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崇厚vs曾国藩
天津教案中，有二位重要官员。
一位是崇厚，中央派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天津外交事务的接洽处理。
另一位是曾国藩，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
完颜崇厚 红N代
崇厚是满族镶黄旗，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根正苗红的红N代，累世显贵。崇厚有举人头衔，在满人之中很难得。
崇厚受恭王之提携，在各地疆吏中，对中央新政跟得最紧的。在天津任上，有“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一说。
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官场手法，退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其一味糊弄的表现早已令天津百姓和洋人不满。
天津教案发生之后，崇厚采取了二招：
第一是跑路子。崇找到恭亲王，让曾国藩出来调查处理案件。
第二是推责任。把事件责任推向天津道周家勋、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崇厚上奏说：“天津道有表率之责，未能先事豫防；知府、知县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应严议革职”，而他自己，只是小过。
恭亲王自然明贬暗保，“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案子还没有查完，崇厚就安全了。
矛盾一下子从崇厚身上转到了曾国藩身上，那个真正惹祸的崇厚倒是全身而退出使欧洲道歉去了。
崇厚（1826-1893）虽然能力一般，但却是仕途顺畅，屡败屡升。
1856年崇厚曾被任命治理永定河，接着这条河就发了大水，他被撤职；
1861年又被调往天津监管洋务，成为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受中外双方的不满。1870年天津发生了针对法国传教士的屠杀，他被降职一级，并作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
1873年，他又被提拔至御前，作为皇帝的顾问，与同僚一起在与日本的外交纠纷中吃了大亏。注：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而中方作为被入侵方却支付了战争赔款。
1879年，崇厚出使俄国，清廷作为战争胜方，但崇厚签《里瓦几亚条约》，送给俄国战略要地和外交贸易特权。满朝震惊，被判死刑。
1880年，崇厚获释，提前退休，安享晚年。
完颜崇厚犯了这么多错，依然越错越用，官运亨通。
资质平平的红N代，靠上了朝庭的实权派，处处化险为夷。
太后依然不断地任用他提拨他，直到他犯下无可容忍的大错。
曾国藩 平民高官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已经60，肝病日重、右眼失明。
曾自知去天津查案将是不归路。他留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并交待身后之事：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曾国藩到天津后，不畏劳苦，亲赴实地查访，他在《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的奏折中说得十分翔实：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之虚实剖辨明白。
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残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以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至津民所以积疑生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遂，各幼孩幽闭其中……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其时，堂中死人过多，由是浮言大起。”
这一奏折有几个要点：
1、关于教会的谣传很多。不止天津，在湖南、江西、扬州等地，都广有流传；
2、经查，民间传言的洋教士“杀孩坏尸”、“采生配药”，教堂内“有眼盈坛”并无其事（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其实是腌制的洋葱）；
3、英法各国，是世界著名的国家，不会有杀儿童配药这么野蛮的行径；
4、洋教士的育婴堂是慈善事业，每年化很多钱，帮助穷人（当时中国弃婴普遍，特别是女婴）；
5、民众对洋教士的误解也是有原因的。比如教堂常年坚闭，与外界沟通不良；
6、“天津教案”的发生，有偶然因素，当时“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而恰恰育婴堂中又“死人过多”（修女们特别愿意为生病和垂死儿童洗礼，这是育婴堂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凑在一起酿成了巨变。
所以，曾国藩建言：
“惟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贴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说，尽属虚诬。布告天下，咸命闻之，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曾国藩作为一名剿灭太平军的主要将领，他却能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对天主教作出那样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实属难能可贵。
蹊跷的是，曾、崇二人于21日递上一份汇报案情的报告，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曾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
然而在朝廷对外公开报告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显得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曾氏百口难辩。
曾国藩的处理方案简明扼要：公布事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失礼赔礼。
《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一公开讨论，舆论哗然，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举国上下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太后要你跳火坑，你就要认真地跳。
后记
崇厚本应承担天津教案的主要责任，但因有恭亲王这层保护伞，万事大吉。
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而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
二千多年的中国官场，权力私相授受，讲的是一个“非我同伙，其心必异”。残酷的权力斗争一刻没有停止过，通过消灭对手、控制对手、打击对手，清洗异己，以巩固自己地位来达到所谓的“长治久安”。
越是优秀的人才越是会被权力提防，随时被牺牲，形成一个逆淘汰系统。这也是曾国藩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