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钢琴家不只是光彩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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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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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12月28日，华裔英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当日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傅雷。傅聪七岁半始学钢琴，后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李斯特再传弟子梅百器为师。1951年，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为师。1952年，18岁的傅聪首次公开表演。1955年，获邀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最后得到第三名和“玛祖卡”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此后，傅聪留驻波兰学琴三年，直到1958年离开——他并未返回中国大陆，而选择移居英国伦敦。1966年，傅雷、朱梅馥夫妇自缢身亡。傅雷于1979年获平反，而此前被视为“叛徒”的傅聪则在1981年获平反。
下面这篇文章，是10年前我在国家大剧院组织的一次群访后所写，原发表于2011年2月《看天下》杂志上，后被收入《读者》杂志创刊30年的特刊中。现网上流传的版本，似乎多为断章残片，所以附上全文。
谨以此文，悼念傅聪先生。访谈当晚，他的烟斗，他的表情，他微微喘着气又间歇的静默，尤历历在目。
傅聪先生俨然已是一个老人。
他靠在沙发上，静默，吸着烟斗，微微喘着气。弟弟傅敏说，兄长白日练琴至天黑，睡了一觉，刚醒来。一群记者围坐着，不敢出声。此前大家都听说了，老先生向来不喜欢接受采访，尤其不喜欢谈《傅雷家书》，因此不免有些惴惴。
在国人印象中的傅聪和真实的傅聪之间，也许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傅雷家书》中，傅聪韶华当年，意气风发；如今的傅聪，则是一个儒雅的绅士，是董桥笔下心仪的老派文人──在我们见面的那天晚上，他手持黑色的烟斗，一袭黑色的中式对襟棉衣，丝绸长裤和布鞋自然也是黑的；黑色的头发梳成清爽而一丝不苟的发型，倒是两抹长寿眉有些灰白，在眼角处转个折，垂了下来。
只有那对伴随他几十年的半指手套，提醒人们他到底内心有多年轻──1972年，傅聪在奥地利音乐会前夕摔断一根手指头，此后一直患有腱鞘炎这一痼疾。为了保证血液流通，傅聪需要常年戴着手套取暖，即便演出也要戴着，“我现在好像不戴手套都不会弹琴了！”他笑称。
演出中的傅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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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去年12月2日的旧事了。两天之后，他加盟国家大剧院“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并担任第16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那是自1985年之后，25年来他首次出现在肖邦的赛事中。
本届大赛的冠军尤利安娜•阿芙蒂耶娃恰好是傅聪“大师班”中的学生。老先生赞许这个女弟子“把俄国学派弹钢琴的本事都留着，但把俄国学派自说自话，喜欢涂脂抹粉的那方面全部去掉了”，对此，老先生难掩一丝得意：“我相信，我还是尽了一份力的！”
父亲傅雷曾要求傅聪，一定要“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如今傅聪年逾古稀，却自谦道：“我一辈子都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可是，如果自称是一个艺术家或钢琴家，我觉得是夸夸其谈，自己没有资格这样说。”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时代》周刊就将傅聪评为封面人物，盛赞其为“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傅聪则对本刊记者说，“我那一代的人，可以说是有家学，如果说我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
1934年，傅聪出生于上海。起初父亲想让他从黄宾虹、刘海粟等巨匠习画，但见其对古典音乐有着近乎天生的敏感和喜好时，遂改而令其学琴。在《傅雷家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傅雷教子的严切──为了保证傅聪每日数小时的练琴时间，傅雷把儿子从小学中“撤回”，专门延请名师在家中教其英文、数学等科目，至于国文一科，则由自己亲自选编教材，予以教授。钢琴方面，先是请老朋友雷垣当启蒙老师，接着在傅聪九岁的时候，令其拜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在家则亲自严加管教——傅聪至今鼻梁上还有一道疤痕，就是因为小时候练琴走神，结果傅雷顺手就拿了一个蚊香碟朝他扔了过来，在脸上划了一道口子。
傅雷与青年傅聪
1948年，由于时局动荡，傅雷一家曾迁往昆明，直到1951年，17岁的傅聪才重新拾起中断三年的琴艺，从此终生不渝。他曾经自嘲以“这样的年龄（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先哲大多在八岁完成首次演出），真是前无古人”。但他四年后的成功，证明年龄之为虚妄：1955年3月，代表中国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傅聪名列第三，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斩获了肖邦作品中演奏难度最高的“玛祖卡”最佳奖。波兰观众认为，一个从未经过科班训练的东方人，竟然如此贴切而深刻地再现了“肖邦的灵魂”，以至于演出结束后，普遍具有很高音乐修养的波兰听众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拥抱我，吻我，让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我的脸；许多人声音都哑了，变了，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甚至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波兰人呢？’”
傅聪演奏肖邦之唱片封面
此后的数十年，傅聪始终被认为是肖邦作品的最佳阐释者之一，他还与包括耶胡迪·梅纽因、托塔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等在内的国际著名音乐家有过许多合作，担任过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钢琴大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则遍及欧美、中东、东南亚、日本、澳洲、中国的两岸三地，并被称为是“有分量的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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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傅聪之为人所知，首要并非因为他的琴艺，而因为《傅雷家书》。
1954年，傅聪留学波兰，从此与父亲开始了长达12年的鸿雁往来。傅雷在次年4月的一封信中解释，长篇累牍地写家书，“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聊八卦）”，而是把儿子当成了谈论艺术的对手，同时也借此训练儿子的文笔、思想，并随时给儿子作一面“忠实的镜子”。
1981年三联书店版《傅雷家书》
1981年，傅雷次子傅敏将百余封家书选编出版，一时间震动海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些家书无疑超出了谈艺录乃至琐碎的人生教条的意义，而具有那个特殊时代的记事意味。
在那12年中，傅聪由弱冠之年远赴重洋，中间经历了傅雷被划为“右派”、“1958年傅聪叛逃英国”、“1964年傅聪加入英国籍”等众多风波和事件；从某种意义上，那些家书更是傅聪羁旅英伦20余年念兹在兹的遗书──1966年9月3日，自“反右”以来一直遭受不公待遇和迫害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一起自缢身亡。直到11月，傅聪才得知父母的死讯，可谓“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977年，傅聪在朋友吴祖强的帮助下，给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信，表示回国探亲的恳切心情。1978年12月，邓小平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自此，傅聪才真正得以重归故国。
1979年4月，傅雷夫妇得到平反。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庭都是傅聪不忍提及的话题，《傅雷家书》更是不忍重读，因为一看到那些文字，自己便会泪流满面。他曾经对记者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祖父去世前，曾在一本宋词集扉页上，给他留下过几句话。在他祖父去世之后两三年里，他只要翻到那里，必定会痛哭。那么你想想，当一个孩子看到整整一本情真意切的书信时，当写这些信的人却已带着那么多遗憾和痛苦离你而去时，他会是怎样的感受？”
直到最近几年，他才稍微自我宽慰，说：“假如放在身边偶然看到，我会去翻一翻。但是，《傅雷家书》在我心里头，我何必一定要去看呢？”他毕竟不喜欢外人总把他与家书放在一起才算妥当，更不喜欢读者把父亲当年的教诲当成格言一样的东西，自称“我很不喜欢把它教条化或者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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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成名之后，傅聪也一直保持着苦修者一般的练琴时间。每天上午十点半练琴至下午五点，中间不吃午饭，只为了让琴声连贯，到了演出前的一两天，更是要保持八到十个小时的练习时间。夫人卓一龙就经常说他，“你这个人练琴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哪有这么练琴的！练琴应该有所保留，不要全部拿出去”。“可是对我来说，每天都要达到我认为的极致才可以，所以每次都是全力以赴。”
其实，卓一龙自己也是一个钢琴家，“我家里有五架钢琴，现在只有两个人弹了，我们各自有琴房，平时只在早晚吃饭时见面，家里有佣人，杂务都不必操心。我夫人有时做些园艺，她那片玫瑰园就在我琴房的窗下。”傅聪说。他们疏于社交，也极少出席名流宴会，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夫妇俩才会一起出门，开上20分钟的车到牛津大学散步。
他的两个儿子成长在这个音乐世家（长子是与第一任妻子、大音乐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所生），但都没有选择练琴这个“苦差事”，他们甚或会嘲笑父亲是一个“funny fellow”（怪老头）。但傅聪说，“我对名利看得很淡，钱后面加几个零，对我来说是很空洞的事情。在音乐乃至在音乐之外，天天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最近几年，傅聪受上海音乐学院的邀请，每年抵沪教两个月的“大师班”，学生中既有小、中、大学生，也有业已成名的钢琴家。但他发现，“小学中学的学生非常有才能，远远高于大学部的人”；此前他也直指中国学生不缺才华，但没有文化，因为很少看书，对乐器之外的音乐体悟太少，“独立思考在这里至今也还是个理想”。
抽着烟斗的傅聪，烟斗可算是他的标配了
他批判中国社会急功近利，“学琴的人以为整天把手指练得飞快，就会变成第二个郎朗。我对郎朗是很佩服的，他是一个钢琴天才，可是，以他作为榜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他甚至预言，大量的孩子学琴，五年十年之后，中国只不过是多了“一批光彩的手指”而已，这与做人做艺术家的境界，是相去甚远了。
在一些人看来，傅聪是神秘的，他回应道：“大多数人，也许一生都无法体会到我每天在音乐中享受的快乐，这个世界难以进入，更难以脱开，因为它太美太迷人”，“这种乐趣确实是难以描述的，我只能用张孝祥的那句词来回答你：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本刊记者问“琴棋书画”为何以琴为首，老先生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这我倒是没有想过，不过这可见古人对音乐的重视还超过其他，这我是赞成的。音乐是不可捉摸的，是时间的艺术，在那一刻发生的感觉，才是音乐。”
罗马尼亚大指挥家切利比达凯曾坚持终身不录唱片，认为录制唱片是违反音乐转瞬即逝的本质，傅聪显然服膺这套理论，且自己也很少灌录唱片；但他又终究不愿免俗，既庆幸当年切利比达凯的演出被人偷录下来，更庆幸莫扎特、肖邦这些音乐大师们的作品能流传后世──
“否则什么都没有写下来，那太可惜了！”他挥动着烟斗，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