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棱街5号魔法学院
撰文 / © 唐煜
编辑 / © 赵艳秋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们都隐隐感到，人工智能火热之后，他们被公众重新放到了聚光灯下审视。
外界常形容其为“中国互联网圈的黄埔军校”，这个头衔最初来源于2016年《人物》杂志的报道，文章回溯了那段极度辉煌的过去。
1998年11月1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宣布成立
这所1998由比尔·盖茨投资8000万美元投资设立的研究机构，曾聚集了创新工场CEO李开复、百度总裁张亚勤、阿里云之父王坚等大咖，进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如果不说，你很可能不知道，Windows、Office、Xbox以及Azure云等数亿人用的产品中，诸多技术创新都来源于此。
这所研究院在中国形成了魔法学校般的神话色彩，在2004年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称为“世界上最热的计算机实验室”，不过，其热度又随着此后微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落后开始消退。人们开始使用iOS和安卓的智能手机，QQ取代MSN，逐渐壮大的BAT在国内形成更强的影响力。当技术无法真正和当下现实发生关联，一批研究院的大咖选择离开。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封面上“世界上最热的计算机实验室”
但在2016年前后，新的力量涌现——互联网巨头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国内几十家AI创业公司拔地而起。人们发现，业界公司中从事AI的核心人物大都与这家研究院有着某种联系。于是，研究院的旧事被重提，到这里来求教、寻求合作的人突然多起来，甚至猎头的电话也更为密集地打到这里。
这几年，微软也在推动这家研究院更有烟火气。在研究院成立20年之际，微软CEO萨提亚发表演讲称，研究院的一部分工作是“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平台和服务，可以在我们的云平台中展示和使用。”
而这一切的变化，都在影响这家研究院和其中的人们。
01
“万有引力”
经过微软亚洲研究院那片宽阔安静的办公区，你能看到最多的是90后实习生，他们大都是研究院和各大高校联合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生。在闪烁着一行行代码的电脑屏幕旁，他们三五人拿着论文纸聚在一团讨论问题，感觉像是误闯了某所大学的实验室。
对实习生的培养，是微软长久以来的传统，比尔·盖茨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时，每年都会邀请学生到家里开party。
2007年夏天，秦涛参加微软亚洲研究院“明日之星”实习生项目，一行10多个学生到比尔·盖茨的未来小屋做客。那是一幢坐落于华盛顿州的大别墅，依山面湖，他们在码头附近的草坪上烧烤。美食已经不再重要了，52岁的比尔·盖茨被这群好奇的年轻人团团围在中间，他们聊技术，聊中国学者应该怎样在计算机领域做得更好，探讨现在的环境适不适合创业。
比尔·盖茨
“盖茨非常厉害，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甚至很多数据都记得。当时也有印度学生过去，但是就我们中国学生比较积极一些，可能觉得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都想多表现一下吧。”11年过去，秦涛已经从实习生变成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当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秦涛30多岁，说话时总是笑呵呵的，浑身散发出一种老师的亲和力。2003年从清华电子系本科毕业后，他在研究院度过了硕士、博士生涯。“MSRA（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做研究的地方。”
过去20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生主体从70后、80后再到如今的90后。与当年第一批实习生在导师带领下，立志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实现论文零的突破，对外传递中国声音的使命感不同，如今吸引学生到研究院实习的因素更加多元化和现实，甚至“装修风格特别符合我的审美”也会是实习生来这里的考虑因素之一。
李博杰是研究院与中科大联合培养的博士实习生。他可能是为数不多从小就和研究院有“渊源”的人。初中时他就鼓捣奥数、上计算机培训班，还曾在“开复学生网”里提问：“以后计算机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李开复在论坛里的回复他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段隔空对话让屏幕前的小小少年激动又开心，觉得收到了来自远方的鼓励。
后来，他研究过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几位院长，发现他们都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培养出来的，还几乎是同样的专业，师从比较接近的导师。“这就给我一个启发，一定要到像微软研究院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做学术，而且在其中积累的人脉也会给我的未来发展提供很大帮助。”
在来研究院之前，李博杰也有过出国深造的想法，但从国内申请卡内基梅隆这样的计算机牛校太难了。很多人挤破头皮去世界前50的大学，但在他看来，“除了TOP20外，我们MSRA比其他排名20-50的学校，研究水平要高一些。”
与李博杰不同，在北航读大四时就拿到联合培养博士名额的吴俣，一直没想过出国，因为“没空学英语”。吴俣高个头，说话干净利落。还在北航念大三时，当时最火的是安卓和iPhone的开发，周边的同学大都在做手机APP，只有他选择做手机输入法，“你能猜出下一个要打的字是什么，看起来更有意思点”。那年，人人网上的聊天机器人小黄鸡突然爆红，这个能听懂人话的东西引发了吴俣更大的好奇心。
要想实现机器人更聪明地和人对话，背后的关键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这是驱使吴俣来到研究院读博士的原因，“之前包括现在，研究院都是中国计算机科研的领头羊”。但吴俣也坦言——来研究院成为一个大牛的学生并不是很吸引他的东西。“吸引我的是，在这个地方待过，有很多人可以成为大牛。”
也有一些实习生是被这两年刚兴起的人工智能热潮吸引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林子钏在和一个学长交流时，听说研究院有一些比较有趣的AI项目。“正好那时候出了AlphaGO，还有一些程序可以在游戏上完胜人类玩家的新闻出来，就觉得AI是一个很酷的方向。”在读大学前，他没有接触过编程，小学和初中“大部分时间在打兵乓球”。
最初，这群走出校门的学生都不免带些仰慕之情，令他们惊讶的是，研究院并没有想象中的师生阶级。刚到研究院，有次林子钏跟一位导师边走边聊天，导师对他说：“你来这里不是要为研究院的人干什么活儿，而是要看看哪些研究员可以帮你什么忙。”听完这话，林子钏心里有些震惊。
“任何时候不应该都是学生为老板干活吗？”直到后来，林子钏看到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曾任第三任研究院院长的沈向洋在一篇推文里讲到，实习生对于导师来说是非常需要珍惜的资源，才确信那次聊天不是表面说说而已。
秦涛（左）和林子钏
这项延续20年的导师指导实习生的传统，有一个可爱的称呼——“馒头”（mentor）制度：每个研究组都有大小导师，分别负责实习生大方向的指导以及具体的论文细节和实验。这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人才培养的脉搏。
这的确是在普通高校里难以享受到的待遇。现在，很多高校老师忙着自己做项目，平日根本找不到人，即便是指导，也经常是很宽泛的。而在研究院随时可以找大小导师讨论问题，这也是很多实习生决定来研究院继续深造的重要原因。
实习生王鸿伟明年将去斯坦福做博士后。帮助他联系斯坦福导师的，是在研究院的导师谢幸。“导师和实习生之间的关系都很平等，不像学校，很多老师做派都比较足。研究院很纯粹，不用干杂事，在这里只要安心做研究就好了。”很多次去食堂，王鸿伟都碰到导师在电视前看球，他们就坐下来一起吃饭，聊NBA和足球。
王鸿伟
李博杰与导师张霖涛在研究项目的选择上，偶尔会产生冲突，有时候是李博杰被说服，有时候他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深入研究后把导师说服。导师张霖涛会对李博杰说：“虽然我有很多经验，但不一定什么都懂，细节的突破口还要靠你自己来思考，我们再交流，再反馈。”
“一言堂”是这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交锋每天都在研究院各个角落上演。研究院有一种可贵的自由，研究员不会用权威驯服人，实习生也不会轻易妥协，彼此之间都享受着智力碰撞的兴奋感。“这里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你周边都是很优秀的人，大家思维都很快，这种讨论是非常愉快、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秦涛说。
研究院还经常邀请业界大牛来做学术分享，虽然如今这样的国际交流已不像20年前那样稀罕，但研究院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专家中既有图灵奖获得者，也有像沈向洋这样的老院友。
王鸿伟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的秋天，在研究院一个容纳两三百人的大会议室里，沈向洋穿着灰色Polo 衫，在台上拿着话筒充满激情的演讲。“他刷新了我的认知，他的人格魅力太强了”。提问环节有观众问他，某互联网大佬对AI比较悲观，你怎么看？沈向洋当即回复：“这肯定得听我的，我是做计算机科研出身的，他肯定没有我懂技术。”
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去西雅图盖茨家做客Intern Party出发前（前排中间为沈向洋）
最后，沈向洋对他们说：“希望大家在微软做intern（实习）比我那时候还要happy。这是不能再好的生活了，有人给你钱让你来学习，一堆再怎么样的压力都不算什么，做intern是最幸福的时候。”
02
研究为何物
如今，正是这种在大学院墙里稀缺的纯粹、平等的学术氛围，吸引着许多学生慕名前来实习。
20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目标一直很明确：招聪明的人。沈向洋担任院长期间，提出要招“三好学生”：数学好、编程好、态度好。但，怎么看态度呢？秦涛说：“一个人对一个事情是不是感兴趣，聊天的时候看他是不是眼睛发光了，就知道了。”
而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是从聊起“研究为何物”时，开始发光的。
李博杰记得，当初在研究院面试时聊专业问题，他都有备而来。大学时因为对计算机太感兴趣，他从数学系转到计算机专业，还和同学用一种创新的技术，方便学校几千人更好地上网。但在面试的最后，导师张永光问他：“网络研究是什么样的？”李博杰一时愣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以前常在学校倒腾服务器，所以想象网络研究就是扒扒网线，配一配IP地址，做些苦力活。
李博杰
在研究院5年的实习中，李博杰慢慢悟出一些东西。“做研究和做工程不一样。做研究是要创造别人没有的东西，而且可能做出来的，一时半会儿看不到用途，要耐得住寂寞，关键是有没有想着为人类创造知识的态度。”
研究的过程中也充斥着许多哲学思考。导师张霖涛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叫“30年理论”。他观察发现，很多技术，如现在大火的神经网络都经历了一个30年的曲折——先有一个萌芽，然后“死掉”，之后经过一二十年的低谷期又活了。为什么会是30年？
“当年条件不成熟，导师们被这个东西都折腾死过，所以他们会对自己的博士生说，这东西不靠谱。但30年基本上就是一代人，等到导师们都老了，新人把老的Idea重拾起来，有可能机会正好就来了”。
李博杰是个眉毛粗粗的大男生，聊起研究时很兴奋，会不自觉地摆动手。中途他突然毫无征兆地站起来，拿起黑笔在一块白板上画出一个象限图，X轴是创新，Y轴是实用，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巴斯德、爱因斯坦、学术垃圾、爱迪生”——这是研究院霍强导师曾讲过的“哲学”，他表情认真地说：“巴斯德是做细菌研究的，后来搞了免疫学，创新又实用，我未来要在导师指导下往这个研究方向走。”
研究院没有KPI，但以影响力论英雄。为了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研究员们需要一直不停地拷问自己：这个研究是不是就这么一点？如果就这么一点为什么还要做它？这个方向的极限在哪里？我们能不能突破这个极限？这个工作的Big Picture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延伸到很多问题上去？如果能，你就有可能定义一个新的方向，让更多人过来参与你的研究，使你的工作影响力更大。
但对于刚开始没有任何科研经验的实习生来说，这个目标还太遥远了。最直接的体现是，论文初稿病句连天，逻辑不连贯，简直像车祸现场。到系统组当实习生后，李博杰的第一篇国际论文从框架构思、做实验，到最后的成文，几乎是导师张霖涛手把手带着做出来的。“比起学校，MSRA很好的一点是，有非常资深的导师带着做第一篇文章。”李博杰说。
进入研究院实习，吴俣参与了第二、三、四代微软小冰的开发。微软小冰是2014年正式在中国推出的聊天机器人，虽收获百万粉丝，但早期问题也不少，耍贫嘴和毒舌功夫厉害，但偏偏不会做数学题，还经常答非所问。当时小冰产品的负责人李笛跑来研究院搬救兵，找到了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里吴俣的导师武威，吴俣就此加入了调教小冰的队伍。
吴俣相信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真的需要“她”，于是自己常到贴吧和微博上去看网友对小冰的评价，不断地改进用户体验。他贡献了聊天回复引擎、上下文理解、深度主题聊天的核心算法。
但对于整个学术界来说，当年聊天机器人是一个新兴话题，这给吴俣带来困扰——论文最初被计算机会议退回来五六次。那段迷茫期，武威带着他逐字逐句地改论文，第一篇论文出结果的时候，他紧张得睡不着，凌晨三点趴在电脑前盯着Email的动静。
那几年，吴俣陪伴着小冰产品团队成长和变化，他说自己现在能更多从历史发展眼光看事物。他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了一点感觉，能根据社会上一些事情的发展，知道现在计算机博士在一些领域到底应该做什么。“一个博士被培养出来，到最后更多是培养了一种品位，一种做科研的态度。”
当论文投中后，这群博士生会带着自己的学术成果，飞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
王鸿伟记得第一次上台做报告时很紧张，他索性把所有内容“都写在PPT里照着念”。在外的交流给了他启发，他认为“一定要多看最新会议上别人在做什么，多跟他们交流，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你的想法可能越多”。
吴俣的英语虽然也讲得不好，但参加学术会议上台前他心想，反正大家也都不认识我。意外的是，每次总有陌生人特地跑来跟他打招呼：“我读你的论文很久了，帮助很大。”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研究，带动了很多人在做聊天机器人。
做国际交流多了，吴俣承认，学术界的重心现在还是在欧美，“中国论文量是上去了，但质还没有上去，有一种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但他不觉得外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多少。“可能是各个国家评价体系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中国对老师的评价标准现在更追求量，我觉得慢慢会好起来的。”
受研究院氛围的影响，甚至大家的思维更包容了。“包括现在社会上有些批评‘娘炮’的声音，我觉得不应该。就像在计算机这个领域，你要让一些人做理论，一些人做实践，我在这里更享受的文化是大家干嘛的都有，可以说没有那么同质化。”吴俣说。
吴俣
“雷军说中国聪明勤奋的人很多，更要靠顺势而为。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没有特别的天赋，主要是AI火了。在我读博士期间AI火了。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难，也不是说除非天才就不能做。”吴俣谦虚地笑了，露出虎牙。在同龄人看来，吴俣已经是NLP领域散发光环的学术新星了。
03
烟火气
2012年，对纯粹的学术研究和技术转化都摸爬滚打了一轮后，胡云华决定离开研究院去往阿里，之后他又创办了AI创业公司智能一点。
胡云华曾在研究院待了9年。当年还在西交大念书时，胡云华参加美国数学建模竞赛，这是全球大学生中最享有盛誉的赛事，胡云华拿了一等奖。当时的研究员李航赏识他的天赋，胡云华便申请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读博士。
微软亚洲研究院20周年院友会上，胡云华（左）和研究院副院长张益肇博士
之前他是备受老师器重的尖子生，来了研究院后自嘲瞬间变成“土包子”。没考过GRE和托福，之前看的都是陈旧的中文论文，有时候拿着一个自己觉得很牛的idea去找导师讨论，经常被批得体无完肤，除了名字之外什么都不剩，信心遭到极大的“摧残”。“你会觉得那种交锋非常刺激，当感受到世界顶级的技术走势，才发现原来自己做得有多low。那种感觉就像在漆黑的隧道里突然看到了一盏灯。”他说。
胡云华回忆起研究院还在希格玛大厦时，实习生和研究员都是坐在一个区域。有时实习生交流问题，研究员刚开始嫌吵会抱怨几句，但听着听着就忍不住参与讨论，最后变成大家一起吵。这是他珍贵的记忆片段之一。
胡云华离开前的五年，国内互联网公司在一些技术上刚有起色，胡云华的专业甚至找不到用武之地，只能在IBM、谷歌和微软三者间做选择。但当他决定离开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甚至当初入职微软面试被淘汰的同期实习生，早就纷纷在国内各公司的突飞猛进中实现了财务自由。
“只有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研究才是最兴旺的。如果到了应该跟产业结合产生更多价值的时候，你还去做这个方向的研究，这个就有点怪了。”
彼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内部，许多技术无法在中国转化为产品，只能输送到美国总部去，有的纯粹摆着浪费。
王坚在2008年转投阿里，后来他曾对媒体说：“我觉得微软研究院就是比尔 · 盖茨的幼儿园吧。什么叫幼儿园？其实幼儿园是没有用的，但是代表未来。”十几个研究员追随他，要跳出研究院范畴去做更有落地价值的事——阿里云。
王坚参与的万能数字笔和数字墨水技术
那些年，暴风雨正盘旋在微软上空：智能手机业务被苹果和谷歌绞杀；亚马逊在云服务上率先竖起旗帜；而Windows 8成了微软史上诟病最多的操作系统之一。比尔·盖茨和已逝的保罗·艾伦创建微软时，目标是让要每个家庭、每张办公桌上都拥有一台电脑。当这个愿景完成后，整个江湖却变了。
2014年，微软新任CEO萨提亚 · 纳德拉上任，这位印度裔工程师提出“移动为先，云为先”战略，对Windows部门和硬件部门裁员，还宣告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像印刷术那样造福所有人。
萨提亚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世界的理想，也渗透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让研究院更有烟火气。而上任后，他的第一次中国行，除了走访科技精英气味浓厚的北京，还去了深圳华强北，穿行在满是山寨门店的街头，他观察那里蓬勃的产业链，这被视为是微软放下身段的象征之一。
微软CEO 萨提亚·纳德拉
今年春天的微软人工智能大会上，沈向洋宣布微软要把100项AI技术输送给100家企业，共同开发出100个针对关键行业的解决方案和落地场景。在这种大趋势下，研究院的技术也开始与微软之外的公司结合，落地到更广阔的产业界中。
小米生态链企业香蕉出行，今年7月推出的魔芋翻译机，使用的是微软的翻译和语音技术，这些技术也包括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们被输出到微软相关产品和工程团队落地。此前在于亮的印象中，研究院做的都是5-10年后的事，没想过他们会这么快就能落实到产品上。
学生时代的于亮一直对研究院的技术很崇拜。2006年，研究院在北大举行一场全球创新大赛，展示各种炫酷的技术，其中的一个对联APP让他觉得非常惊艳。“这次，我们正好赶上了微软的转型，也算是相互促进吧。”于亮对AI财经社说。
魔芋AI翻译机中使用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成果
此前，研究院更多是学术研究，微软的产品部门和工程部门来操刀研究成果的落地。在2017年11月，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创新汇”，在数字化这波浪潮中，探索科研与行业企业融合的道路，直接参与到产业升级中去。
目前，创新汇的企业会员是每年招募一期，第一期有16家，领域涉及金融、零售、物流、教育、医疗这些典型的行业。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些企业有的期望“微软的专家资源、为技术升级和应用创新开启更多想象空间”，有的期望微软“为我们探索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一个技术和专家的资源宝库”。
不止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如今人工智能落入行业的早期阶段，无论是BAT还是创业公司的AI团队，也都先将自己的科学家和算法工程师们输送到工厂，找到企业的痛点和人工智能的价值点，联合探索。
在这种转型的推动下，研究院内部开始发生变化。在李博杰眼中，研究院不再是一个养老院一样的学术机构，更像一家随时流动着的互联网公司。他看到，在那些大牛离开研究院的同时，也有来自学术界、互联网公司和创业公司的新鲜血液在不断加入研究院。秦涛所在的机器学习组里，一位曾经出去创业的研究员最近又回到研究院，负责对外的项目合作。
“研究院的人一出去都在各大公司当高管，就会有新闻出来，但研究院也一直在招一些有潜力的新人，只是这不会在社会上引发特别大的反响。”李博杰说。
在研究院人们的眼里，与其缅怀那段大咖云集的旧时光，不如把人才流动视为研究院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如今，那些去往全球各公司的院友们，是微软转型中第一批的合作牵线人。比如，现在小米总裁林斌就曾是研究院的高级开发经理，小米的海外业务用了微软云产品，2017年推出的智能音箱同步搭载了微软小冰和小爱同学语音技术。
“这些院友都感谢研究院对他的培养，即使到了所谓的竞争对手那边，也是我们好的伙伴，尤其微软是to B的企业，有很大的合作优势，就像我们现在跟李彦宏他们都有合作。”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对AI财经社说。
04
转身中的challenge
不过学术范十足的研究院要想将科研在行业落地并不容易，即使是在这波人工智能浪潮给研究院注入新燃料的情况下。
走出实验室之前，秦涛没想到真实的产业中有那么多不可预知的难题。作为研究院这个转型的亲历者，他参与了研究院和华夏基金、东方海外航运的合作项目。
以往研究员们都集中在比较静态的学术领域进行语音和图像识别等研究，比如让机器学会识别出猫或者狗。但在金融行业，一只股票的买进卖出瞬息万变，而航运业务就更复杂了，每个港口集装箱数量的波动性很大，遇到地震台风这些突发灾害要及时反应，这要求模型和算法要能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变化。
2018年初，东方海外航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研究院希望能帮他们优化航运网络运营，双方在前期进行了3个月的试验期。
对于这些现实的业务，秦涛他们完全是门外汉。双方团队每周开一次会，秦涛被派过去给对方做人工智能培训，对方也派业务人员过来给他们补行业知识。那段时间，秦涛在研究院经常加班到深夜。“以往我们做研究，给各种学术会议投稿，如果到时没做出来也就算了，可以下次再投，但跟外面合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来，而且要做好。”这是研究和商业的巨大反差。
系统按期上线后，在经历了15周应用尝试后，确实可以为现实中的业务带去效益。东方航运信息总裁萧启豪预计，系统每年能为东方海外航运节省1000万美元的运营成本，双方决定再继续1年半的研发合作。
在这些合作项目之前，研究院的技术更多是内部流动——和微软的Windows、Office以及搜索广告部门等产品部门合作。这种对外开放给秦涛带来很多新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真的有太多行业，微软不能永远只做自己那部分‘小小的’产品，要让AI产生更大的社会意义，还真需要走出去。”
这并不是说研究院要做一家技术外包公司。秦涛觉得，对研究员们来说，产业界是一个更广阔的实验室。“研究员是非常稀缺的，我们只做有challenge的事，如果一个开发团队就能做的事情，我们是不会接的。”
如今，已经不能再用10年前王坚口中的“幼儿园”去定义微软亚洲研究院了。在AI热潮中，它拿出了想要更多和产业结合的诚意。不过，在研究院院友林川的认知中，研究院参与到产业升级中，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林川2010年离开研究院后，在互联网圈经历一番摸爬滚打，目前创立了一家AI公司。林川认为，从学术角度来看，研究院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因为在研究院那段经历给他打下的理论基础，让他在如今充斥着各种概念、噱头的商业世界里，更多会从技术本质去看问题，但“研究院的角色还是一个研究机构，而且研究院不是一个盈利部门，现在大家都在跑马圈地般拼命去抢，研究院不太可能像企业做得那么高效。”
目前“创新汇”采取的体制是会员制度，每年招募一期，这样的模式离高效的普惠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无论是借助微软母体，还是自己搭建平台和生态来对外输送技术，如何走通一个高效的技术与商业结合的模式，是研究院面对的命题之一。
也有合作伙伴提到，研究院目前更多是从自身的技术角度出发，对于产品需求没有更多想法。现在BAT都有了AI团队，虽然起步比研究院要晚，但BAT具有很强的工程思维，对于国内用户需求的捕捉，相比研究院要敏锐得多。
而在研究院内部，人们感受到，做落地更多的挑战是不同团队，例如研究团队和开发团队的合作。在调教微软小冰期间，吴俣曾经和外面的音乐团队合作，帮助小冰开发作曲技能。和非计算机专业人士合作，让他感慨“一个成功的产品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才合作”。这个过程中，沟通是关键的一环，吴俣说自己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但也有研究院内部人士指出了问题。“我经常听到一个段子，做研究的人说我做了90%的东西，10%的东西你转化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产品部说你就做了10%的东西，还有90%需要我来做。”他认为，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沟通和磨合的问题，如果两个团队沟通得很好、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话合作就会比较顺畅。
而种种的问题最终都是文化和机制。科学家如何与产品工程团队合作，学术机构如何走入行业，高效普惠社会，将是研究院未来的新课题之一。
05
现在完成进行时
这些年，秦涛经常会收到各种猎头的问询信息，有时和同事们聚在一起讨论，他也想过，如果想要挣钱，去家大公司或者出去创业也挺不错的。但他舍不得，他对研究是心存感激的。
“我为什么喜欢做研究？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下个月、明年你会做什么东西，或者你遇到什么新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藏在心里一直很新鲜，有些人一直从事某项工作可能会觉得很厌烦，但是做研究很少会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跟年轻的同事们讨论，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技术突破，就真的很激动很高兴。”秦涛的语气越来越高涨，说着说着自己开始笑起来。
空闲的时候，秦涛喜欢在研究院和实习生们一起玩桌游、打球、聊天，听他们分享网上的新鲜事。还是实习生时，他的导师也是这样带着大家一块玩的。但10年之间，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塑造出了一批截然不同的新新人类，以往秦涛他们更多依赖导师的经验，想法很少，现在有什么新技术出现，这些实习生会更先从网上看到，也有更多的网络公开课去学习人工智能。
“我们组很多很好的成果都是实习生做出来的，他们有些人工作到晚上11、12点，真的很努力很想做好AI，这是一个风口，抓不抓得住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了。”秦涛说。
在研究院的五年间，李博杰觉得自己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第一年他只是想完成导师交给的任务，把代码调通了。AI热潮到来后，他开始思考怎么把论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研究成果到底会不会在行业有影响力。到今年，他开始站在行业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做的系统到底能应用到哪些具体场景中，有哪些共性的问题值得研究。
李博杰的两篇论文已经被两个顶级会议接收，其中一个研究成果能将系统性能提升10倍，用他的话来说：假如把春运火车票抢票的操作视为一次键值访问，运用他的研究成果，就能实现全国人民每人每秒抢票一次。看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在100万台机器上部署，这在五年前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他还是想要留在这里继续做研究，而他也刚闯过研究院校招面试的第一关。
吴俣明年即将从研究院毕业，这几个月他把互联网的大公司都面试了一遍。“节奏最快的是今日头条”，他甚至是在食堂被面试的。虽然还没有最终做出决定，他很坚定的一点是，不会去创业公司，因为觉得自己“不擅长把一件事做到赚钱”。
“现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没到能直接赚钱的程度，比如很多智能音箱第一个月可以打80分，第二个月就只能打20分，没办法真正像人一样对话，技术的硬骨头还需要有人能啃下来。把一个东西做得更好，是我比较擅长的。”吴俣说。
吴俣主动走出了调教小冰的舒适区，给自己找到新的挑战。最近他在研究文本风格迁移，可以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把聊天机器人训练成50岁老男人或者18岁高中生等特定形象。
风口之下，实习生们面临的选择更多了。秦涛感觉，把优秀的人才留在研究院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BAT还有一众创业公司对技术和人才的渴求，确实给研究院带来了压力。人才的抢夺非常激烈，刚毕业的博士到处都抢着要。
秦涛也为研究院面试过很多学生，他感觉虽然他们做研究的能力很优秀，但对做产品开发和技术转化更有兴趣。秦涛觉得，研究终究是一小拨人来做的事，他更希望加入研究院的人是真的对研究院有认同感，真的对技术有追求。
而对于那些曾经在此度过最美好学术岁月的人们来说，这种认同感和对技术的追求，并不会因为离开研究院而消散。
胡云华说，现在有时候给公司的人讲先进的技术，虽然大家都会点头，但可能心里都不信，只有看到做出来的东西才会相信。但跟研究院的人一聊大家就能懂。到今天，他还非常怀念那段日子，偶尔会跑回去找研究员们聊聊天，“尽管有些你可能还没做出来，但他知道你能做出来，在外面是找不到那种知音的感觉的”。
甚至，研究院院友们之间的连接纽带，有时也以意想不到方式展开。
在去年研究院院友会的一个交流环节里，那些从研究院出去创业的人依次上台简单分享自己在做的事。创办了人工智能公司“智能一点”的胡云华在台上说：“ 我们现在做的是AI客服，虽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对于这个方向很看好……”他只讲了2分钟，意外的是，在座的一位院友就主动找到他谈投资，因为他理解这个技术，也相信胡云华的能力。
这些来去之间的人们，每年年末会再次在研究院里重聚。“你见过哪个企业能像我们这样有院友会的？”院长洪小文反问记者。
11月10日的20周年院友会晚宴上，沈向洋、阿里巴巴首席架构师王坚、源码资本投资合伙人张宏江、科大讯飞副总裁李世鹏、旷视首席科学家孙剑等院友在北京重聚，大家戴上纪念工卡，互相拥抱、合影、回顾从前的日子。
院友们展示纪念工卡，不同颜色代表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洪小文四位院长任期，橙色为最早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批院友
这正是双十一前夕，也是很多公司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胡云华抽空去参加了院友会。他在衬衫外套了一件印有“I LOVE MSRA”的红色T恤，依次和沈向洋、王坚、导师李航还有出去创业的院友们合影，灯光下的大家都笑得非常灿烂。
在台上，院长洪小文带着大家回顾了一遍研究院20年间的成长，他用手比了一个完整的心，说“不忘初心”是研究院下一个20年的行动指针。
两年前，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在北京搞了次聚会，那是沈向洋的提议，洪小文作为院长也出席了。面对那些离开的老同事，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讲点什么。那时，研究院正被贴上“黄埔军校”的标签。到如今，他对这些事情已经有自己更深的理解，也变得更为从容。
今年9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AI财经社问洪小文：“为什么看起来研究院似乎很难留住人？”
听到这个问题时，他刚开始皱了下眉，随后面部迅速松弛，笑着说：“任何公司、任何团队绝对没有人才不流失，人才绝对不是被框起来的，被框起来就没有硅谷，也没有中关村。假如‘黄埔军校’这个话题已经是过去式的话，这绝对是侮辱。我们今天在提，这叫现在‘完成进行时’，代表我们自己有一套培养机制，有信心可以培养出新一代，这样的话才可以不断地造血。”
研究院迎来20周年之际，他在公开信中写道：“让我们欣慰的是，几乎每一位同事，包括实习生，无论是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或是已经离开的人，都会为他们在这里的职业生涯和成长经历感到自豪。我很高兴的看到，一批又一批有愿景、有抱负、热爱科学研究的人才源源不断的加入，在这里成长，出类拔萃，比预想的更强大。”在这之后，他再次强调，“所以我说，黄埔军校的比喻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完成进行时。”
注：文中林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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