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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读了《金瓶梅》，渴望「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我认为这只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之一，并不是《金瓶梅》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金瓶梅》的艺术构思，也不能不受到作者封建的立场、观点的局限。首先，作者的基本立场绝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从维护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出发的，明显地带有封建阶级内部自我批判的性质。如西门庆霸占伙计来旺的妻子宋蕙莲，这本是对西门庆罪恶本质的揭露，可是作者的构想却是要借此劝戒：「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歹不可制！」（第22 回）这说明作者揭露西门庆腐化堕落，目的还是为了反对「紊乱上下」，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为此，作者在写西门庆霸占宋蕙莲的同时，又写了来旺与西门庆的妾孙雪娥私通。从《金瓶梅》故事的编年上，也可看出作者的这个创作意图。《金瓶梅》全书所写的故事是发生在宋代政和二年至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12-1127），共计16 年间。其中主要故事，即到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等主要人物先后皆死了之后的第88 回，只有七年时间，其余第88-100 回，共计13 回的篇幅却占据了九年的时间。作品的结尾之所以要拉这么长的时间，显然是旨在说明：这样腐朽的社会，虽然必定遭致异族入侵，人民受国破家亡之苦，但最终仍然使「梁山泊贼王宋江，三十六人，万余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复」（第98 回），大宋江山，南北「分为两朝，天下太平，人民复业。」（第100回）为了迁就这个结局，作者不得不把故事结尾的年代拉长。这个事实本身表明，《金瓶梅》作者是非常强烈地希望封建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或转危为安的。正因为如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美好的力量；看到的几乎全是罪恶和腐朽，黑暗和卑劣。这是那个封建统治已经腐败，而能够代替封建统治的新兴的阶级力量又尚未形成的历史时代的反映。列宁曾经指出：「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46]对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我们岂不也可作如是观？![]()
《金瓶梅词话》
其次，作者一方面对和尚、道士、尼姑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揭露他们贪婪、好色，说：「此辈若皆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第40 回）
另一方面又非常强调宿命论，宣扬「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第46回）「得失荣枯命里该，皆因年月日时栽。」（第95 回）「痴聋喑哑家豪富，伶俐聪明却受贫。年月日时该载定，算来由命不由人。」（第94回）这种宿命论，不只表现在作者的说教中，而且体现在作者艺术构思的框架上。如以第39、74、88 等回的说经、化缘为线索，以最后一回「普静师荐拔群冤」为总结，把全部故事还原为一场因果报应。这就势必严重地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意义。再次，作者受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错误地把社会的病根归结为人性的弱点─对酒、色、财、气的贪婪，把情和淫、美和丑往往混为一谈。如作者把奴才来旺对主子西门庆的反抗，写成是「醉谤」；把西门庆的贪淫好色，归罪为女人是「祸水」；把妇女被迫卖身，说成是「以色图财」；把武松、来旺因反抗斗争而惨遭迫害，归咎于他们本人的尚气使性，劝戒人们「为了苟全痴性命，也甘饥饿过平生」；把潘金莲与陈经济丧伦败俗的奸淫活动，与《西厢记》中张君瑞与崔莺莺的美好爱情相提并论，并一字不改地照抄了《西厢记》中的四句诗（第82 回），以月下玉人、迎风花影─诗情画意般美的诗、美的景、美的情、美的人，来与奸夫淫妇「赤身露体，席地交欢」（第82回），相提并论，叫人看了多么恶心！这里不仅造成艺术性与道德性的矛盾，而且就艺术性本身来看，也纯属以效颦续貂，媚世悦俗。好在《金瓶梅》作者的艺术构思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和范本的。生活既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作家最好的导师。只要忠实于生活，就会使作家主观思想上的许多偏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端正。上述陈腐的思想观点和低下的艺术趣味，只是给《金瓶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伤。我们既不必把它夸大，也不应无视或掩饰它的存在，重要的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综上所述，实现艺术的创新，有赖于作家观念的更新；而这两者都必须通过面向现实，以忠实地描写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为途径。这便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可贵而颇有现实意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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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史话》
46、列宁：〈纪念赫尔岑〉，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
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中明<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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