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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江湖大战

AI财经社作者 AI财经社 2020-10-13

撰文 /   周享玥
编辑 /   赵艳秋





9月16日,杭州城北,余杭临平的一处工业园里迎来了一波打卡潮。阿里“犀牛智造”正式亮相,犀牛智造工厂也在杭州余杭投产。


在对它的介绍中,阿里将其定义为“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新制造’的落地”。而犀牛智造工厂是犀牛智造平台打造的一个样板工厂,要实现“从5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产品,到5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产品”的新制造目标, 也是阿里布局工业互联网的野心。


图/视觉中国

  

同日,在1600多公里开外的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浪潮云董事长兼CEO肖雪正在讲述一个与工业互联网“标准”有关的故事。


“浪潮将国家标识解析体系与区块链、商用密码技术融合,形成了标识体系服务平台QID……”他们希望通过平台的赋码、扫码,对进出口产品进行锚定,打通订单、设计、生产、供应链及后续服务等贸易全流程数据,并借助区块链、数据铁笼等技术,实现贸易数据流转全程上链,实现贸易数据安全化和贸易便利化。


几天之后,在上海的华为全联接大会上,一批钢铁、矿山、能源等工业企业人士走上舞台,讲述5G和人工智能助力下的智能工厂,工人如何更有尊严的工作,工厂如何降本增效。


图/湘潭钢铁的师傅在远程操控废钢处理

  

遍地开花的工业互联网大会,动作频频的头部企业,势在必得的各地政府,无不在昭示着一场工业互联网江湖的酣战开始上演。




伊梅尔特数字化野心折戟



2001年9月的一个秋日,45岁的杰夫·伊梅尔特成功PK掉所有对手,为自己加冕了“通用电气(GE)第九任掌门人”的王冠。


作为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工业巨头,GE前身是爱迪生于1878年创立的爱迪生电灯公司;100多年来每每踩在时代节点创下电气史上无数世界第一……也因此,谨慎地挑选公司继承者,一直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统。


而在第八代掌门人杰克·韦尔奇“全球第一CEO”的光环加持下,伊梅尔特参与的这场选拔赛,俨然最受外界关注。


伊梅尔特是幸运的,在这场长达6年的遴选中,他最终从24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天选之子”。


图/视觉中国

  

但同时,他又是不幸的。


毕竟,前任韦尔奇已用20年将GE从一家13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打造成市值突破6000亿美元,一度问鼎全球商业帝国的“珠玉”。


更为关键的是,伊梅尔特有些“点背”。


继任第5天就遇上了“9·11”事件,GE飞机发动机业务与股价齐齐受损。一个多月后,能源巨头安然破产,所有大公司的信用惨遭牵连。到2008年,GE金融业务又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而这曾是韦尔奇给GE带来的核心业务。


不过,伊梅尔特从未放弃在韦尔奇之外,寻找一个贴有自己标签的东西。


最终,这位掌门人决心“重塑”GE,将公司业务重心重新聚焦到工业上来。此后,他剥离掉GE大部分金融业务,砍掉冗余的家电部门,并将NBC环球卖给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康卡斯特。


大幅调整业务的同时,伊梅尔特还看中了下一个新工业时代的伟大愿景,要用“数字化”打造一个新GE神话。


2012年,“工业互联网”一词首次出现在了这家公司的话语体系中,而彼时,整个世界对于这一概念一脸茫然。


图/视觉中国

  

在继任掌门人11年后,伊梅尔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标签”,他为此放言:“GE昨天还是一家制造业公司,一觉醒来已经成为一家软件和数据公司了。”


很快,全球第一款专属于工业领域的云服务平台Predix应运而生,并成为工业互联网平台们争相模仿和追捧的对象。


伊梅尔特希望将它打造成一个工业互联网界的“Android”,向下与基础设施服务商(IaaS)兼容,向上与大量工业软件开发者(SaaS)合作,构建起一个生态,赚所有工业企业的钱, 这其中也包括它的竞争对手。


然而,伊梅尔特猜中了故事的开头,却没能猜中结尾。


这个寄托了他“到2020年将GE变为全球前十大软件公司,数字化业务营收达150亿美元”雄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并没能如预期一般,为GE带来丰厚的利润,反而在2018年因经营惨淡,屡屡传出被出售的消息。


伊梅尔特则在2017年底自己61岁时,被迫告别GE巨轮。而这时距离约定俗成的65岁退休年龄,还有整整四年。


故事在2018年12月迎来大结局,GE宣布创建一家工业物联网软件新公司,独立运营Predix。尽管Predix摆脱了被卖掉的命运,但显然已经没了往日的风光。


对于Predix的失败,前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北高峰资本创始人兼CEO闵万里告诉AI财经社,主要是因为Predix只对自己有价值,而对其客户价值模糊,“简单来说,它既不是工业,也不是互联网,这是它最尴尬的地方”。




三大门派入驻江湖



GE工业互联网大业虽然中途遇阻,却让工业互联网的大风刮遍了全世界。


人们突然发现,随着传统工业制造遭遇人口红利消失、利润降低等“拦路虎”,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兴起,而工业互联网无疑是基石。


图/视觉中国

  

在这场战争中,谁都不愿成为输家。德国提出“工业4.0”,美国喊出“先进制造”,日本抛出“社会5.0”,而中国也有“中国制造2025”。


随后几年间,“工业互联网”一词频繁出现在各国政府文件中。2019年,更是被首次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风口背后,是可观的市场蛋糕。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18年、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分别为1.42万亿元、2.13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同时可带动约25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没有人会说出“拒绝”二字,一场新的江湖大战随之开启。


“下一个机遇是工业互联网。”2018年5月的一场演讲上,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为工业互联网摇旗呐喊。三星期后,富士康的工业富联在上交所敲钟上市,成功创下36天最快过会纪录。


而据天眼查App显示,这家公司最早成立于2015年,于2017年由“福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变更为“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时间内,三一重工、海尔、华为、浪潮、阿里、百度、腾讯等多家大企业纷纷入局,群雄逐鹿中,江湖门派林立,但最为突出的是3大派系。


一派是以西门子、三一重工、富士康、研华、海尔等为代表的工业龙头企业,他们把工业互联网视为自身所在主场分内的事。一派是以BAT为首的大型互联网企业,试图在消费互联网接近天花板之际,寻找一片新蓝海;还有一派则是以华为、浪潮、用友等为代表的ICT企业,希望通过自身的数字化技术,在这个新兴市场分一杯羹。


同为身经百战的行业巨头,谁能取得主导地位?


显然谁都不甘示弱。郭台铭曾将阿里、腾讯进入工业互联网领域比喻为从外部敲打鸡蛋,鸡蛋虽然很有可能破掉,但富士康从“鸡蛋”内孵出小鸡显然更顺理成章,毕竟富士康“更懂制造业,更适合做工业互联网”。


图/视觉中国

  

研华科技执行董事何春盛对AI财经社分析,相比于微软、阿里等从云端走下来的企业,研华手握大量工业现场的device(设备),更能洞悉场景,“我认为,掌握端的企业,会是最后的赢家,或者说端跟云的人必须合作。”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端,cloud就是空的。他甚至在一年前对AI财经社预测,阿里想要进入智能制造,一定要并购一家硬件公司才能比较顺理成章。


而一位互联网人士曾对AI财经社称,发明汽车的人不是马车夫,发明电灯的人不是蜡烛制造商,发明iPhone的人也不是当年的手机霸主诺基亚。“我们已经给了工业巨头们时间,但他们并没有做出来”。


浪潮云董事长兼CEO肖雪则告诉AI财经社,信息化企业如何跨越到制造业及制造业企业如何跨越到信息化都是难点,但像浪潮这样的ICT企业,相较其他两大派系,更能理解工业互联网,“可能我们不是做得最好的,但肯定是最快的”。


而就工信部公布的2019年十大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来看,出身于工业企业龙头的有5家,分别是海尔、树根互联、航天云网、富士康及徐工信息;出身ICT企业的有东方国信、用友、浪潮云和华为;而唯一脱胎于互联网企业的是阿里。


混迹江湖已久,巨头们也深谙“朋友”与“对手”的角色转换之道。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事业处技术经理钟飞告诉AI财经社,大企业入局工业互联网初期,更多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发力。但越往下走越会发现,联合的效果往往大于单打独斗的效果之和。


闵万里则认为,互联网公司有C端流量优势,工业企业有制造业主场优势,ICT企业则有通道优势。但同时,这些企业的劣势也很明显——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兼具这三种优势。


图/视觉中国

  

“到后期需要突破行业边界时,他们都会面临一个窘境,就是如何走出自己的成功,实现跨界、出圈。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未来必然会出现这三个角色的一个合体,通过合理分配和联盟一起创造增值,而不是一派为大。”闵万里表示。


“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家企业有通吃的情况,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还是三国演义。”闵万里告诉AI财经社。


在他看来,一定会有人在某一细分领域先跑出价值闭环,形成增值,让别的企业看到“好处”,再横向复制和拓展,形成真正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而不太可能出现先有一个平台,“所有的江湖人士都效忠他,到这个平台去寻找价值”。




生死节点和行业陷阱



江湖的一面是林立的巨头,另一面则是更为广泛的中小企业。而这恰恰是工业互联网巨头们所要争夺的重要资源。


毕竟,要想号令江湖,开山立派是第一步,广纳门徒则是第二步。


但这一步显然并不好走。据一位业内人士回忆,几年前,他刚开始做工业互联网外部推广时,曾一个人拎着包,对着一张列有几十家企业的名单逐一拜访,却一连在数十家公司都碰了壁,甚至有公司质疑他们“是不是来偷数据的”。


图/视觉中国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富士康。


据富士康钟飞回忆,大约在三四年前,富士康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两三百号专职做工业互联网的精英,组成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向外部赋能工作。


在此之前,富士康在内部积累了一定经验,比如富士康深圳“熄灯工厂”。通过导入108台自动化设备并完成联网,基本做到熄灯状态下的无人自主作业,生产线员工从318人降至38人,生产效率还提升30%。


但真正开始跑项目时,他们却发现,即使是在有意愿的客户群中,依然会遇到不少困难。


根据钟飞的经验,一个项目可能有三个“生死节点”,而第一个节点出现在双方接触初期。


“刚开始接触时,中小企业可能还是非常愿意投入的,但当了解到自己内部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力并试着去当地人才市场找人时,就开始出现担忧,因为在他们所在的小乡小镇找不到对应的人才,而对应的人才又不愿意去到那样的环境。”


第二个节点出现在费用上。


钟飞曾在跑项目时走进一家小型制造工厂,入眼的是七八百台老旧的油压和液压设备,没有任何电子化,年利润不过五六百万,但光是加装一个改造所需的传感器就要花上千万元。


图/视觉中国

  

也因此,面对“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改造成本,中小企业很难下决心。这个时候,一些企业会选择放弃,也有一些企业提出折中方案,“可不可以只要这一块”。而据钟飞介绍,几乎40%到50%的失败案例都是“死在了费用上”。


顺利度过前两个节点,签了约,改造工作也已开始,就能避免“夭折”吗?


其实不然,最致命的一个生死节点往往隐藏在后期的“接班工作”上。


在钟飞接触过的项目中,由于每家企业所能达到的后续衔接能力并不相同,衔接好一些的企业,能实现构想的90%以上,差一些的则只能实现百分之六七十。


当然,兑现能力不仅仅在客户。在钟飞接到的项目中,也常常会有中小企业因“前卖家”卷钱跑路,而找他们去“救火”的。


“一种情况是,一些小型服务型公司开始会用比较低的价格吸引客户,之后再在改造过程中把费用加上去,这就导致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在后期因负担不了而和方案提供方散伙。”钟飞称。


第二种则是因为一些中小企业与给他们搭建的体系对接难度较大,且剩下的尾款中没有足够的利润吸引这些服务型公司继续帮忙维持运营。


“还有一种比较恶劣的情况”,钟飞介绍称,一些服务型公司可能利用政府补助政策,鼓动中小企业投入,“像两三百万的投入,他预期可以申请到100来万的补助。但当这些中小企业投入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些申请自己并不具备资格,而追加预算又有一些问题,只好选择中途停摆”。


据他透露,这种情况反而是近期常常会看到的,“因为政府的补助措施一直在出台,有一些不打算做口碑的公司,可能就会利用这些信息,去跟中小企业做一些不正规的推销”。




争夺城市地盘



要想在江湖中博得一个超群地位,抢项目、抢门徒之外,还得保证自己的地盘足够大。


随着2020年工业互联网被纳入新基建体系,各个城市纷纷要做工业互联网高地。2020年3月,青岛喊出要“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5月,广东出台政策支持“5G+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建设,首批公布8个应用示范园区;6月,上海推出“工赋上海”三年行动计划,欲打造工业互联网2.0升级版。


图/视觉中国

  

与工业互联网有关的大会及活动更是遍地开花。单9月来看,重庆有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厦门有国际工业互联网博览会,浙江有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青岛有世界工业互联网产业大会……


城市递出了橄榄枝,工业互联网巨头们焉有不接之理?


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今年以来,包括阿里、浪潮、海尔、华为等多个头部玩家都开始更加频繁地奔波于各个城市,洽谈合作。

  

以华为为例,自6月23日至今,华为先后在南京、深圳、重庆、西安四个城市召开了以“进而有为”为主题的“华为云与计算选择不凡城市峰会2020”,与当地政府和企业探讨工业互联网有关事宜。


“BAT也好,浪潮华为也好,这些头部企业为什么在大举进攻城市?”行业人士刘婷告诉AI财经社,一方面是因为每个地级市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财政权,这些躺在政府口袋里的预算恰恰是各大厂商争夺的焦点。


图/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目前各个城市在推进的新基建、智慧城市等均为综合性的巨型工程,建设周期长,资金规划大,往往以几亿元、十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去规划,这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一片完全崭新的蓝海。


在她看来,BAT也好,IT厂商也罢,实际上面对的都是一个以政府为龙头牵引的庞大数字化转型市场。


“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具有工业基础,这就需要企业在进攻城市前,首先了解这个城市的现状,是农业型的、旅游型的,还是工业型的,进而跟不同的城市讲不同的故事”,行业人士石磊补充说。


闵万里则进一步分析,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工业互联网巨头抢城市的背后,抢的是这些城市背后的核心产业。反过来,如果一个城市想要成为全球工业互联网高地,则必须具有足够大的产业场景来承载工业互联网的种子,在具有一定厚度的产业带上做落地,并能创造出价值。


而就目前来看,阿里云已在杭州、温州、广东、重庆、宁波、沈阳、内蒙古等十余个城市落地不同工业互联网平台,如重庆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广东飞龙工业互联网平台、内蒙古飞狮工业互联网平台,并通过这些平台接入各类工业设备超过161万台,服务企业超过4.1万家。


浪潮则在18个省和73个地市提供工业互联网服务,并在16个省级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中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我们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一些牵头省份和城市,落地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并参与这些省份的工业互联网联盟建设”,浪潮集团副总裁、浪潮工业互联网总经理庞松涛告诉AI财经社。


而在争夺城市资源之外,为了推进在各地的落地,企业们也都纷纷加速融资进程。


据36氪统计,2020 年以来的9个月内,工业互联网领域已经出现了 24 个融资案例,融资总金额达 23.6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了 65 倍。


庞松涛则告诉AI财经社,浪潮云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上市,目前估值已超过百亿元。


“大家都还在探索期”,而如何能在持续上升的市场中抢得先机?


在华为主办的一场新基建新经济高峰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称,美国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已等于美国最大规模20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而在这些要素下,企业将各显神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钟飞、石磊、刘婷为化名)





工业互联网谁将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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