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圣又如何？
前言
喜欢曾国藩，喜欢张宏杰，喜欢刘瑜。
特别喜欢刘瑜评论张宏杰写的曾国藩。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国藩。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曾国藩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XXXX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学习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大清“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Ｍ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象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后记
本文是刘瑜对张宏杰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写的书评，后录于《观念的水位》。此文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个体自律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刘瑜在文中，从大儒曾国藩出发，把儒家定性为一种只谈个体自律的“道德学说”，这和黑格尔的看法一脉相承，黑格尔认为：儒家没有“思辨哲学”，只有道德常识。他判断：“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但如果仔细看历史，黑格尔的观点，明显是简单了一些。相比一些人提出的彻底否定儒家，吴钩先生对华夏文化提出了他的看法，儒家并非简单的“皇权维护者”，而其传统和大一统的皇权有直接冲突和对抗。
看下皇帝怎么想，
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朱元璋：“我朝罢丞相，事皆朝廷（皇帝）总之。”
朱棣对方孝儒说：“即位诏书，此朕家事”
康熙对朱元璋推崇倍至：“治隆唐宋”
康熙：“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个亲理，无可旁贷。”
乾隆：“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这些大权独搅的皇帝有个共同点，把天下的事，变成自家的事。把公共事务定义为皇帝家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天下”。但儒家并不认为如此，“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要关心就要发声。所以，换个角度看，方孝儒反对朱棣并非出于愚忠这么简单，而是在他看来，皇位变更是公共大事，涉及天下人的福祉，需要符合规制，岂能随意变更。后面朱厚熜的大议礼事件，群臣坚决抵制，也是同类性质。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非常推崇大宋：“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让我们来看看伟大的宋朝，朝臣如何看待公权力：
南宋御史（监察部官员）方延实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南宋吏部尚书（组织部长）刘黻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南宋宰相（正国级）杜范说：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看来大宋朝人们有共识：天下的事情，并非君王的家事或私事，而是天下人的公事。”可见，儒家的积极入世并非听命于皇权，而包含着独立人格的因素和对皇权制约的内涵。如果在大清朝说这样的话，脑袋肯定就不保了。
再往前代看，看看先贤怎么说。
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什么是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选举贤能的人公共治理。如果德能不配位怎么办，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贤能者通过竞争产生，有为者上，无为者下。儒家的观点中，不仅要求积极参政议政，而且包含着独立自由的人格。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藩，其思想高度远远没有达到宋朝儒者的水平，更不要说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先贤相提并论了。
吴钩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晚清的政治转型最终受挫，并不是因为儒家传统阻碍了政治现代化，恰恰相反，而是传统的政治文明积累遭到毁灭型破坏，内生演化的转型过程被外来强加的革命风暴摧毁的缘故。社会的建设，只能通过增加自由来推进。嬴政搞焚书坑儒，朱棣搞《永乐大典》，乾隆搞《四库全书》，并非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发扬，而是走向文明的反面－－野蛮。
传统是自发演进的，由时间积累而成。因为，传统必定有合乎人之常情常理的部分，只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而合宜、优良的现代法理秩序，必定建立在尊重与遵循这样的传统之基础上面，而不是与传统为敌。
大家都知道制度造就人，制度决定人。但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这又是另一个挑战。任何急于建成人间天堂的努力，最终都会成为泡影。只有正视我们自身，理解自己的传统，才能够找到努力的清晰方向。简单说，无法批评的，就是阻碍文明的力量。
世上没有圣人，也不需要圣人。
不期望圣人，社会才有希望。
不求成圣，只求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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