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1987年是否上书：立即停止老山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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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发现以下这篇文章，小编半信半疑，为此发布出来，主要希望亲历者给予证实或揭穿谎言。
刘亚洲：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
作者写于1987年4月10日
xxx副主席：
老山作战始于1984年，至今已4个年头。我曾两次赴老山前线，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国际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为着全球战略的需要，战后我始终对越保持压力，又开辟了老山战场。
老山作战最伟大的意义在于
第一，它对东南亚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影响胜于军事影响。柬埔寨之所以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老山作战功不可没。
第二，中央决策英明，全军将士效命，彻底地粉碎了越军不败的神话。老山战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手中。我军用鲜血在老山地区换来的胜利是永垂历史的。
第三，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士气。这一点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这是一场特殊战争，换句话说是政治战争。它的目的不仅完全达到了而且超过了，政治上我已大胜。前线将士和到过前线的人都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应积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鉴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和我国特别是我军目前所处的态势，如果战争在一线在这种规模和方式继续下去，将对我产生不利影响。仅就我目前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问题相当严重。重点谈三方面。
一、 军事
目前已起不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战争初期，敌人不明我意图，着实慌乱了一阵，倾可用之兵对付我。最高峰时，老山正面战场曾出现过6个师，超过我军。越军装备炮少，但在老山，炮的门数与我一度达成1：1.2。
可是4年过去，越方已彻底了解我战略意图。不仅如此，甚至对我作战地点、作战方式乃至作战规模都十分了解，明白我决不会大打。
现在我在前线压着3个师，敌人只有一个师顶住，而且摆出一副过日子的样子。我在拳头方向最前沿阵地距敌阵地只有4.5米，那里的守敌竟把老婆孩子都接到阵地上一起生活。敌方军官照例休假。
我目前主要作战方式是“拔点”，即攻击边界沿线的战略高地，拔掉后立即撤回，意在毙敌有生力量和练兵。敌人完全摸透了这一规律。我一打，它就撤，只还以炮火。往往拔掉一个点后见不到敌人，待我撤回，敌人又重来据守。下一批轮战部队仍然这样过一遍，周而复始。
一对我友好的越南边民说：“就这么几个山头争来争去的，根本打不到疼处，他们照样往柬埔寨增兵。”
另一越南边民说：“说是牵制我们，其实是我们牵制你们。你们那么多人窝在那儿，走不了也打不了。相比之下，我们轻松多了。”
老山是丛林地带，大兵团无法展开。敌人把大炮后撤，只留一些小炮。三人一门，打得极准，打完就跑，我阵地人员密集，时有伤亡。
从练兵角度讲，问题也很突出。面对敌人而不能大打，有时甚至连放一炮也要经过军区前指批准，官兵通通反映这是一场束手束脚的战争。没有主动性，更谈不灵活性和突然性。大量作战手段仍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纵有现代化手段和装备也派不上用场。
现在被作为经验介绍的“八级同台”的作战方法，在官兵中反映并不佳。“八级同台”即在“拔点”前，军区首长、集团军首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齐聚一堂，磋商打法，而要打得往往是一个几百米的小山包，战争年代顶多是一个连进攻的规模。
一位师长说：“这种打法，我感到比以前反而倒退了。打了一个小山头都这样，和游击战差不多，将来打大仗怎么办？我没有一点积极性。”没有积极性的也不止他一个。
虽然老山地区大军云集，但真正能打上仗的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部队便选出自己的“拔点”分队单独居住一处，反复演练，待遇比其他部队高得多。
如61师“拔点分队”仅伙食费一项开支15万元。据该部队领导反映，只有拔了点，这些钱才能报销，否则就报不了。有人说这种方法为“开小灶”，“拔点分队”处处显得特殊和优越，无形中在部队内部产生了差别。
进一步讲，我认为，我们应当修正目前对越作战的军事指导思想。从长远战略看，越南并非我主要作战对象，因而不必与其纠缠过多。牵制是对的，打一下也有必要，但应当打在要害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扬长避短。严格地说，自1979年以来，我在对越作战中并未打过一个漂亮的完整的大量歼敌的战役，而是打消耗战甚至是游击战，但这恰恰是越军所长。老山作战便是明证。
美军、苏军装备如此精良，尚陷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游击战泥潭中不能自拔，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二、 经济
老山作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消耗极大。4年来，已有6个军（不满员）、10个以上的师从全国各地调往老山轮战，是仅次于抗美援朝的部队大调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据我两次采访的观察和搜集的情况反映，其中的浪费是惊人的。
仅举炮弹为例。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我全线出击，动用了几个军，攻克越南3个省会，总共消耗炮弹7700吨。而14军在老山作战期间，从4月2日到8月30日，不到5个月时间，已消耗炮弹8000吨。
1984年老山作战开始时，平均一吨炮弹可以消灭一个敌人，而现在情况远不如那时。部队换防时，总是万炮齐鸣，为的是把库存的炮弹全部打光。
自1984年攻克老山以来，基本攻守相当，处于与敌对峙状态。但与敌相比，我方消耗要超出敌人许多倍。我在敌占区的车量最多时曾达1万辆，而地方在最紧张时也动员了400辆车。
1984年7月12日抗击敌师规模进攻，我发射炮弹170万发（注：此数字严重夸大？，当时我军营以上火炮共发射炮弹2.6万余发？），敌仅发射15万发（注：亦严重夸大，越军炮弹消耗量尚不及我军，特别是大口径炮弹远远不及？）。敌特工队带两片红薯干，能够在我方潜伏三天三夜。我方侦察兵一小袋干粮就价值10元钱。
我国仍穷，军队亦穷，各种装备来之不易，但在老山前线各类装备流失严重，令人心疼。到前线的慰问团、工作组乃至探亲家属，很多都是“满载而归”。
崭新的钢盔、迷彩服、军装，全是他们的“战利品”。还有的官兵向当地群众出售军装、胶鞋、被服。在文山军分区大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常年停着一辆车，专门出售军服等装备。那一带的老百姓逢集时，总有军车到集上去卖这些东西。
尤为严重的是，部分官兵向当地群众出售汽油票，此现象以平远街为最。倘若你身着军装在街上走，不时会有老百姓问你有没有油票出售。老百姓从军人手中买到油票后，再高价倒卖。在平远街一带，油票已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有人戏称平远街为“特区”。
还有大量的钱花在非军事用途上。由于前往老山慰问的人极多，驻老山主峰的部队大兴土木，把山顶修得如花园一般。仅一条台阶就用去水泥一吨。官兵们已习惯地称老山主峰为“老山公园”。某军某团团自去年驻守老山主峰以来，仅招待各类慰问团吃饭一项，就用掉人民币20万元。某团团驻在麻栗坡不远，招待费也花了16万元。
三、 给部队作风建设带来不良影响
参战部队都觉得这是场特殊的战争，“拖敌人也拖自己，不死不活”，因而失去了大敌当前的危机感，失去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责任感，也就没有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气概。所以这场战争起不到凝聚广大将士心理的作用，反而给部队作风建设带来危害。我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 在战区做生意
对团以下单位而言，做生意主要是为地方搞运输，用的是战时配给的汽油。27军今年在老山轮战，部队还未上去，可他们的车早已满战区跑做生意了。
某军是在1985年初撤出老山的于1984年8月4日撤出老山战区，但该军在战区的买卖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完。
一战士说：“我们的确发了战争财了。”在做生意中存在着多少腐败现象，我未了解，但战士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有这样一段顺口溜在前线传得很广：“大官发大财，小官发小财，当兵的发棺材。”
某团（注：原文如此）政委和后勤处长在一次翻车事故中牺牲，在政委遗留的箱子里发现了4台录音机，在后勤处长的箱子里发现了1万元钱。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
（二） 部队与部队间关系紧张
争功诿过的现象很普遍。不正之风也大有市场。如步兵需要炮兵协助打炮，事先要请炮兵的领导吃一顿，否则就不给好好打，不是没炮弹，就是炮坏了。
某团在最前沿的那拉口子方向接某军某团的防务，希望他们详细介绍情况，特别是把他们掌握的越军火力点、炮兵位置、特工队活动规律等重要情报告之，某军某团竟答复说：给情报可以，但得用钱买，5000块。
（三） 部分官兵的精神状态令人忧虑
首先，喝酒成风。文山、麻栗坡等地的饭馆，天天都有军人大吃大喝。某师许多干部因喝酒太多把肝都损坏了。
其次，干部要求转业的多。自1984年至今，任何一个参战部队的干部，打完仗后绝大部分要求转业。刚开始老山作战时，这种现象仅见于营以下干部，现在营以上干部好多要求转业。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是厌战情绪有滋长现象。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全军同仇敌忾，求战心切。1984、1985年时团以上干部想打仗，因为他们担风险少，打一仗升一级。营以下干部特别是连排干部不想打。现在，从集团军首长到最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不愿再打这样的仗了。
产生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弊端，还因为前后方反差太强烈。后方什么都讲钱，歌舞升平。前方死那么多人，流那么多血。说到理解，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
在云南地区群众中常听到的反映是：一个小小的老山，怎么上这么多人？又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快成另一个“两伊”战争了。
很少有人能从战略高度看待这场战争。对这一点宣传也不够。1984年我调查了14军、11军的50名有女朋友的干部战士，他们的女朋友全部在战前吹掉了，比例100%。4年后我又调查了47军、21军部分官兵，女朋友断绝关系的比例仍高达90%。
结论
我认为，从我国战略利益出发，当然要继续对越保持压力，但能否考虑不要用目前这种轮战的形式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
第一，以精锐的、但人数不多的部队长期驻扎边境，使用小分队渗透的作战手段。不搞屯兵百万，因为越不可能在边境发动大攻势。
第二，注意在广西方向加强活动（小规模），因为广西距越心脏近，可对其造成较云南方向更大的心理威胁。
第三，支持越境内的反政府力量（不一定非是武装不可）。在削弱军事作战的同时，强化“心战”，而这一点恰恰是越政府最害怕的。
总之，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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