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称呼学
如何称呼同事和领导，在各互联网大厂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阿里提供了花名范本，字节倡导的是同学或者直呼其名，而腾讯的中高层则习惯以英文名互相称呼。而这些规矩的背后，原本都是为了追求平等和效率，但如今，大厂的称呼也开始异化，变成了一种新的壁垒。
撰文 / 薛永玮
编辑 / 周路平
8月14日晚，济南警方通报了阿里807事件的初步结论，虽然没有将王某文（曲一）的行为定性为强奸，但涉嫌强制猥亵。
抛开案件本身，网友发现，当事女员工在此前传单上写的都是花名：“阿里高管曲一强奸猥亵女下属，老鼎、丁冬、悦尔、九戎、阿甘知情却不处理。”
很少有外面的人能将曲一、老鼎这些词与真人联系起来。但这种花名称呼在阿里巴巴早已深入人心，阿里巴巴CEO张勇在内网回应此事时，甚至都没有写明曲一的真名。
在阿里巴巴，花名的制度最早带着浓烈的武侠风，后来也间接起到了消除等级、提高沟通效率，同时减少被挖墙脚的效果。但花名本身并未能改变更多，甚至在现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比如在807事件中，一些网友认为它潜在地保护了涉嫌对女生施加侵害的当事人。
如何称呼同事和领导，在各大厂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阿里提供了花名范本，字节倡导的是同学或者直呼其名，而腾讯的中高层则习惯以英文名互相称呼。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是怎样思维的》中写道：“制度赋予人们身份，塑造人的思维习惯。”大厂员工的称呼从代号变成制度，再进一步影响着人。这些称呼，打破了一种壁垒，又似乎构筑了一种新的壁垒。随之而来的，是大厂社交中开始蔓延的称呼焦虑。
5月的一天，年轻的程序员杜骁终于如愿收到了阿里巴巴offer的确认单。随后他准备正式入职，在完成各种手续后，他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进入专门的花名系统，给自己取个花名。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颇有讲究的事。花名至少在阿里巴巴具有唯一性，离职之后会被占用，后来者依然不能使用。花名的字数也被限制，而且每一个花名需要简单解释含义，“词义须正面积极无歧义”。高晓松当年入职阿里大文娱时，提交的花名是“田伯光”和“瘦头陀”，都因为形象太负面或者太低俗被HR驳回，最终用了“矮大紧”。
琢磨寓意不是杜骁感兴趣的，他更擅长的是编程和二进制。他一开始键入的几个花名也都被系统否决了，杜骁只想快点完事，他随机选了两个字符组合，“叫什么无所谓，打工人，给钱就行。”
阿里是花名文化执行最彻底的公司。阿里的花名传统从2003年淘宝创业时兴起，金庸小说尤其受到追捧，创始人马云叫“风清扬”，如今的CEO张勇叫“逍遥子”，当时淘宝市场总监柴栋的花名干脆叫“小宝”，而韦小宝的七个老婆在淘宝都能找到对应的人。
支付宝创建后，四大名著也被拿来作最佳的花名出处，CEO彭蕾叫“林黛玉”、CMO陈亮叫“关胜”。2007年阿里B2B上市后，开始有了这个专门的花名系统，花名需要上级审批，审批后不能更改。
杜骁正在适应他和这个陌生花名之间的对应关系。在闪烁不停的钉钉工作群、在显示“芝麻分”和工号的公司内网，所有人的名称都是按“本名（花名）”这个格式进行标注。在自我介绍、小组开会、中午吃饭、私下闲聊时，同事和领导都直接叫杜骁的花名。
这种做法一度让他感到新鲜，花名构建的工作环境里，等级关系被弱化了，他可以直呼领导的花名，而不用担心不礼貌或者对方不高兴。在追求沟通平等和效率的互联网公司里，花名这种略显浪漫主义的代号总体是让人舒适的，至少在阿里被从上至下广泛接受。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后，花名的玩法也开始从阿里传播到了其他互联网公司。三只松鼠的员工都有一个“鼠”姓花名，创始人章燎原自称“松鼠老爹”；曾在阿里巴巴工作过的朱宁（花名白鸦）则把花名文化带到了自己创立的公司“有赞”；电商后起之秀拼多多则是以花名完全取代真名，员工真名和花名的对应关系只有HR才知道。
网易也一度在内部推行过花名文化。2020年，网易行政部门发通知，要求每位员工提交一个花名。起初网易员工的热情很高，内部系统一度被挤崩溃，“旺财”、“富贵”这些花名被一抢而空。但网易做事一向雷声大雨点小，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大家还是按照各自的习惯去称呼对方。
并不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都热衷于起花名，但大家确实都在有意“去总化”，以革新职场称呼规范。在美国亚马逊工作多年的乔治对AI财经社也表示，在公司对老外一律称呼不带姓的名字，不会考虑背后等级和专业，“没有人喊其他的，所以交流上可能会效率更高一点。”
2017年，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为了避免形式感给基层节点带来压制，公司弱化层级，不允许称呼“老大”、“某某总”、“老师”——“这种称呼一旦出来之后，很多想法就不能涌现出来了。”2018年的网易年度文化活动上，丁磊也提出，“不要叫丁总，我没那那么老。”现在，新人在入职字节时，HR会特意强调叫名字或同学。在美团的员工手册上，也写明不建议称呼“哥姐总”。
王赞刚入职字节跳动时，首次感受到字节的扁平文化是在请假这件事上。他在飞书上找直属上级请假，并且习惯性地叫对方“领导”。对方直接告诉他，“我们不兴叫领导，要叫同学。”
而字节能这么做也有其自身原因。那里的员工都非常年轻，而且年龄相仿，“身边就没有四五十岁的人。”这也使得字节在员工称呼上没有负担。所以像张一鸣，内部都叫他一鸣，而诸如字节CEO张楠这些名字只有两个字的高管，一般都会有英文名。
受香港职场文化影响的腾讯也是这样，马化腾叫Pony，张小龙叫Allen，既避免了直呼其名的尴尬，又避免了被叫“马总”“张总”的生疏。
但对杜骁来说，花名只是他在公司的一个代号，主要在早10点到晚10点的格子间里使用。连结最多的场景是工作群里，在群里被艾特的一瞬间，这种对应感最为强烈。回到家里，他看动漫、打游戏，又变回杜骁。
花名和英文名的初衷是消除等级感，让称呼本身不成为沟通的负担。一位曾认证为阿里本地生活专家的用户说：互联网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消除信息差，互联网企业的文化自然是人人平等。论资排辈的称呼对应的可能会是一种墨守成规、按部就班，会阻碍企业的创新性。
但大厂的称呼里，也同样隐藏着诸多学问和等级意识。
杜骁从钉钉群里树状结构的人事架构中，依然可以判断各级领导是谁。从花名中也能对“辈分”略知一二：正式员工中部分没有花名的，通常是早期入职的隶属于阿里集团的员工；有花名的里面诸如“逍遥子”、“雷奔手”、“木华黎”等三个字的肯定是大佬；如果是两个字，那“哈哈”、“呵呵”这样常见的词汇也是较早入职的；外包员工通常没有选取花名的选项。
那些或生僻或空泛的词组，往往就是职场新人。回看十几年的花名发展史，在阿里工作十余年的老员工王涛说，“后面各种花名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只是一个代号。”
而金庸小说里的热门人物即便暂时没人用也会被系统提前锁定。“一般员工搜索的时候搜不到”，王涛说。2009年，时任淘宝搜索中心负责人、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张忆芬离职，当时她的花名还是“蓉儿”。2018年，张忆芬回归阿里，接替董本洪（花名张无忌）出任阿里妈妈总裁时，花名变为了“赵敏”，当时媒体报道这则人事变动，直接写的是“赵敏取代张无忌”。
拼多多的花名没有固定的人物原型，但李苗和同事们都知道“阿字辈不能得罪”，比如，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叫“阿庄”，COO顾娉娉叫“阿布”；水果蔬菜一般都是位高权重的，“像土豆、葡萄，那肯定都牛的不行。”事实上，土豆是拼多多CEO陈磊的花名，葡萄则曾负责拼多多武汉的社区团购业务，而当时拼多多南昌社区团购的一号位叫冬枣。
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何种称呼，在大厂也有讲究。混迹互联网公司10余年，经常跨部门协作的网易老员工赵游总结了一套“看人下菜碟”的方法：一对多群发邮件时，一律称“同学”，有外部合作方在场时，要一律称“XX老师”；当一对一的时候则更为考究，对广告、销售性质的部门同事称“老板”；对内容策划、学科教育等部门同事，称“老师”；对于总监、总经理级别的领导，不熟的叫“老师”，熟络的叫“姐”或“哥”；对于年龄相近的，可以叫名字的后两个字。
“年龄确实相去甚远的，为表礼貌也可以称为哥、姐，感觉会好办事一点。但不能叫成叠词的哥哥、姐姐，显得就有点过于局促，实习生才这么叫。”赵游告诉AI财经社，私下吃饭聊天开玩笑的时候可以互称绰号，“但仅限于关系很融洽的部门。”
“总监比我大十几岁，叫一声姐也是出于礼仪。”百度员工徐欣也做不到直呼领导的名字。尤其是在发展了二十余年，员工年龄差较大的企业里，称呼的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一位2005年入职新浪的员工回忆，当时所有人都是直呼其名，如果管上级叫哥，甚至会被罚钱。但2015年后，新浪内部已经是“哥”、“姐”的天下。
身在体系庞杂的公司，情况也更为复杂。章丽在腾讯收购的一家公司工作，她发现，虽然腾讯员工的主流是叫英文名，入职时要取一个英文名印在工卡上，还不能重复，但这只是“嫡系”公司的传统，“庶出”的公司没有起英文名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每次称呼领导，章丽都要经过几秒斟酌：汇报的时候要叫“老板”，生疏中不失尊敬；请假的时候要叫“哥”，亲昵中略带祈求。章丽回想那些键入字符又逐字删去，刚张开嘴又马上改口的犹豫瞬间，她长叹了一声气：“只能说，职场人都是在表演。”
互联网大厂在极力宣扬平等的职场文化，然而这种美好愿望开始随着规模的增长而稀释甚至失效。
在美团工作的齐明说：“起初也会叫名字，但对经常相处的同事和领导还是要在称呼上多留意一点，在国内一般很少直呼其名。”对于创始人王兴，他们虽然不会叫总，但一般也会称呼“兴哥”，对另一位创始人王慧文则是叫“老王”。这种情况在新浪也类似，在新浪工作四年多的彭胜说，对领导级别都会称呼为“哥”、“姐”，对CEO级别的会称呼为“老曹”（曹国伟）。
阿里老员工王涛透露，在阿里，即便大家口头称呼都以花名为主，但见到马云，早期都叫他马总，后期开始叫马老师。张勇也很少人叫他逍遥子，而是叫“老逍”。曾有新员工在群里叫阿里巴巴公关负责人王帅为“王总”，王帅立马纠正，说叫“总”要罚款，但没有人真正因此受罚。王帅的花名叫“奔雷手”，在内部更通行的称呼却是“老王”。
而即便在倡导扁平化的字节跳动，总部的这一套行事规范到了各地也未必能很好执行。“我们的城市经理80后，管90后的领导就叫哥，我觉得挺谄媚的。”王赞说。拼多多的李苗也发现，花名并没有完全省去称呼上的麻烦，有时她还是会叫别人“花名+老师”。
“统一职场称呼的首要意涵，是对员工去角色化。”广东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师谢昕琰告诉AI财经社。这就意味着，外界对花名背后的真人无法辨识，也无法给予认同，避免公司资源与个人过度捆绑，也能有效防止被猎头挖角。
“花名规避了公司资源和个人资源的打包，脱离阿里后个人在行业的认可度无法带走，除非你继续用花名。”曾在阿里工作十余年的老员工王涛表示。
另外，拼多多员工李苗也认为采用花名，制造了一个信息壁垒，可以防止猎头挖墙脚。比如阿里的花名只有内部人士才能看到对应的真名，而在拼多多的后台，花名不会对应真名，这个信息只有HR知晓。
据悉，这与早期拼多多从阿里挖了不少人有关，花名保护了被挖来的员工，让他们免于竞业限制，“企业通讯录上全都是水果、蔬菜，谁能看出来谁是谁呢？”
但如今这一层面的功能正在稀释，因为猎头总有办法。随着互联网大厂人员越来越频繁地流动，一位在阿里巴巴工作过的HR对AI财经社说，花名对于防挖角的功能已经非常弱化，“该挖还是挖。”一位猎头也证实了这一点，只要想获取，没有太高的门槛。事实上，阿里女员工事件中的当事人曲一（王某文）曾面试过字节跳动，但事情曝光后，字节就无限期终止了王某文的招聘流程。
在谢昕琰看来，一些公司效仿行业头部企业规范称呼，也越来越不是出于效率而言，而是更多出于向大环境看齐的“合法性逻辑”——追求一种更符合社会期待的互联网企业的平等文化。
阿里人杜骁所负责的业务线，最终的绩效考核完全依赖于小组leader，他觉得这直接决定了他和上级之间的“不平等”。也因此，他对称呼所带来的所谓平等感并没有太大认同：“当领导对你的绩效有最大决定权的时候，你和上级之间的差别不是统一称呼就能改变的。”
甚至花名本身也开始在给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尴尬和不便。
李苗还记得在外地办活动时，她将团队名单报给对接酒店的同事，这位同事直接拿着花名联系了酒店。等到入住时，才发现此前报给酒店的花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无法对应。
有人在职场社交平台讲述自己和一家公司谈合作时因花名而起的嫌隙：进入采购流程，要了对方信息和电话给采购部，一看名字却发现是一个一个奇怪的花名。
这也让外部人士感到恼火，“把公司内部的文化带到外部去，这个真的合适吗？聊了很久结果发现连对方真名都不知道。”
一位知乎网友曾透露，他在四川的一家公司模仿了阿里的花名制度，但朋友和民警来询问是否有XXX人时，大家都一脸茫然，“我只记得人家的花名，所以我说没有。”
真名是人格化的存在，背后包含着一个人的年龄、身份、个性等人口特征，而职场统一称呼是工具化，不论是阿里、拼多多的花名，还是字节的同学和快手的“老铁”，都以一种统一化的符号把个人抽离了出来。
李苗离职后发现，很多共事几年的同事，居然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叫什么，而通讯录里留下的都是一个个与工作相关的冰冷的花名。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王篪所言，有的准则可能会成为一种仪式性装点，以一种体面的外观为内部的实际操作和行为提供庇护，“但规则也好，渠道也好，它们的建立只是起点，绝非终点，而终点在哪里，如何去走，才是组织及组织网络里的每一个节点需要去思考和把握的。”
（注：文中互联网大厂员工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