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西行难
撰文 / 麻策
编辑 / 赵艳秋
苹果陷入“三难”境地
苹果暂时松了口气，因为特朗普在上周末表态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
最近两年，相比于来中国刷脸，苹果CEO库克更多时候选择往白宫跑。但与白宫的密切沟通，仍没有避免自家产品被列入拟定加征关税的名单。于是，苹果在6月下旬把一封信递给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劝说他不要给中国出口商品继续加征关税。因为继续这么做，会伤害苹果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苹果逐年走高的产品价格已深受诟病，潜在的关税风险进一步将其推向悬崖边。
同样面临“灾难”的还有微软、戴尔、惠普、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但与其他几家公司相比，苹果更加依赖中国，而且不仅仅是组装那么简单。苹果2018年的物料清单显示，全球183家供应商的748家工厂为苹果公司供货，其中347家工厂设在中国大陆，占了46%。
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为苹果提供了近三分之一核心零部件以及一半以上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供应。
并且这个数据还在进一步提升。苹果2019年3月公布了200大核心供应商名单，这些厂商占苹果全球采购支出的98%。今年，其中87家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它们提供包括材料、器件、制造和最终组装服务。
而苹果最大隐忧在于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如果给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留给苹果的选择并不多：要么继续给苹果产品提价，要么牺牲自己的利润消化关税，要么将生产搬出中国。苹果陷入了“三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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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苹果继续给产品提价，按照美国消费者协会的估计，实施关税将导致每台手机价格上涨约70美元，每台笔记本电脑最多能上涨120美元。而美国科技博客The Verge则推断，每部iPhone将上涨超过100美元。成本增加导致的更加昂贵的售价，很可能把iPhone原有的消费者推向安卓的怀抱。相比，苹果手机的国际竞争对手三星，大量生产在韩国和越南，受到冲击小于苹果。
如果牺牲自己的利润来消化关税，苹果不仅自身难受，市值也不会有太好的前景。
而从去年以来，产地多元化似乎已是苹果考虑的战略之一。“苹果已要求富士康评估，将15%到30%的配额移到印度生产的可行性。”曾经参与过印度布局的前富士康人士郑永强告诉AI财经社，富士康就此反馈了一份报告。“没有人愿意得罪客户，代工厂会按要求给出一个‘账单’，如果客户愿意买单他们就做。”富士康目前是苹果最大的代工厂。
印度和越南都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两地都拥有比中国更低廉的劳动力。但苹果对前者的意愿似乎更大。理由很简单，印度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并且潜力巨大，虽然一个现实问题仍无法回避：印度可不是iPhone的消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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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通信与电子协会会长莫辛德鲁的介绍，印度手机市场规模约300亿美元，去年销售了3亿台手机，但印度市场的手机大部分还不是高端或智能手机，销价在85美元-90美元左右。
此前，苹果只在印度组装少量老款iPhone。“但这种转移目前看起来会比较难。”郑永强称。“或许低端产业链转移容易，但高端产业链转移难以想象。”
他将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印度工业化能否顺利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认为苹果若想在印度构建像中国这样成熟完善的产业链体系，还任重道远。
这种生产和供应体系的建立需要数年。有少数乐观的人士认为是三五年，而更多的人士则认为需要更长时间。“没5年看不到效果，没10年看不到初步成绩。”一位来自中兴手机的高管对AI财经社说，“根据历史经验，任何一个完整、系统产业链的形成，都需要15到20年。即便效仿的话，也需要10年左右。”
苹果与中国的结合是一场天作之合。尽管乔布斯始终对中国市场保持着距离，但库克上任之后，传达出对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重视。即便库克不是像乔布斯一样的极致产品信徒，但他具备优秀的商业嗅觉。主管供应链的库克，从21世纪初开始，就启动了在中国的布局。
苹果产业链在中国的形成，一半归功于苹果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视，另一半则在于中国各地政府对相关零部件商的支持。“中国政府的优势就在于能帮你解决问题，能帮你解决大问题。是各地政府一起捧起了苹果产业链。”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AI财经社。
苹果看重中国的市场前景，中国也发展成为iPhone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阶段性来看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业内所有人都排斥苹果生产转移。”郑永强近期一直在关注事态发展，“苹果自身也是宁愿去跟特朗普谈判，也不愿意做这件事。但它作为一家大公司，肯定要有一个备案。”
“只是这个备案目前看起来不是那么理想。”他补充说。
“富士康曾想关掉印度工厂”
作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目前在印度拥有两座工厂，一个在班加罗尔，一个在钦奈，规模均不可与在中国的工厂相提并论。
富士康在印度设厂可以追溯到功能机时代，当初是为了承接诺基亚的订单需求。现在，这些工厂不做苹果手机，只代工一些中低端的安卓机型。
郑永强对AI财经社说，如若应苹果的要求，转移15%到30%的生产配额到印度，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将面临升级产线的挑战。而产线升级最大的挑战并非设备更新，而是人员招募。
虽然现在印度工人的价格只有每月一千元左右，但想找到与国内熟练工水平相近的人才非常困难。郑永强回忆，他们最初把招聘任务交给印度当地的人力部门，后来发现效果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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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文盲的定义和国内有很大区别，他们觉得，你只要能用官方规定的18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写出自己的名字就不算文盲。”
但这反映到工作上，却产生了很大问题。“越精密的系统你要培训员工的细节就越多，很多人接受程度很差。”郑永强说，“印度能够达到国内中专、高中毕业文化同等水平的人才相对比较少。”
除了人口教育水平差距之外，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一种世袭的社会等级）也影响着工人的招募。“低端种姓不允许从事高端电子业工作，高端人口又不愿意去做工，剩下的中间层数量就非常有限。”
工人招募难的同时，苹果对产线工人技能的要求还不能降低。一位国内工厂经营者告诉AI财经社：“以前我们用的诺基亚手机是可以换壳的，壳子之间的缝隙有时候大到你可以用指甲抠进去，但从iPhone4、5开始，苹果的手机是严丝合缝的，即便你知道它是把铝块和塑料拼在一起，但这么高精度的配合是靠整个体系来支撑的，包括每个配件的加工精度和最后的封装工艺，这方面印度是比较落后的。”
另一位零部件企业的人对AI财经社表示：“让印度人生产苹果，就像突然让造拖拉机的人，去造宝马奔驰，难以想象。”他多次提醒身边去印度淘金的朋友：印度市场好做，又难做。
印度人很守规矩，但又很佛系。“说好听点是随遇而安，不好听就是懒散。”曾与印度几家本土手机企业有过合作的软件创业者陆晓峰说，“你不可能把中国人都运到印度去干活，只能在印度招募，并训练他们跟中国人一样干活，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经营了多年，但仍停留在万人规模。“最成熟的一家两万人，跟国内的规模没法比，但这也是花了很大力气才调整到最好的状态。”郑永强说，“两三年前，我们一度产生过关掉印度工厂的想法。”
作为一个多语种、多宗教的国家，印度工人的管理成为很多外来工厂都面临的难题。郑永强原本认为印度人的英语水平普遍很好，但实际了解才发现，情况可不是那样，印度40%的人说印地语，“很多时候你需要通过一个印度当地的leader跟他们交流，沟通非常不方便。”
同时，宗教信仰上有很多禁忌需要避免，这是管理上要特别考虑的地方。很多企业都入乡随俗，在工作场地设立祈祷室。
一家手机公司员工贾士英对AI财经社回忆，他出差的第一个海外市场就是印度。过去总听别人说印度人不勤奋，出发前他搜集了大量关于印度的资料。他读到的最吊诡的一条新闻是，大约2005年左右，大众汽车和印度塔塔汽车合作期间，大众有一笔紧急订单，要求塔塔工厂赶工生产，公司承诺给员工4倍的加班补贴，已经超过了印度政府规定的补贴标准。有趣的是，塔塔的工人们也不违抗命令，但也不动手工作，全都在车间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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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过印度后他发现，“确实比较难说服印度人加班，大部分员工不像中国员工，尤其是印度底层人民，总觉得这辈子的辛苦是上辈子做错事了，所以下辈子能赢回来就行。”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媒体报道的中国版赶工故事：有一年，苹果在最后一刻更改了iPhone的屏幕设计，新的屏幕面板在午夜运达工厂。工头叫醒了宿舍中熟睡的8000名工人，每人发一块饼干和一杯茶，半个小时之内在岗位上就位。仅仅用了96个小时，这家工厂的产量就达到每天1万台 iPhone。
图/视觉中国
“改变印度国民教育和意识，就跟要求上海人马上能彻底执行垃圾分类一样难，甚至更难。”郑永强打趣道，“印度人的效率和生产良率只有中国人的一半，它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起相对的优势。可是如果到苹果这种不是特别在意人工成本、而更在意品质领先的公司，就无从谈优势。”
苹果难比攻城略地的中国厂商
2018年初，印度在一个月之内两次提高进口关税，达到20%，使得中国手机企业在当地设厂获得的利润远高于在中国生产再出口。迫于关税，小米、OV、一加等国产手机厂商以及追随他们的上游供应链企业陆续赴印投资建厂。
今年6月中旬，电池供应商飞毛腿发布公告称，旗下全资子公司弘量将与另外两家公司共同投入5000万港元，以合资公司的形式在印度布局手机电池和移动电源组装服务。飞毛腿的一名负责人也告诉AI财经社：“去印度建厂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成品进口关税。”
这个关税要追溯到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他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把印度打造成一个世界工厂。2015年8月，莫迪政府面向手机业出台了“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简称PMP）。该项目通过对整机装配、配件制造、普通器件制造、高价值器件制造加征循序渐进的关税，来促进印度形成本土手机产业链。
同年，PMP实施的第一阶段，仅针对整机进口就加征了13.5%的关税，后几年又分步对相应零部件加征额外关税。
“假设出口到印度加上税款的成本依然和国内生产成本差不多，都没有必要去印度建厂，因为管理、沟通还是太不方便，但因为已经是比较高的关税，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一位零部件企业高管对AI财经社说，去印度建厂更多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与中国手机厂商相比，苹果在印度市场面临着更加棘手的局面。iPhone在印度市场的销量惨淡，与叱咤印度市场的中国手机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中国国产品牌目前占到印度市场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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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产手机厂商去印度，有销量、有市场，更多是主动的行为，符合各自的国际化战略。”上述零部件企业高管向AI财经社强调，“但苹果在印度还属于培育市场的阶段。”
除了市场，还有印度薄弱的工业基础。
创业者陆晓峰，几年前进军印度市场的时候，想要印刷一个精美的海报，这种“在中国随便找个公司就能做出来”的事，他在当地硬是没有找到一家满意的服务商。
“现代工业的方方面面都能在智能手机里体现，光学、机械、材料、能源、电磁、芯片等等。”陆晓峰说，“做苹果这种产业不是一个小厂就行的，需要一个庞大的链条，除了中国大陆，目前搬到哪去都满足不了。”
除此之外，企业去印度还要面临电力资源匮乏的挑战。郑永强告诉AI财经社，印度经常缺电，“在那边要随时自备柴油发电机”。
同时，印度政策稳定性也饱受质疑。“印度政府经常朝令夕改。”一个电信行业人士曾对AI财经社举例，“印度政府曾经周一颁发了4G牌照，到了周五又撤销了授权，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对一个大国来说实属罕见。”
2017年，苹果因隐私保护下架印度政府官方免打扰APP导致的与印度监管部门的摩擦，引发了印度政府对苹果施加iPhone禁售威胁。这是苹果在印度发展步履维艰的一个缩影。不久前，印度与美国贸易摩擦升级，印度政府宣布对美国28种商品增加关税，再次为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蒙上阴影。
鉴于上述原因，多位受访者对苹果供应链转移印度持保守的态度。“不是难，是相当难。”
应受访者要求，郑永强、陆晓峰、贾士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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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麻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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