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如何追究法官错判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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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网
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司法系统，都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杜绝错判。人们能做到的，唯有通过严密的司法程序设计，尽最大可能将错案的发生率减至最低程度；并在发现错判之后，严厉追究相关法官的责任。
宋仁宗年间，陇州（今陕西陇县）发生了一起错案
先是，陇安县平民庞仁义到县衙检控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为杀人越货的劫盗。陇安县尉（相当县警察局局长）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马文千、高文密等人，移交法院审讯。高文密大概受了刑讯逼供，熬不过来，死于狱中。其余四人遂服押认罪。案子经陇州司理院（州法院）复审，判处马文千等四人死刑。
马文千之父上诉至陇州，但权领州事的孙济却不予受理。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之后，马文千四人被执行了死刑。恰好这个时候，邻近的秦州（今甘肃天水）捕到真盗，司法系统这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
对陇州马文千案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立即展开。同时，宋仁宗又下诏给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赔偿”。
不过，如果一名犯了笞杖刑轻微罪的犯人被故意错判为徒流刑以上，或者一名犯了徒流刑罪的犯人被故意错判了死刑，将不适用“以所剩论”，而是适用“以全罪论”，对冤案负责的法官必须反坐全部罪刑。
在一种情况下，法官故入人罪的刑事责任可获减等，那就是错判尚未执行的情况下。
《宋刑统》对“故出人罪”的问责，大致跟故入人罪差不多，从重处罚。一名法官不大可能无缘无故为犯人开脱罪行，往往是因为法官接受了犯人亲属的贿赂，因此，故出人罪的徇私枉法通常还伴随着贪污受贿的司法腐败。宋朝法制相对宽仁，但对官场腐败则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罚，惟独贪污罪不得赦免。
以上对法官的处罚“遇赦不原”，即碰上国家大赦，也不给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经历还将成为他们仕途履历的终身污点，今后的“磨勘、酬奖、转官”，均受影响。不过，如果被错判死罪的犯人尚未执行判决，相关责任人则可以“递减一等”问责。
另据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的一项立法，“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及二人以下再犯”，不得“差充法司”。意思是说，如果司法官因过失错判两个人徒罪以上，或者因过失两次错判一个人徒罪以上，将不准再在司法系统内任职。
相比之下，宋朝对“失出人罪”的责任追究要轻得多，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不进行问责。这当然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宁可违反现行法律，也不冤枉无辜）之司法传统的体现。不过，由于对失出人罪的处罚极轻，也可能导致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倾向于轻纵罪犯，有损司法公正。因此，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有臣僚上书说：“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择利害，谁肯公心正法？”这位臣僚建议，法官失出人死罪五名，按失入人死罪一名问责；失出人徒流罪三名，按失入人徒流罪一名问责。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著为法”。
但八年后，即元符三年（1100年），刑部的官员又反映说：“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间，务尽忠恕”。皇帝从之。又恢复了“失出不坐”的惯例。
现在回到陇州“五人冤案”。对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审官吏的调查与问责，很快有了结果：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均为陇州的法官）、陇安县尉董元亨，对五人冤案负直接责任，一并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陇州司理院的狱吏被杖脊，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被刺配广南牢城；对冤案负有连带责任的权州事孙济，被贬到烟瘴之地雷州当一名参军。
此时，正好遇上国家大赦，但宋仁宗还是没有赦免孙济等人之罪责，按当时的“失入人罪”问责制度严惩了错案责任人。仁宗皇帝又给诸州县下了一道诏书，申明自今往以，法官鞫狱，“苟或枉滥，必罚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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