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冰箱拉到沙漠，把佛像切成石料，把木雕背上天山 | 我们又和一位好玩的艺术家聊了聊

懂不懂艺术都能看懂的⇡象外

《无题·杜尚》，布面油画、画框、碎玻璃，25×18cm，2013

作品源于杜尚的《给予》和《大玻璃》，赵赵委托深圳大芬村的油画匠人复制《给予》中被小孔严格限制的部分，而这张画只能透过一面形似《大玻璃》的碎玻璃片看到。不过，与《大玻璃》意外造成的碎片不同，赵赵刻意用枪精准地击碎玻璃，子弹留下的小孔正对着女躶体双腿张开的隐私部位。

除少数图片外，多数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似乎是几个月前，我就听说有一个叫“赵赵”的艺术家，他把一台电冰箱弄到了沙漠里，然后从外面拉了一根线，把冰箱点亮了。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想法是：“我操。太牛逼了。”

——请原谅我如此不雅的用语，但那就是我真实的想法。

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的是，那个沙漠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根线有100公里那么长。

而且，那时候我连赵赵是谁都不知道。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真是一件生猛的作品。

先让你们看看实景图：

喏，这就是赵赵在沙漠里打开冰箱的那一刻。

很魔幻，很无厘头，对不对？

但是你别忘了，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干成的事。

首先是钱的问题：购买100公里的四芯电缆，将80多吨的电缆从北京运往4000公里之外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并在作品完成后将之运回北京，然后将电缆严格按照电冰箱的高度进行分段切割，再加上近30人的工作团队的人工成本……反正，整个项目做下来，300多万就这么没了。

除了钱，还有无数让人头疼的事情。

在新疆，每过一个县村之间的关卡，都需要证明和文件。为了顺利“通关”，赵赵准备了电视台的介绍信、剧本，假装自己是包工头、纪录片或广告宣传片导演等，藉此与人周旋。

由于沙漠公路的每一段都有人管理，因此不可能从公路直接拐进沙漠——公路两旁设有昂贵的植物防沙带，直接压过去的结果，就是罚款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另外，能在沙漠里行驶的“沙漠车”只能从中石油租借。

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应付沙漠中加油、补胎收费高昂的“黑店”，说服沙漠边缘的维族居民，让他们从这里接上电源；更不用说，在沙地上铺设电缆本身就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原本计划一天行进10公里，实际上却花了23天，才将100公里的电缆拉到沙漠腹地。

《塔克拉玛干计划》视频截图

而做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为了让一台冰箱，在空旷无人的沙漠里通电运行24个小时。

当夜幕降临，无人机航拍的冰箱在沙漠中成为一个光点，非常魔幻现实主义。

撇开语言的简单描述可能带来的简单化效果，我们最好放慢自己的思维，尝试去想象23天这样一个尺度，想象自己就是赵赵：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要完成它，必须要跟哪些人打交道？要怎么说服内外部的不同角色，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

《赵赵》展览现场，《塔克拉玛干计划》中回收并切割整齐的电缆。

是啊，有什么意义呢？

它固然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就业，为国家贡献了GDP，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它是“有用的”、“有效的”或者“有意义的”，但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呢？

以及，它的实施当然是一件难事，但本质的困难不是上面提及的那些，而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不允许一个个人去做超出你能力之外的事情”。

“它不是要控制你的行为能力，而是要控制你的思考。”赵赵说，“所以，你的发声对它来说就是一种威胁，这就是这个项目困难的地方。”

换而言之，不惜成本、劳师动众地完成这件事，只不过是因为“我就想这么干”。它创造了现实，但也将这一部分现实纳入自己的解释系统——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地理、经济、不同角色的人乃至艺术本身的出产机制，都被装入了这个时间的“容器”里。

它不是架上绘画、雕塑或一个简单的装置，这件题为《塔克拉玛干计划》的作品，它更像是现实与艺术的混合体，语义复杂，却又打击精准，不断地激发你去想以下几个问题：

艺术是什么？艺术可以是什么？艺术家可以和应该做什么？

在最开始写的草稿里，我是这么开头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这样来形容赵赵的作品给我的冲击：

像针刺——比如根据一个已故朋友的容貌做一个木头雕像，然后背着雕像徒步四天三夜，将之安置在天山某座山顶上（《天山上》，2007）；

像枪击——比如将收集来的残损佛像整齐切割，并堆砌成一个正方体（《重复》，2012-2013）；

至于接一条100公里的电缆，只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点亮一个冰箱（《塔克拉玛干计划》，2016）——这件耗时良久又徒劳无功的作品给人的震撼，简直就像对人施以连续的、闷声的、悲怆的杖刑了。

而赵赵——这个留着寸头、眼睑厚重的年轻人，只是冷冷地站在这些“凶器”的背后，不作一声。

赵赵不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至少第一印象不是。

他更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艺术家，至少跟他的同龄艺术家相比不是。

其祖父原是甘肃武威的地主，1952年土改被发配到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劳动改造。两年后，赵赵的父亲赵非出生。再过28年，赵赵出生。

在那座完全新建的城市里，赵非担任教师多年，直到2015年退休。而赵赵，他在一个采访中说，自己是“在街头混出来的”。他在少年宫学画画，而选择此项兴趣，只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武术课”。上了中学，他喜欢旱冰和跆拳道，还拿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跆拳道比赛59公斤级的第一名。2000年，他进入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就读，在那之前，因为计划在主干道上裸奔而被讯问并软禁在家一年。

2004年，大学毕业的赵赵北漂。在北京，他找到与自己家里算是世交的一位前辈艺术家，后者鼓励他搁置绘画，全身心投入纪录片创作。截止2011年的七年中，他们一起创作的多部纪录片内容涉及杨佳案、钱云会案、北京奥运、汶川地震等。

无论是他人的影响，还是他的自觉选择，赵赵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传统艺术”这一方式，而多使用“现成品”进行创作。比如从约瑟夫·博伊斯献给卡塞尔的装置《7000棵橡树》上切下石材并制成一串珠子（《项链》，2007），趁着安塞尔姆·基弗的《人口计划1991》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现代美术馆展出的时候，他窃取了上面一块铅皮，并制作了一套硬币（《欧元》，2008）。

《欧元》，铅、欧元硬币，2008

在行为、影像创作上，赵赵有过更多不便明说的惊人之举，而类似这种冒犯、挑衅甚至以身试法的态度和做法，曾经导致赵赵被阻拦、殴打，2011年后，他也一度被“封杀”，无法参加个展和群展，而某个举办包括赵赵在内的群展的画廊，画廊总监被叫去问话并被明确告知：“赵赵不是艺术家。”

美国艺术评论家芭芭拉·波洛克将赵赵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视为“暴力史”，并说：“许多和赵赵同辈的艺术家都回避反叛，在个人成长阶段苦学素描与油画，临摹现实主义技法，以期满足中国顶尖艺术院校的入学要求。这批年轻艺术家心知肚明，偏离这条成功之路需要承担多少风险——包括被优秀美术院校拒之门外的风险。他们这一代全盘吸收了审查制度的规则且精于自我审查，缺乏批判精神，而即便在处理批判性思考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借助于不易识别的隐喻。”

在《暴力史》一文中，芭芭拉·波洛克继续写道：“赵赵并非这一代艺术家中探讨社会议题的唯一一位，但他的确是个频频成为出头鸟的异类，以至于他那些本意无伤大雅的作品也仿佛镀上了一层争议的色彩。”

《天山上》，2007年，赵赵用木头做了已故朋友热合买提的雕像，背着雕像徒步四天三夜，最后将雕像安置在新疆东天山海拔4200米的山顶上。

作为《迷津》的一部分，赵赵邀请了一位道士为九块铜板开光。得知道长从来没有为铜板开过光后，赵赵问他：“你为什么认为这九块铜板是可以开光的？”道长回答：“任何物品都可以开光，万物有灵。”

《老鼠屎》，布面油画，200×200cm，2009

赵赵并非没有使用过传统的绘画手段，但所画的内容却是非传统的，也是非审美的。更多时候，他的作品（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是政治、社会指向的，或者说，是批判性的。

《伟像》，青石，860×180×180cm，2011

如果说，类似于被推倒打碎的警察雕像（《伟像》）有些过于直白，那么，另外一些作品，如《重复》和《如何》，则更含蓄而值得玩味。

几年前，赵赵从古玩市场搜来一些残损佛像，将之切割成毫无特征的石块，然后用这些石块垒砌成一个边长150厘米的立方体，命名为《重复》。这些逃过历代毁佛运动却又千疮百孔的雕像，被赵赵彻底还原成材料，你大可以将这一极简主义风格的雕塑解读为神性的消解，但也可以反之解读为神性的回归；你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追溯迟至文革的毁佛运动，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简洁的立方体，仿佛象征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在中国的降临。

《重复》，历代残佛像、汉白玉、青石、砂石等，150×150×150cm，2012-2013

赵赵收集的残损佛像。

虽然同样使用佛像作为材料，但《如何》却别有所指。赵赵将一尊购自山西、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木造佛像切割成258块，并将每一块都镀上金箔。2014年，他将这件作品送到香港苏富比拍卖，最终作品流拍。这件作品讨论的不仅仅是价值问题，也指涉艺术的创造力、中国艺术市场的商业化，以及对过去的摧毁等问题。

《如何》，原为佛像的258块贴金箔木块，尺寸不一，2014

如前所述，艺术家秉持何种立场，始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翻阅那本记录赵赵过去10年创作历程的画册，常常有一些作品让我大吃一惊。如果没有创作背景的说明，你显然无法理解某一些作品的尖锐和沉重。

《雨》，录像，15分35秒，2012年7月21日，当天，北京遭遇特大暴雨，导致城市交通瘫痪以及人员死亡。

《星空》，布面油画，200×300cm，2014

《星空》，布面油画，250×200cm，2014

《星空》，布面油画，300×200cm，2014

“星座”系列源于赵赵对某场学生运动的研究。他从网上买来通常用于军事演习的枪支，然后用这支步枪重现了那场运动的痕迹——他对着镜子和玻璃板射击，后来又用绘画的方式“复刻”枪击的效果。

北京雾霾、天津“8·12”滨海新区爆炸、薄熙来庭审事件，诸如此类，都被赵赵纳入创作的“结构”，成为创作的“药引”。

如薄熙来庭审事件，赵赵借“耳光与暗恋，皮鞋与家庭”这句话创作了四件系列：《耳光》是赵赵于2013年10月20日20点20分20秒在指定地点扇志愿者左右脸各一耳光；《暗恋》是2014年11月27日在草场地的305空间，赵赵右手持刀，在志愿者（同时也是艺术家）孙原的背后捅一刀；《皮鞋》是赵赵将捅孙原的刀作为礼物送给下一个志愿者，条件是这个志愿者能说出一个令赵赵接受的理由；《家庭》（这是该系列里我最为喜欢的一件）是赵赵通过一个志愿者的介绍，到一个六口之家做客，但目的却是拖延做客的时间——他从2014年12月5日中午12点进门，直到次日凌晨2点40分被主人撵出。

《暗恋》，行为、摄影，2014

赵赵这种介入式的立场和方法，常常制造静态的绘画无法比拟的冲击力和现实张力，在这种方法里，艺术家不仅是创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创作的工具本身，这种双重属性，也使得作品具有更强烈的可代入感。

例如在《家庭》中，赵赵介入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家庭空间，更是介入一个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心理底线。他持续地、毫不留情地破坏主人对于一个陌生访客的安全感，试探他们的底线，并最终引发关于“安全感”本身的思考和讨论。

“不安——赵赵个展”在北京前波画廊的展览现场，2014

赵赵并非对“美”没有需求（我一直认为，在作品暴烈气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偶尔伤感害羞的艺术家），他工作室里陈列的古董级陶陶罐罐，桌上摆的老旧茶盏，墙上挂的从欧洲淘来的老画框，都折射他对美之所好；但通过艺术去创造传统意义上的“美”，却绝非他的目标。

在当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讨论“艺术家还能做什么”都成了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们既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天天画山水花鸟人物，也不能天天在大街上混”，因此，“艺术家选择什么立场，就变成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赵赵对今天艺术家的“创造性”充满怀疑，他说，“大部分都是二手信息、廉价材料，大部分都跟社会没有任何的接触，没有任何的参与——在中国社会这个背景下，我很难信任所谓的创造力。”

《碎片》，铜，90×210cm，2015，基于天津“8·12”爆炸事件而作

在他看来，艺术不仅关乎个人，更与社会紧密相连，因此，艺术创作不是单向度的，例如画一张很好看的画，做一场很舒服的展览，而是多向度的，它是一个点，通过艺术连结整个社会结构。

所以，在他刚刚结束的同名个展“赵赵”中，除了《塔克拉玛干计划》，还有《刀》和《西装》两件作品，三者互为参照，既事实明确、具体可见，同时所指又包罗万象，细致入微。

“赵赵”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2016.09.03 ~ 2016.10.22

在798艺术区的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赵赵自2009年起在新疆各地搜集来的1000把“英吉沙”小刀陈列在玻璃展柜中，它们失却了主人，却成为另一种历史的见证和遗物。

“英吉沙”是一种原产塔里木盆地西部英吉沙县、有着400年历史的传统小刀。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英吉沙是生活用具和装饰配件，也是抵御危险的象征和自我保护的工具。

对很多观者来说，《西装》也引人入胜。作品源于赵赵全家赴美之前，去北京连卡佛购买的一件价值近10万元的Dolce & Gabbana西装。赵赵的父亲惊诧于它的高昂价格，母亲则认为只要给她3000元就能做出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赵赵当场买下这件西装，导致父亲大怒而去。回家后，他请父亲写了一篇万字评论，题为《从一件衣服说起》；又给母亲3000块钱采买材料，仿制新的西装。最后，两件“真假”西装，联同父亲的手写文章，共同构成了颇引人共鸣和思考的《西装》。

Dolce & Gabbana西装，上为原版，下为赵赵妈妈仿制的版本。

一件西装到底值多少钱？“他们那一代人基本上是通过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来投射到整个大社会背景中，这就是他们对价值的认识。”

策展人崔灿灿在《咫尺与天涯》一文中写道，《刀》、《西装》与《塔克拉玛干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它一方面承载着赵赵在过去十年中所经历的种种限制与斗争，自我折磨与较真，行业的干扰和不断的出走——这期间他出唱片、编画册、做空间、拍摄纪录片；另一方面，这个展览有控制，也有放任，有幸运，也有沉重。在而立之年，一个恰当的时机，在一个决绝的时刻，赵赵为无数过去的时刻，搭建了一个新的结构。”

他接着引用赵赵的话说，“这个展览是一个真正的发布，也是对自己在系统中要做什么的较量，你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较量，但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见的。”

但做这些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赵赵固然认为今天的艺术需要提供新的价值观，并且认为那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文化和个体的创造，但与前辈艺术家们相比，“我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我没什么政治理想，”赵赵说，“我非常不想改变社会，连父母我都不想去改变，干嘛还要去改变陌生的人。”

那这样做艺术的意义在哪儿呢？

“我就是因为觉得这事儿没意义，才想做。我从来不参加跟公益事业有关的事情，我特别讨厌那种能看见希望的东西，或者给人制造希望的东西，我挺喜欢绝望的，就是觉得它简直没救了，还能看一看。”

所以在某个访谈中赵赵说，为什么自己还待在北京，就是“因为北京是个特别邪恶的地方”。他兴致勃勃地看着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里，而又为他们的安然若素感到着迷。“中国人的抗压性太厉害了，你都活成这样了，还不反抗——这个挺有意思的。”

赵赵工作室里的古董。

他说自己没什么朋友，“我也不需要朋友——我不会跟人交流，那就自己跟自己说话。”他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如果把人当作休闲的媒介，那我认识的人太多了，我做一个事儿，好几千人都能叫过来。”

大多数时候，他喜欢喝茶，喜欢收集信息和物件，据说他的仓库里放着成堆的二手牛仔裤、皮衣、鞋子，工作室里则放着不菲的建盏（中国传统名瓷的类型之一）。他还喜欢机车，只是有一阵子没骑过了。

赵赵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怕被折磨的人，一个不太合群的人，一个矛盾综合体；

然而，在做了一个颇受艺术圈关注的个展，接受超过60个采访，出了一本300页的画册之后，赵赵说：“其实今天坐在这儿，我觉得我还是挺没什么用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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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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