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拆迁
北宋时代的汴梁是世界级大都会
前言
如果问中国读书人一个问题，“如果可能，愿意生活在历史上的哪个朝代？”绝大多数人会回答“宋朝”。“积贫积弱”的宋朝，却成为人们心中理想的时代。
宋赵时代，华夏的农耕文明得到了极大发展，特别是宋仁宗赵祯当政时期，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涌现出包拯、范仲淹、欧阳修等一代名臣，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吴钩著《重新发现宋朝》，对一千年前的宋朝如何拆迁进行了介绍。
拆迁是一个中性词，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拆迁的需求。
关键在于怎么拆？
先拆官员的违建
官员掌握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最早搞违章建筑、侵犯公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当建设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拆了违章打了板子。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京城衢巷狭隘”，宋真宗诏令谢德权拆迁扩路。谢德权“先毁贵要邸舍”，以至“群议纷然”，连皇帝都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却坚决不从，他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碰上这种牛脾气，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从之”。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
照顾平民的生计
对于侵街违建的平民，宋时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又如元五年（公元1090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皇城扩建的问题
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依然表现得比较克制。
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因为宫城实在太小，宋太宗想把宫城搞大一点。，己住得更舒坦点。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因为居民不愿意，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 有一些杂文，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这是以讹传讹。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直有点不可想象。
宋代君主不是没有想过要扩建皇城，让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爱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以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只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宏伟壮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
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并非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但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当然，光靠皇帝的觉悟肯定不行。如果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民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一定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
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间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
据《北窗炙輠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不及源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北宋繁荣景象，就是自发秩序。
把目光转向欧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皇宫修得越雄伟宏大，该国的皇权专制越严重。
凡尔赛宫建于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是欧洲最宏大、最华丽的宫殿。现拥有2300个房间，67个楼梯和5210件家具。凡尔赛宫建成后，引起欧洲各国君主的羡慕仿效。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郊外修建的夏宫、玛丽亚·特蕾西亚在维也纳修建的美泉宫、腓特烈二世和腓特烈·威廉二世在波茨坦修建的无忧宫，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修建的海伦希姆湖宫，都仿照了凡尔赛宫的宫殿和花园。路易十四的伟大功业，几十年后把孙子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沙皇的克里姆林宫
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作为曾经威震世界的日不落帝国，皇宫竟然这么小。而且，白金汉宫其实是二手房。亨利八世时代以来，白金汉府所在的地块，其产权经历了多次流转，直到1703年白金汉公爵约翰·谢菲尔德在此营建寓所。1761年，国王乔治三世购得这座府邸。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白金汉宫成为英王正式宫寝。
美国总统的白宫，White House其实应该叫白房子。美国没有皇帝，自然就没有宫殿。
华屋万间，夜卧不过五尺。
纵有卧榻三千,只得一席安寝。
生活，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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