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民国十大政治谋杀：蒋介石现场抚尸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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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教仁——出师未捷身先死
宋教仁，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不久，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沪宁车站突然三声枪响，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捂着肚子，痛苦地对身边的于右任说：“我中枪了。”3月22日晨4时48分，宋教仁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
那时的宋教仁是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是袁世凯独裁的最大障碍。袁曾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为了控制宋教仁，袁世凯许愿表示让他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辞不就。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国民党共取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5%，高居榜首。宋教仁兴奋异常，以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打算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
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有人嘱咐他处处小心，但他不以为然，坦言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
强有力的证据聚集起来，足以使刺宋一案水落石出。然而，不仅最大的策划人袁世凯高枕无忧，与此案有关的其他策划者也纷纷被庇护起来。直到此时，国民党内部方达成一致意见，发动“二次革命”。但是良机已失，仓促上阵，注定失败。
宋教仁一案影响深远，正如《民立报》社长于右任在路祭宋教仁时所讲：“朗朗乾坤，偌大民国，却容不得一个敢为百姓争民主，为国家争宪政者，公理何在!今天，我不敢为私交哭，不敢为《民立报》哭，实在是为中华民国的前途而痛哭啊!”
二、陈其美——为革命甘愿冒险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是孙中山手下的一员干将，也是民初史上的风云人物。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此后不断策动上海及江浙等地武装讨袁，屡起屡败。
国民党二次革命期间，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914年11月，陈其美派遣王晓峰、王明山在外白渡桥上刺杀了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此举使袁世凯闻讯丧胆，竟“至终日不食”。袁世凯本想收买陈其美，开价50万美金，被拒。
袁世凯收买不成，终露杀机。他知道陈其美为组织筹款的事大伤脑筋，便指使党徒设下了一个陷井，先由许国霖、程子安办了一个名叫鸿丰的煤矿公司，然后收买革命党人李海秋，让他透露消息给陈，说是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向有关银团抵押借款，如果陈其美能帮助介绍签约，公司可以拿出贷款中的40万元支援革命。陈其美大喜过望，当即答应促成此事，并让李海秋叫鸿丰方面带合同底稿来签。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按照预约时间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公寓，李海秋略带歉意地对陈其美说：“出门时匆忙，忘记把合同带来了，我这就去取。”李海秋返身出门，埋伏多时的两名杀手立即冲了进来，对着陈其美的头部连击数枪，陈倒地身亡，年仅38岁。
后来证实袁世凯为了杀陈付出了70万大洋的赏金。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无人敢去认领。唯独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陈的尸体送回浦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9号的家中入殓，并亲书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旁人无不啧啧而言：“英士(其美)与介石不枉为兄弟一场。”
三、廖仲恺——引发民国最大政治恐怖
廖仲恺，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曾任广东省长，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
1925年8月20日8时许，廖仲恺与何香凝前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途中遇到陈秋霖，遂与之同行。汽车到达中央党部，三人依次下车。妇女部女干部刘家桐叫住何香凝谈话。
廖仲恺和陈秋霖登上门前第三级台阶。突然从骑楼下蹿出两人，举枪朝着廖、陈一阵猛射，大门铁栅栏后也有人配合射击。廖仲恺中弹后仰面倒地，血流如注，陈秋霖则踉跄地向前挣扎几步，也痛楚地倒下。何香凝和赶过来的刘家桐一起，把廖仲恺和陈秋霖架上汽车，送往广东大学公立医院抢救。廖仲恺身中四弹，伤着要害，途中气绝身亡。陈秋霖也于两天后不治而死。
廖仲恺以实现孙中山的遗志为己任，继续奉行三大政策，支持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嫉恨地称他是“共产党工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之前胡毅生因用不正当手段谋选广州市长未果而被廖仲恺查办，心怀仇恨，极力主张暗杀，得到林直勉、朱卓文等人赞同。一时间，谣言纷起，杀机四伏。遇刺前两天，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汪精卫递给他一张字条，告知有人将不利于他，请他提高警惕。廖仲恺笑道：“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廖案不了了之，蒋介石获益最大。因案情重大，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特别委员会”，统辖党政大权和警察全权，应付时局。8月24日，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26日，国民政府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其地位迅速飙升，开始执掌广东革命政府军政大权。
后朱卓文发表《致海内外同志书》，仍切齿痛骂，“廖仲恺骤遭狙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公开承认廖仲恺确为国民党右派所谋杀。
廖仲恺遇难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给予国葬。9月1日，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二十余万人参加葬礼。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从反面教育了共产党人。就此，中共广东区委在党内建立起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为后来颇有传奇色彩的中央“特科”奠定了基础。
四、宋子文——奇异的重合谋杀
宋子文，“四大家族”宋家代表人物。1928年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他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使当时紊乱不堪的财政得到治理，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获胜提供了财力基础。此后，他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一直身居要职，官至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
1931年7月22日夜晚，南京火车站一片祥和气氛。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像往常一样，登上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上车后，宋、重二人用汉语聊天，从风花雪月一直聊到中日两国关系，兴致颇高。
这时的宋子文哪想得到，自己已经被“暗杀大王”王亚樵盯上了，并派了两名得力干将华克之、郑抱真具体负责。日本公使馆对重光葵的这次出行十分重视，似有防备。23日清晨，火车缓缓驶进上海北站。过去，每次重光葵都会与宋子文相偕下车。可因没睡好，重光葵一肚子火，列车刚停稳，连个招呼也没打，就下了车直奔接站的汽车。宋子文状便吩咐手下人抓紧收拾行李，也快步下车。随宋子文同车到达的刺宋行动负责人华、郑二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普通车厢里挤下来。事情有变，原定计划必须暂停。心急如焚的二人当即拔出手枪，对空鸣枪，想以此阻止暗杀行动。枪声一响，人流乱作一团。宋子文的警卫立刻拔枪还击。同伙听到鸣枪，误以为需要支援，一齐向宋的卫士开火。
宋子文很快镇定下来，意识到暗杀的子弹是冲他来的。这次返沪，他和唐腴胪都身穿白色西服，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他空着手，而唐腴胪腋下夹着一个公文皮包。宋子文赶紧摘下太阳帽，卧倒在地上，后借着卫士掩护，混进人群，躲到柱子后藏身。唐腴则被误当做宋子文，而另一批人则将其当做重光葵射击，顿时唐的腹部、胳膊被击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上海北站的刺宋事件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当天，《纽约时报》用大号黑体字刊发了《子弹没有击中宋子文》的新闻报道，并配以图片。次日上海《申报》也详细报道。事后，最为焦虑的是郑抱真和华克之，他们以为重光葵被打死，深恐日本军方会借此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将会成为民族罪人。刺宋案之后，有人发现此案存在诸多疑点，认为并非宋子文的命大，可能是杀手另有考虑，只想警告他跟蒋介石做坏事将没有好下场。无论如何，这场错位的暗杀对宋子文的一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五、汪精卫——张冠李戴的谋杀
汪精卫在孙中山病逝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抗战爆发，被推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1940年3月，成为南京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9时在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典礼。汪精卫致简短祝词后，委员们出礼堂合影。蒋介石迟迟没有出来，汪精卫亲自进楼相请。蒋介石说外面情况太乱，坚持不出去。汪只好返回摄影场，声称蒋介石突然牙痛发作，不能到场，“我们自己照吧。”
摄影完毕后，突然摄影机旁闪出一人，此人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转身欲逃跑的汪精卫连击三枪。国民党元老张继一个箭步冲到刺客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张学良也跑上来，照着刺客裆部猛踢一脚，托起他的手臂。汪精卫的侍卫举起手枪，朝刺客连开两枪，刺客中弹倒地。直到各中央委员都逃入礼堂后，蒋介石才带着几分惊慌的样子，从楼上跑下来。
送进医院后，汪精卫左臂枪伤较轻，经消毒缝合，不久痊愈。左颊一枪，损及骨头，碎片落入左眼中，弹头则在左颊部，经过三次手术，始将大部分弹片取出。背部一枪弹头夹于第六、七胸骨旁，伤及脊柱，虽屡经检查，但医生不敢取出子弹。11月20日，汪精卫离开中央医院，当夜由陈璧君等人护送到上海。经中、德两国医生会诊，左颊残留弹片被取出，但胸骨旁弹头仍无法取出。被刺8年后，汪精卫才在日本将子弹取出。然而第二年，他就因这颗子弹引起的骨髓肿症，不治身亡。
刺客名叫孙凤鸣，“一·二八事变”时，加入十九路军。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部队被迫撤出上海，不久改编。他亲眼看到一幕幕惨剧发生，愤而离开军队，加入一个秘密组织。他们最近的目标就是要暗杀蒋介石以及亲日的汪精卫。当特务问他为什么刺杀汪精卫时，他说：“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做亡国奴了。”
令蒋介石最痛恨也最担心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他有关。最后，侦察人员查出晨光通讯社中有一汪派人物。这一下子将蒋介石从泥坑中拔了出来。
刺汪案一周年之际，华克之为纪念死难的战友，特地书写《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指出刺汪案与共产党无关，也跟王亚樵没有关系。几个爱国青年的刺杀目标就是蒋介石。而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的临时决定……
六、杨永泰——最具戏剧性的刺杀
1912年加入国民党，当选临时众议院议员。1917年，他与滇桂军阀勾结，排挤打击孙中山。1932年，任“剿匪总部”秘书长，“新政学系”重要成员。1935年，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36年10月25日下午，阴云笼罩下的长江两岸。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从日本汉口领事馆赴宴后，准备赶回武昌省政府。雨中的码头上没有一个人影，安静得出奇。8名身穿黑制服的随行保镖、4名身穿黄制服的省府警卫，组成两道警戒线。就在杨从车里钻出、双脚刚刚踏稳地面时，码头边一个废弃的旧票房中飞身跃出两名青年，朝他连发数枪。杨永泰后脑、左肩、右背连中数枪，当场倒地。
杨永泰不是等闲之人，正是被蒋介石奉为当世“卧龙”的心腹。1930年秋天，杨永泰充分研究了蒋介石反共的政治态度和独裁天下的军事野心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这篇“万言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行“硬干、实干、快干”的“平匪”策略，抛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纲领。用工整的小楷写完“万言书”，杨永泰郑重地交给交通部长王伯群，王伯群又请何应钦代呈蒋介石。不几天，蒋介石的垂青就降临了。
对于杨永泰的死，蒋介石认为是共产党干的，日本人和汪精卫却认为是蒋介石干的。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12月唐有壬遇刺，这次又是杨永泰，都是亲日派，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大使馆对蒋介石表示了强烈不满。连续三人被刺也着实令蒋介石吃惊不小，为了不得罪日本人，需要尽快给出一个说法。他一面急电湖北省为杨永泰治丧公葬，一面命令戴笠在一周内侦破此案。严刑拷打之下，刺客供认自己是“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员，汪精卫、唐有壬、杨永泰、黄郛、张群等都是他们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想将此事栽赃给刘庐隐，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自己的老对头胡汉民的得力干将。1937年将刘庐隐引渡到了武汉。不久，南京政府秘密侦查厅正式对外公告，杨永泰遇刺案结案，判处两位刺客陈夔超、龚柏舟死刑，判处幕后指使者刘庐隐十年徒刑。就这样，蒋介石既铲除了异己，又让日本人无言以对，至于“除奸团”的事他则无暇顾及了。
七、唐绍仪——民国第一悬案
唐绍仪，清末民初着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从1896年起，当了近十年的清政府驻朝鲜总领事。1904年，作为清政府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谈判，挫败了英国分割西藏的阴谋。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1938年9月30日上午9点钟，一辆轿车唐公馆大门前停了下来。两个买卖人下了车，跟着还有一个搬运大花瓶和装满古玩木箱的伙计。屋内，一位老太爷在仆人的搀扶下走进来，三个俄罗斯保镖紧跟身后。老太爷客气地问道：“志磐侄儿，这就是你说过的那些东西?”那个侄儿指着一个商人打扮的人说：“他就是我的姐夫赵理君，我上回给老太爷讲过的。他家世代喜爱收藏古玩字画，这只花瓶就是祖传之宝。”老太爷走到花瓶跟前，双手不停地摩挲，嘴里喃喃有声。保镖看到这种情况，悄悄地走开了。客人从桌上拿起一只香烟，正等着要火点烟。仆人赶紧走过去，发现桌子上没有火柴。就在仆人跨出门槛的瞬间，来客一下子变了脸。赵理君把门轻轻关上。那个侄儿凑在如痴如醉的老人身边正给他指点着什么。伙计打扮的人揭开古董箱底板，拿出明晃晃的斧头，蹿到老人身后，对准其后脑勺狠狠砍下去。老人一声没吭，“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凶手想再砍，不料斧头陷得太深，匆忙之间拔不出来。三人随后起身离开。
这时，那个仆人拿着火柴回来，推门进屋，发现主人倒在血泊之中，立刻醒悟过来，冲出去大喊抓刺客。可刺客已经跳上轿车逃跑了。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同时报道了一个惊人消息：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于9月30日上午9点半在上海的家中遇刺，下午4点左右死于广慈医院。
有人认为，唐绍仪乃因同日本人有瓜葛，遂被“杀一儆百”唐绍仪为什么会被杀?凶手是什么人?是谁在背后指使?上海《新闻报》、《译报》、《导报》、《华美晨报》都认为是日本人或者汉奸所为，而《文汇》、《大美》则暗示此事与重庆政府有关。10月5日，迁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发表公报，褒扬唐绍仪的功勋，并拨给5000元治丧费。蒋介石、孔祥熙等相继发唁电表示慰问。但是有关唐绍仪死因的猜测并没有停息。
汪精卫伪政府将唐绍仪列入“殉难烈士”名单，但民国首任总理是否变节迄今无解。
八、陶成章——亡于挟私复怨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光复会领袖之一。
1908年，陈其美奉孙中山命回上海，陶成章对他吃喝玩乐的行为深恶痛绝，曾当着孙中山的面斥责陈其美，劝其戒赌戒嫖。陈其美以为陶成章有意侮辱他，故而忌恨在心。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可是，革命党内不少人并不信服陈其美，认为沪军都督一职非陶成章莫属。凡此种种，旧怨新恨，更加深了二人的矛盾。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剪除此公，以绝后患。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蒋介石在车上意外发现路旁的陶成章。他喜出望外，殷勤地和陶成章招呼。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
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灯影黯淡，庭园寂静。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地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起床，当他刚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在上海举行的盛大追悼会上，不少人相继演说，词意悲壮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奸，非死于私仇，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着便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当陶成章的骨灰迎回杭州，在杭州召开追悼大会，到会者多达万人，群情激愤，同声要求严惩凶手。
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不多日，犯案者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九、史量才——报人之殇
史量才，1880年出生于江苏江宁县。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
“九·一八”以后，《申报》发行量已突破十五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迎来了它最后、也是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经营报业的同时，早在1921年史量才就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了中南银行。同年，他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事业拓展到金融界、实业界。“一·二八”抗战期间，他倾力支持抗战，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一·二八”之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令独裁者望而生畏。作为《申报》老板，他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独立的舆论力量更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的。
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这段无法证实的“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终年五十四岁。14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遗像，《新闻报》、《东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评论、悼文、唁电及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16日，蒋介石假惺惺地发出电令，要求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并慰唁家属。
在1934年那个冬天，史量才的死让全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12月8日，《申报》举行追悼会;9日，广州新闻界举行追悼会;10日，申报三校一馆举行追悼会;23日，上海八十一个团体举行追悼会;26日北京新闻界举行追悼会。
十、李公朴、闻一多——捐躯为民主
李公朴和闻一多都是我国着名的民主斗士。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
1946年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称为李闻惨案，震惊全国。
国民党于1946年7月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多次呼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外出，10时许回家路经青云街学院坡，被保密局昆明站特别行动组特工用美制无声手枪击伤，子弹由后腰射入于腹部穿出，因失血过多于次日凌晨5时逝世，临终时大骂“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7月15日上午，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致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家门便被特务跟踪。会上，闻一多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作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下午，又往《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反独裁﹑反内战的严正态度。会后，与长子闻立鹤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距家门不远处，被尾随而来的第二组特工用美式冲锋枪扫射，身中八弹当场殉难。闻立鹤为保护父亲身中数枪，抢救脱险。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各界人士均电唁李﹑闻家属，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均举行追悼大会，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暴行。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教授，美国﹑加拿大两千多新教牧师等，都发出严重抗议。李﹑闻血案使更多的人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从而积极投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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