩子们不知道要观摩的是什么艺术。
04
谁的乌托邦
很多平遥人看不懂电影展的意义，它就像一个独立存在的理想国。人们从各地赶来这里，诉说对电影的热情与理想，酒入豪肠，吐露欲望。
贾樟柯决定创办电影展，是因为他看到了行业内被埋没的年轻电影人。“像法国、意大利、德国这种国家，哪怕是再偏门的艺术电影，它的传播力度都是很大的，观众都能知晓。”他说，在中国，这类渠道的建立还有所欠缺。为此，贾樟柯举家上下发力，亲友一起出动，参与电影展的举办工作。
“激励我们到这里来的不仅仅是人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全球范围内优秀电影的放映，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这里进行交流，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一位负责展映工作的纪录片导演告诉我。
“人情”除了人场还有钱场，三个赞助商没有包揽全部开销，一些奖项分由不同的资金来源拼凑而成，资方只给支持，不上台面公之于众。
2015年，贾樟柯开始筹办电影节，彼时，陌陌CEO唐岩也在筹备陌陌影业，“做陌陌影业是希望能够产生优质的娱乐内容。”唐岩说。
双方一拍即合。连续两年，陌陌都是平遥电影展的重要赞助商，陌陌影业的一位制片人与同行交流，透露陌陌一直想做主流电影，过去仅仅是参投，如今，平遥电影展也帮助他们迅速积累了一部分能力。
2017年，范冰冰担任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形象大使，冯小刚担任艺术顾问。今年，杜琪峰、刘苗苗、吕乐、王小帅、管虎、章明、张一白、陈嘉上、黄志强，廖凡、姚晨、马伊琍、凤小岳、王学兵等影视大咖也现身平遥。
第1届平遥电影节
马克·穆勒，这个来自欧洲的可爱老头也暂住于此，白天在论坛上为年轻电影人传道授业，夜晚相聚吃喝闲聊，开心的唱着中国传统戏曲。他来这里的初衷和贾樟柯一致：发现更多优秀的中国青年电影人。
原本，作为主流商业大片出品方，万达几乎不太可能出现在平遥电影展上，但今年它确实来了——以获大奖影片《过春天》出品方的身份。2017年，万达影视发力“菁英+导演计划”，用万达的资源和优势扶持新导演。《过春天》导演白雪告诉我们，万达帮她解决了资源问题，同时很少制约她的想法与创意。
文艺片的困惑之一，就在于能否被主流商业社会接纳。在这次平遥电影展上，《过春天》解决了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平遥展映后收获了好口碑，消息传回北京，不少主流发行团队已经向这部影片表达了兴趣，愿为其做更加市场化的发行工作。
这代表着，一部完全由新人担纲主创的类型电影有可能走入寻常大众；投资人关注的是，它可能意味着一个喜人的投资回报率。
对整个中国电影行业而言，这也是今年难得的好消息。一位电影制片人告诉我，“如果2019年谁家能出来大预算项目，那才算厉害。”他表示，税务责任撕扯不清的现状下，大部分公司的项目都停摆了，“演员不敢和项目签合同，谁也不知道税务问题还会有什么新变化”。另一位制片人也告诉我，“公司目前只能从中小型项目入手，但这样的好项目算不上多。”
在资本席卷中国电影的数年之间，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曾经空前繁荣，有人认为这种繁荣是虚假的，是资本与做局堆砌而成的，税务新规的出现将打破这样的幻觉。
正因如此，好项目的缺失，让平遥电影展中脱颖而出的口碑佳作弥显珍贵。
更多人怀揣着不同的目的而来。一个年轻人带着横幅出现在徐峥的大师班会场上，上书“我有好剧本”。这场600多人的讲座在下午2点半开始，很多人从12点就开始排队，只为取得一个好的座席，离大师更近一点。
一个根本无人问津的市集成了影展的陪衬。一个陶艺饰品摊位主人告诉我，在影展几天了，看形色各异的人们走过，鲜有人问询，“好在我们不需要缴纳租金，只要是文化创意类的产品都可以跟组委会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就可以进行参展”。
回看整个中国影视界，一场动荡的清洗与变革正在进行。但在平遥，这样的氛围被绝对隔离了。即使在参展影片中，就有影片因税务问题导致最终的拍摄成本增加，但在乌托邦，没人讲述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深夜久久不愿散去，展厅内主讲人头顶的灯光亮如白昼，照亮了每个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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