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范学德：老师，是什么使您变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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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心的呼唤》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
作者｜范学德 （文中配图均为作者亲自拍摄）
拍摄地点：布拉格 查理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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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是我心中的偶像：一个追求真理的斗士。
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恩师和明师而感谢上帝。我曾经对许多朋友说过，我在大学时代要是没有遇到几位这样的好老师，这大学的门，我就算白进了。而一个大学的哲学系，若是没有一两这样的导师，这个系也就干脆别叫哲学系了。那些年间，每当与自己的本行——学哲学的人谈起国内哲学界的状况，哪怕他们是北大或者人大毕业的，我都敢于诚恳地告诉他们，像我老师那样的真正哲学家，我平生只见过两三位，他们一生渴慕探索真理、以思想为自己的生命，他们是自由思想者。也许，我这么说，多少有点我们吉大哲学系绝对不比你们差的意思，但我所说的的确是心里话。就像一位同行说的，别看这么多教哲学的，别说是哲学家，许多人就连个哲学工作者的资格都不够。
一晃，离开母校吉林大学哲学系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每次见到老同学时，我总是忘不了打听这位老师的消息，我最关心的就是一件大事:老师计划中的几部大作，写没写完，写到哪里了。记得八二年时，就听到老师亲口谈到他的写作计划，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我真盼望老师早日完成他的心愿。回国时，我总是要到新划书店买书，一到卖哲学书的书架前，我总是先找我熟悉的那个名字，盼望能看到恩师的新著。
一九九七年我从美国回祖国大陆探亲，虽然时间挺紧的，但我还是坐了一天的火车赶到了长春——我的母校的所在地，就是为了见一见多年没见的老同学们，也见一见几位老师，并且告诉他们一句心里话:谢谢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拜访恩师的前一天，我见到了另一位大学同学，我急忙问起了老师的近况，特别问老师最近写什么大作了。对。我用的是大作两个字，因为在我想象中，老师的书一定是大作。那位同学告诉我说，老师不再写书了。
什么啊，开玩笑吧，怎么会呢?上次见到老师时，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要抓紧写，并且渴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一生所思想的问题，都写出来。
同学告诉我老师现在信了一个大师的什么功，是大陆目前最流行的功。
我以为是老师身体不好，锻炼一下。
但同学说不是那个原因，他说老师信的（炼的）很厉害，现在已炼得开了天目。
看到老同学那么严肃的表情，我相信他们不会是跟我开玩笑，更不会拿我们共同景仰的老师开玩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那学贯中西的恩师怎么会拜倒在江湖数士的脚下，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还是不明白。
第二天，我和一个同学一起，走进了老师的书房里。看见了几年没有见面的老师，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当年的情景：下了课后还缠着老师，问完了一个问题，紧接着又问一个问题。听到了老师的解答，虽然不全明白，但总是在思想上能引起震动，并引发自己开始了新的思考。而现在我心里想，要是能退回大学时代有多好，那我就知道了最该问是什么问题了。
老师的书房中排满了一个又一个的书架，看到了那一个个大师的名字：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我突然觉得我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过去，但又觉得他们此时离我好远。
突然，在老师背后的书架上，我看到了一个镶着照片的小镜框，里面镶着的正是那位大师的玉照，头上还有光环。听说那玉照是信徒必须供奉的。我没有细看那大师的模样如何，光是他头上的那道光环，就令我恶心，人怎能如此！
坐在老师的面前，我小心地问老师最近写什么书。
老师连声说不想再写书了，不想再写书了。
我不解地看着老师。老师诚恳地告诉我，说他尽弃所学。现在只一心学那个功。我听了心里很难受，我相信老师的话是绝对真诚的，我只是不解那位大师是何方仙圣，竟能使我师尽弃一生所学？我在心中对老师说:老师，您若尽弃所学，学生该怎么办，尽弃跟随您所学的？
老师变了。那样一个独立的自由思想者，现在竟然供起了偶像，想到了这一点，我的心酸了、碎了。往昔那甜美的回忆一下子都浸透了苦水和酸水。我的老师供起了偶像，他弟子心中往昔的偶像碎了。
但我的老师过去不是这样的。
多年来，在我心中，我的老师就好像是金庸笔下的一个大侠，心地单纯，不通世故，独自一人走在地老天荒处。他脚下踏着荆荆，额头流着鲜血，是被那些扼杀真理、扼杀思想自由的人们一刀一刀刺的。那些人自称掌握了全部真理，但他们依靠的却是绝对的权力。我的老师虽然知道这是一场绝望的战斗，可他还想去寻找那真理。他蔑视那由整个传播机器制造的一堆堆的谎言，对那些在阴暗处窥视他的野狗和豺狼，他根本就不屑于看它们一眼。老师他一步步地走，跌倒了，爬起来；被刺伤了，独自一人舔干心头的血迹。他寻找，寻找真理。
这就是留在我心中整整二十多年的记忆。
二十年前，一个来自辽宁的乡下小子，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闯进了吉林大学这个他心目中的神圣殿宇，并且走入了哲学这间密室。那时节，北国春城——长春的街道两边都堆满了大白菜，连空气中都流动着大白菜的味道，有点臭，走路一不小心，会被烂菜叶子滑倒。就在这样的季节，这后生学子第一次听他老师讲课，讲西方哲学史，从那堂课起，老师他成了我心目中的真理探索者。
这么多年，许多当年听过的课大都忘记了，但我老师的课我却忘不了。我常跟朋友说，听我们老师讲课，就像酒鬼喝茅台酒似的，有瘾，过瘾，越听越上瘾。
有一天，老师他讲西方哲学史概论，讲着讲着他突然愤怒了，嘴唇紧张地颤动，脸气得发白，在讲台上走来走去似乎谁也看不见。突然间他站住了，挥起了拳头大声地喊：“什么阶级分析方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一下子都愣住了，为老师捏了一把冷汗。那是七九年，中国大陆的政治风云还变幻莫测，乍暖还寒，而那些高举着红旗的斗士，还在兜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我们作学生的不能不担心，老师的话，又可以授人以把柄了。
后来我们听说，二十多年前老师他之所以被打成了右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并且批评在哲学史研究中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并且还拒绝认这个罪。
老师全不在意我们的惊讶。他在讲台上一边走来走走，一边细细地解析为什么阶级分析方法用在哲学史研究上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越讲越起劲，我们越听越开窍。原来那方法还真的是胡说八道。
课后我们几个同学凑到一起议论，有的赞同老师的观点，有的反对，还有的则开玩笑说：你说，党支部领导抓右派时，能不抓他吗？要是不抓他，还抓谁？在这一点上，我们倒都达到了一致意见。
玩笑过后，那玩笑后的苦涩和痛苦折磨了我好长时间，为什么人追求真理竟要付出如此的代价，不仅要把真理说成是谎言，而且要承认自己错了；不止要检讨自己的思想，而且要践踏自己的人格，要顺服地接受自己的心灵被领导、被同事、被自己的学生同时践踏，并且要被迫赞美说：批得对，批得好，我不是人！
那以后，我似乎渐渐地明白了一点我的老师。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地爱他家中的那只小猫。在讲西方人性论时，老师曾不止一次突然停下来讲一小段那只小猫的故事，讲得很动情。大概是那只小猫不会思想，不会告密，也不会大义地灭亲、灭长、灭师、灭友吧。我的老师是为哲学而生的。
听说被打成右派从事劳动改造时，他竞啃下来了西方哲学的三大经典─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并且那读法也大概是哲学史中少见的黑色幽默：由于右派没有读书的权利，更不必说所谓的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所以，我的老师只能偷偷地读书。他每天从书上撕下一页藏在口袋里，趁人看不见的时候就读几行，硬着把这一页的内容记在心里。然后在厕所中再抓紧读一遍，再然后就把它用作手纸，以尽物用。
从别的老师那里，又听到了老师的一些逸事:
文化革命武斗激烈的时候，长春挺乱的，深夜里还有人偶尔打黑枪，看谁家有灯光，就随手打一枪。我的老师不敢像以前那样在灯火下读书了。于是他就用厚棉被把所有的窗户都堵得严严实实的，不让灯光露出去，然后，又坐在书桌前继续读他的哲学书了。
有时师母叫老师看着点锅里煮的饭，并一再嘱咐他，你可千万别叫饭糊了，但这个读书人不是作饭的人，他总能集Íð精力把书读下去，并也总能叫饭糊了，且不是有意为之。有一次师母想，算了，让老师煮饭太难了，就用铲子帮翻一翻菜吧。老师遵命了，一手拿著书，一手拿起了铲子，不错，他翻动的的确是菜，但手中的铲子却不是炒菜的铲子，而是铲煤的铲子。
这些逸事我从没当面找老师核实过，但我相信它们是真的。八十年代初期，老师写的论黑格尔的专著出版了，许多搞哲学的人都看不懂，但是，国内一位翻译黑格尔的代表着_大逻辑的老专家说，这是国内四十年来黑格尔研究的第一本。老师写先秦哲学，许多搞中国哲学史的人看不明白，笔者曾经把书拿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泰斗张岱年看，张先生看后，赞叹不已，并欣然为之作序。
学贯中西哲学，这样的学问不是戏法能变出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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