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与犬儒

前言

　　颓废，指意志消沉，精神萎靡。颓废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并非贬义词。偶尔的适当的颓废有益思考，而无法自拨的颓废就会使人堕落。

　　犬儒，原来是一个严肃的概念，特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藐视一切世俗权威和功利，坚持内在的道德价值，追求完全的心灵自由。后期的犬儒学者依然蔑视世俗观念，但过犹不及，连人类正常的情感也一并被抛弃，这就引出了一个恶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于是犬儒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价值。就象王尔德说的：“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当代所说的犬儒主义，通常指人们在高压管制下的玩世不恭，和鄙视一切理想主义的公共冷漠。

正文

　　从林社会的常见病态，就是“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岁月静好）、“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附和跟风）和“未老先衰”症（少年老成、放弃追求、过早妥协）。这些病症其实都是颓废与犬儒的某种结合，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尼采所说的“末人”之相：——一种没有热情、没有志气的冷漠生物。

　　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形容他们说，这些人没有梦想、没有信仰、不冒风险、贪图安逸，“偶尔来点毒药，就能舒服地做梦。最后来一大包毒药，就能舒服地死去。……他们白天有自己小小的乐趣，晚上也有自己小小的乐趣，但非常看重健康。‘我们已经找到快乐。’末人们说，眨着眼睛。”

　　优秀的人无须是超人

　　尼采所说的“末人”是和“超人”相对立的概念。在“上帝死了”的时代，超人是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构建新价值体系的人。超人具有不同于传统和流行道德的新道德观念，是最能体现生命意志的人，也是最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超人是超越于平庸之辈和卑微琐屑者之上的人，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超人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在尼采眼里，超人和末人是相反的人群。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超人和末人并不是一定对立的，他们不仅可以同流合污，而且还可以结成不神圣的同盟。当代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伊斯兰国”是真正原教旨的耻辱》（ISIS's a Disgrace to True Fundamentalism）一文中就指出，末人的颓废自乐为超人的肆意妄为创造了最好的机会。末人满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毒药与超人满足于强权意志和超验理念（如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同样可怕的生存状态。齐泽克引用英国诗人叶芝在《Second　Coming》中的诗句：“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齐泽克认为，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颓废为“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机会：“‘优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而‘坏蛋们’开始煽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宗教狂热”。

　　参与911恐怖袭击的十九名基地组织凶手，正是在某种主张暴力的伪超人信仰的蛊惑下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同样的还有昆明火车站暴恐案、伦敦地铁爆炸案、法国尼斯卡车恐袭案，......，等等。我们可以像齐泽克那样，在暴力信仰驱使信徒犯罪的背后，看到“优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的危机。“优秀的人”无须是超人，但一定不是末人。

　　优秀的人积极介入社会生活

　　在末世的社会，“优秀的人”是那些最精于利益算计，长于为自己打算、善于享受生活，明白“不作死不会死”道理的人——尼采说，“末人是活得最长久的”。有一次我与一位毕业于顶尖名牌大学的工程师聊天，他跟我说起他那些“极优秀”同学。他说，他们都是特别能“理性思考”，理性能力特别强的人，称他们是“人类的极品理智动物”也不算夸张。他们都绝对不会做与自己个人利益过不去的事情。他接着引了一句英国政治家阿克顿勋爵在《基督教自由史》里说的话：“理智最棘手的障碍是良知”。一旦清除了良心的障碍，没了道德约束，那么，越是理智的人，就越是会在功利的驱使下为一己之利蝇营狗苟、无所不为——他们当然也是最有能力这么做的。如果顶尖大学培养的是这种“优秀的人”，那么社会的“末人”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当道德信仰和未来希望的支配力量削弱的时候，“末人”们会放弃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也不在乎自己当公民或做人的权利，但他们会声称拥有享受“快乐”的权利。这也是一种让“末人”活得越快乐，世界就越小的权利，尼采说，“‘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星？’末人们说，眨着眼睛。世界变小了，把一切都变小的末人在这个小世界上蹦达。”

　　末人看重自己的快乐权利也是有道理的。在禁欲的革命年代，这样的权利是不允许的。如今，在颓废的消费时代，他们有了这个权利，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感恩不已。统治权力不仅给他们这个权利，而且还不时提醒他们不要忘恩负义，别忘了谁给了他们这个恩惠，更不能想入非非、得陇望蜀。它鼓励“末人”们多多运用这个权利，不仅绝对安全无害，而且还会赢得他们的感激和支持。

　　在“末人”化的社会里，“优秀的人”不介入生活的危机，在他们身上结合了犬儒的无为和颓废的享乐。颓废原本就是丧失信仰的结果，往往是在压制的环境中迫于无奈，退缩到个人肉体的樊篱之中，这樊篱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隔绝。它典型的生态象征便是给人们极大满足和安全感，但却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的公寓“安乐窝”和“小天地”。时尚和新潮成为他们“公共生活”的全部。大卫·马兹拉David Mazella在《现代犬儒主义史话》The Making of Modern Cynicism一书中称19世纪英国纨绔公子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代表的那种时尚讲究（颓废）为“变味了的享乐主义”（soured hedonism），而这恰恰是许多“成功人士”展现自己优秀和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也被几乎整个社会积极认可。

　　颓废和犬儒是社会的毒药

　　传统的颓废主义是悲愤、洒脱、自然主义的，生活上的不拘礼法、清静无为、酗酒、纵歌、长啸、裸奔成为社会颓废派的符号与象征。由于他们放浪形骸、桀骜不驯和放荡不羁，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成为文人雅士的主流文化。工业革命后，随着物质的极大丰裕，颓废的形式又有所变化。

　　欧洲十九世纪的“世纪末”Finde siècle颓废主义是审美的，艺术的。它崇尚病态和极度精致的艺术美、重矫饰而轻自然、惊世骇俗地张扬个性趣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便是一个样本。这种颓废是针对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犬儒反抗，它以怪异审美情趣抚摸爱情、肉欲、毒品、酒、犯罪、死亡的题材，充满了厌倦却找不到出路。

　　在二十世纪的美国，颓废甚至把审美的情趣都当成了多余，它的主力军已经远不止是文人、诗人、艺术家，而是白领、工程师、公务员、学生、富二代、官二代、年轻族群和所有为各种各样的无聊、烦闷、焦虑和幻灭所困扰的人群。而更可怕的是，越年轻的越成为病态颓废者的追逐者，纵欲、滥交和毒品成为一些年轻人表现颓废个性的发泄途径。

　　这样的颓废只不过是犬儒社会那看似繁荣富足的帷幕后面藏着的一个小小黑暗角落。在这个犬儒主义的舞台上，“优秀的人”在前台表演，以高收入和高消费展现“幸福”；而那些够不上优秀资格的则在后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沉溺在他们自己热衷的幸福和快乐之中。这两种同样都是失去了信仰、希望和对未来展望能力的人群，变得得过且过、及时行乐、随波逐流、自得其乐、安于现状，只不过层次不同，体面和不那么体面有别罢了。

　　在今天的世界，颓废和犬儒——尼采所说的“末人”之相——都是平庸、琐屑、肤浅的，但这不是我们的归宿，更不是我们的末路。重要的是对犬儒和颓废要有清醒的意识，要走出这种社会文化的状态，不要像慢性服毒一样，让犬儒和颓废给慢慢毁灭。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说，“沒有什麼比衰退的人更丑陋的了”。我们没有理由让自己在犬儒和颓废中衰退下去，变得越来越丑陋，所以尼采在同一处说的另一句话更值得我们记取，那就是，“那不能杀死我的，会使我更加坚强”。

后记

　　以前读过一本书，尼尔·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这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文，描述了电视媒介兴起的时代，随着高度碎片化的海量信息输入，原来需要理解的严肃的文字，变成了快捷辨别的轻松的图片与视频，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本三十多年前的书，现在并没有过时。IT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扩散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但和原来的预期相反，无所不在的网络并没有改善人们的思维能力，反而让人们沉迷于社交软件，陷入了垃圾信息的困境，正常交流反而变得困难。

　　百(谷)度(歌)与维基让越来越多的人坚信：自己已经掌握了世界的答案。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轻松找到答案的时候，说明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了，更容易被操纵。比如，现在不少人担心AI的普及会导致大量失业，但回顾历史，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农业机械发明的时候全世界担心农民失业，当纺织机发明的时候人们担心纺织工人失业，当汽车发明的时候马车夫上街抗议担心失业，历史总是陷入死循环，不断嘲笑人类的健忘和无知。更何况，再高级的人工智能都无法解读人们的情感，再海量的大数据都无法建立基于人性的思维模型，更谈不上理解复杂的人文概念，或者提供人类社会的合理解答了。

　　正如哲人所说：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我们每个人，喜欢的坚信的那些观念，如果不能得到可靠的论证，很可能是错的。

　　关于认知自我，让我们一起回顾尼采：

所谓高贵的灵魂，即对自己怀有敬畏之心。
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
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凡是不愿意看别人长处的人，总是一眼就看到别人不如自己之处。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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