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文，有助于理解三个重要问题：
再次声明，文章谈的是观念，不是好人坏人。观念是自由的，好人坏人是指行为。 圣战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词。比如，奔赴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是圣战，在伊拉克支持萨达姆抵抗外国联军是圣战，在美国劫民航飞机撞大楼是圣战，在伦敦炸地铁公交是圣战，在戛纳开卡车撞异教徒是圣战，投奔巴格达迪支援伊斯兰国是圣战。
这十个极端组织中，以伊斯兰圣战之名的有七个，除了FARC在南美，二个在北非，其余的都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
伊斯兰的圣战精神源于公元六二四年三月的巴德尔之战。在麦地那西南17公里处发生的这场战斗中，先知带领三百名信徒，奇迹般地战胜了三倍兵力的麦加军队。于是，巴德尔精神在伊斯兰世界广为传播。《古兰经》告诉信徒，真主决定一切，胜利不是来自他们的武器而是来自于真主的力量，只要有坚定的伊斯兰信仰，信徒就能够以少胜多。如果战斗失败了，那是因为信徒不够虔诚。 先知啊！鼓励信士们战斗吧！如果你们中有二十个坚韧的人，就能战胜二百个敌人；如果你们中有一百个坚韧的人，就能战胜一千个不信道的人。因为不信道者是蒙昧的人。（古兰经 8：65） 到了第二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北边率部抵抗古莱氏人的反攻，但这次他的队伍被打败了。先知一方面痛斥他的战士懦弱无能，不够虔诚，同时明确激励政策，对战利品的分配作出了规定。很明显，贫瘠荒漠上的游牧民族充满了对外部土地和财富的渴望，意识形态的狂热＋财富激励机制，给穆罕默德的队伍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冲啊杀啊，跟着先知打仗就能过上好日子，信真主就能进入天堂享受美女美食。很显然，伊斯兰是一种崇尚武力的文明，专业术语就是“殉教是穆斯林的义务，胜利是安拉的责任。”穆罕默德时代，恰逢希腊与波斯帝国长年对抗两败俱伤的历史机遇，伊斯兰共同体得以从阿拉伯半岛快速扩张，迅速建立横跨北非与西亚的大帝国。 近代的历史学者，把圣战分为二种类型，即扩张性圣战和防御型圣战。 扩张性圣战，是指伊斯兰共同体从七世纪建立到十世纪的时期。穆罕默德从公元610年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622年在麦地那开始血与火的征程，在他632年离世之际，已经征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在随后的一百年里，阿拉伯人所向披靡，从恒河流域到安达卢西亚，伊斯兰达到了扩张的极限，版图远远超过罗马帝国鼎盛期。 到了十一世纪，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意识觉醒，基督世界开始了七次十次军东征（1096-1291年），于是产生了防御性圣战的说法。
紧接着蒙古帝国征服时代，穆斯林的反抗就是典型的防御型圣战。近代奥斯曼、波斯、莫卧儿三大帝国渐次遭到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防御性圣战也成为部分穆斯林反抗的伦理依据。
历史在这里变得有趣。如果向前推一千年看历史，那么我们看到是基督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不断进攻，伊斯兰世界是防守方。如果向前推二千年，那么我们看到是沙漠游牧文明对古代商业文明农耕文明的不断进攻，基督世界是防守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现代第一次防御性圣战----阿富汗战争。为了击溃苏联的进攻，在美国的支持下，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主要是来自巴国、沙特、也门、埃及、菲律宾、印尼等国的圣战士们前往阿富汗前线战斗。
阿富汗战争的后果很复杂，苏联轰然解体，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随之撅起。敌我角色很快转换，最悲催的是美国人，原先的援助对象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现代第二次防御性圣战发生在海湾战争期间。1990年萨达姆侵入科威特，遭国际联军反击。1991年初全球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部分领袖聚集巴格达，发表声明支持萨达姆所称的“圣战”，来自约旦的伊斯兰长老甚至提议萨达姆担任“伊斯兰共同体的哈里发”。因为国际联军中有沙特、约旦、叙利亚等众多伊斯兰国家军队参与，所以此次圣战未获得广泛支持，但原来的圣战士组织纷纷把矛头对准美国为首的非伊斯兰世界，2001年911恐怖袭击成为标志性事件。
关于防御性圣战，一些历史学者给了这样的定义：如果一个穆斯林依据伊斯兰教义生活的权利遭到压制，那么他就有权利反抗，那么他就是生活在“战争之家”，而“圣战”变成了责任。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听着有点正当防卫的意味。学者们之所以要把圣战分为扩张性与防御性，目的是通过论述扩张期的宽容性和防御期的正当性，证明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这包含着一个潜在结论：既然伊斯兰是和平的宽容的，那么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尊重信徒们的生活方式。
关于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有很多学者认为“执刀传教”说并不成立，乍一看很有道理。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人，包括蒙古人在内（指帖木儿帝国）的中亚游牧民和东南亚的一些部落民，确实不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去信仰伊斯兰教的。这里面有二个方面因素：
1、伊斯兰之所以能够在上述群体中快速传播，说明了伊斯兰简单、封闭、重复、平等的普世教义给处于原始部落态的群体提供了某种社会规范，满足了很多地方部落统治者的需求。而在更发达地区，比如基督世界和东亚世界，伊斯兰的传播并不顺利。 伊斯兰起步的阿拉伯半岛不过是荒蛮之地，其人文与物质底蕴，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与波斯文明相比，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使波斯人被伊斯兰武力征服，原有的高等文明也会走出不同道路。波斯人在被迫接受伊斯兰的时候，发展出了和主流逊尼派对抗的什叶派教义，在被伊斯兰化一千多年，伊朗民间依然保持强大的力量反思伊斯兰的控制。道理很简单，波斯人没有了伊斯兰还是波斯人，但阿拉伯人没有了伊斯兰就啥都没有。 2、前文谈过，伊斯兰的扩张设计，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武力只是其中的一项。在宽容的旗号下，如果你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话，你的身份会提升，你的税收会被减免。经济政策，本身就是圣战的一部分。就象现代的所谓优待政策，你只要声明是信徒，那就会有食品补贴、考试加分，连墓地都有特供。人们在巨大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信徒们积极保持原来的宗教身份，不少非信徒努力改宗以获得优待。 在伊斯兰帝国的扩张过程中，确实展现出对异教徒一定的“宽容”。相比对无神论者的严苛，佛教在发源地被灭了，伊斯兰对其它一神教并不苛刻，历史上犹太教徒与伊斯兰信徒关系不错。但是，这并非是简单的“宽容”，而是体现了沙漠游牧民族的斗争智慧。 同样是游牧民族，无论是阿拉伯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军事征服者，为什么他们大都皈依了伊斯兰？因为先知和四大哈里发，以及后面的统治者，共同设计了一套相当有政治智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是宣传人人平等的伊斯兰理想，一方面是强化等级分明的身份制度。这套以一神教观念为核心的四等身份设计，远比以血统观念为核心的东亚蒙色汉南四等身份设计，高明很多。 为了获得充分的扩张资源，伊斯兰伦理中规定了四级身份。头等身份是阿族信徒（沙漠部落民），次等身份是皈依信徒（非阿族），三等身份是其它一神教徒（犹太、基督徒），末等身份是异教徒（无神论者、佛教徒，叛教者）。这样的制度设计影响深远。 头等身份的阿族信徒在先知去逝后队伍分裂，支持阿里的少数群体被主流群体打压，他们与后来皈依的二等身份的波斯人获得共鸣，这就是什叶派的由来。什叶派的特点就是悲情，可以参考阿舒拉节。
三等身份者在承认伊斯兰秩序的前提下，通过缴纳人丁税，获得一定的宗教和结社自由，其角色相当于军队的后勤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基督徒允许保留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社区。现在东南亚的印尼大马，还能看到类似的状况，虽然社会依照欧洲体系运行，但非伊斯兰信仰的华裔和印裔，处于次等身份的状态，在经济活动中需要向当政者交纳特别的费用。 那些曾经接受天经的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中，那些不归信安拉和末日的、不遵守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信奉真理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卑微地亲手交纳人丁税。（古兰经 9：29） 末等身份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类似奴隶。比如叙利亚伊斯兰什叶派中的德鲁兹派，不履行五功不设清真寺，被虔诚的逊尼派视为异端，ISIS在占领区把德鲁兹女性当作奴隶拍卖。经常有读者问，如果华夏被伊斯兰化会怎么样，根据教义，你我处于最末等，很惨。
关于宽容与否，只需要判断一个问题：能否自由的信？能否自由不信？能否批评？如果能，那传播就是宽容的。如果不能，那该宗教本身就不宽容，谈传播的宽容就毫无意义。
回归《古兰经》和《圣训》，我们无数次看到，只要是有利于伊斯兰的传播，信徒的行为都是不受限制的，都是被鼓励的。扩张，是伊斯兰教义的根本目标，这是伊斯兰的政治性所决定的。
所谓圣战，就是伊斯兰扩张性的体现。扩张性圣战，就是扩张有理；防御性圣战，就是抵抗有理。核心就一个意思：伊斯兰是和平的，扩张是正常的。 我们假设这样的说法成立，但问题马上来了。抵抗外界的进攻才能叫防御，很明显，防御型圣战有个成立的前提：伊斯兰信徒必须处于自己的世界。现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
二十世纪的全球化年代，群体的边界并非那么清晰，信徒们在全球流动。如果信徒是分散的个体，那对原有社会影响不大，但信徒们一旦聚居，作为极度封闭和排外的群体，那必然会激发伊斯兰伦理的“圣战”责任。这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防防御性圣战，在广大的非伊斯兰世界转变为进攻性圣战。 于是我们看到，从伦敦东区、巴黎第十八区，到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区、悉尼的西南区域，越来越多的禁入区Forbidden Area出现。在那些区域，信徒们要求原住民按照他们伊斯兰规则来生活。
有人马上跳出来，把这样的区域与城乡结合部的概念类比，这完全搞错了讨论的范畴。城乡结合部说的是同一秩序下的贫富差异问题，而信徒聚集区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社会规则。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城乡结合部你可以喝酒，但你去禁入区试试，信徒自己不喝，还禁止他人喝，这是什么法？当然是伊斯兰教法。再举个例子，禁入区女性会被恐吓着装不符合规范，会被商店拒绝服务，这是什么法？当然是伊斯兰教法。再举个例子，在这个区域传播其它宗教则会被威吓，只有伊斯兰可以公开自由传播，这还是原来的社会吗？俨然国中之国。这些禁入区，意味着新秩序的萌芽。什么秩序呢？当然是伊斯兰秩序。 长期以来，对于这种不对等的状态，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比如在世俗国家，吃饭本来就是个人事务，想吃啥就吃啥，想不吃啥就不吃啥，爱吃不吃。但现实情况是，信徒们理直气壮地要吃宗教餐（清真），拒绝非宗教食品；而非信徒们如果理直气壮地拒绝宗教食品，却成了问题。仔细想想，这是多么黑白颠倒的事情。 还有人说，我接触的信徒都不错，这个没啥问题。分散的信徒在非伊斯兰世界自由度高，能够安静地接受其它规则。正如一位澳洲的朋友所述：穆斯林个体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有着强烈的伊斯兰道德感，但从群体来看，非伊斯兰世界的信徒聚居区至今都未能建立模范社区。社会秩序的优劣，最简单可靠的判断是人口的流动，人们都是从较差的秩序向较好的秩序流动。无论信徒们在嘴上喊着多么动听的口号，却从未停止向外面移民的脚步。 虔诚的信徒们向非伊斯兰世界迁徙，无论是以移民、劳工或是难民的形式，他们一面享受着现代文明秩序，一方面却要求建立伊斯兰秩序。在他们在看来，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法律的源泉，是社会秩序的指南和个人行为的仲裁者。回顾前面防御性圣战的定义：如果一个穆斯林依据伊斯兰教义生活的权利遭到压制，那么他就有权利反抗，那么他就是生活在“战争之家”，而“圣战”变成了责任。只要形成聚集社区，在虔诚信徒们的引领下，就会激发伊斯兰教义中的集体性、排他性和进攻性，于是“圣战”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关于最初的三个问题，不难得出答案： 难民问题很复杂，国际社会应当优先考虑就近安置，慎重接收中东难民； 英国脱欧的核心目标是要切断与欧洲大陆的直接联通，类似于美国在边境建墙以维持自身秩序，但形势不容乐观； 法国、德国和瑞典等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接纳了以百万计的中东(北非)的难民和劳工，信徒们形成了稳定社区，已成无解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