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总是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二奶集团，也算属于最嚣张的阶层了。
有这样一官场笑话。某次，上级纪检机关接到群众举报，谓某地官场腐败成风，几已全军覆没。遂至该地查究办案。全体官员被召至会场，上司宣布：已经掌握证据，别想侥幸过关，为了挽救干部，提供一次机会：主动交待的，从轻处理；执迷不悟的，严惩不殆。接着宣布实施办法：贪污受贿的，坐到会场左侧；包养二奶的，坐到会场右侧。在场官员面面相觑、左顾右盼多时，只好对号入座。但在中间犹有数人巍然不动。上司喝斥：“你们几个敢说没有问题，为何坐着不动？”一官员低声说：“我们既贪污受贿也包养二奶，不知该坐哪里？”上司回答：“那你们到主席台上去坐吧！”
笑话只当笑话听。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大权大贪，小权小贪，大贪多有二奶，二奶多攀大贪。地球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大贪有钱财保障，二奶有天然资源，相互使用，互通有无，相得益彰。
《水浒传》第五十一回的白秀英与郓城知县就是二奶与贪官的关系。新任知县是京城来的下派干部。老相好白秀英为了攀附这棵权力之树，也从东京来到郓城。仗着姿色与才艺，在为知县提供特殊服务的同时，还在县城卖唱，算作“第二职业”。
在宋代，戏院被称为“勾栏瓦肆”，从业人员被称作“戏子”，社会地位很低，不似现在“星光闪烁”。正因如此，公职人员和士大夫往往不屑进入此种场所。
负责本县治安与维稳的步兵都头雷横，闲来无事，忘记了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从其纵放晁盖宋江的前科，可见此人并非称职的政法干部。他竟然前去看戏，只因出门匆忙忘了带钱，在剧场受到白秀英之父白玉乔的当场嘲弄。
大庭广众之中，雷横何曾受过如此侮辱，一气之下，打伤了白玉乔。这白秀英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当即跑到县衙告状，声称：“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骗奴家。”
二奶告状，一告就灵。就连作者都说这叫“枕边灵”。
知县大老爷一听，果然勃然大怒。立即指示白家写状，又是验伤，又是查证，郓城县的司法机关马上启动，立即变成为二奶出气的专政机器。
在权力私有化的条件下，二奶就是硬道理。即使雷横这样的政法干部也自身难保，尽管雷横在县里经营多年，亲朋故旧纷纷出面说情，怎当这二奶“守定在县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李贽先生的旁批添油加醋：“想是知县夫人不在。”这真是十分重要的提醒。
想想看，京城的下派干部有几个携带家属？正因如此，这二奶才会有恃无恐。
果不其然，知县立马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
由此可见，“示众”作为一种刑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号令示众只是一种刑罚种类，如何执行才见制度本质。
即使知县作出超常的惩罚决定，白秀英仍不罢休，她竟然要求将这位权倾一时的步兵都头“号令”在戏院门口。作为评论者的余象斗也认为，“雷横被枷在勾栏之处”，近于“汉朝韩信胯下之辱”。就个人尊严而论，雷横的脸面的确遭到莫大侮辱；就国家体制而言，公权居然堕落为私刑。这也正是读《水浒传》往往激起义愤，盖书中总能看到现状的基本原因。执法干警不少原是雷横的同事或下属，执法之时免不了卖放人情。
白秀英为了克服执法中的形式主义，立即将干警叫去，吩咐道：“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教你们絣扒他，你倒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
二奶的雌威可见一斑。不要以为整个大宋帝国司法腐败，从上到下，通体烂透，其实一些普通民众也有着起码的、朴素的法律意识。
雷横的母亲，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听说儿子吃官司，并被当街示众，赶来给儿子送饭。老太太开始以为雷横的这些同事或部下徇私枉法，指责他们：“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钱财真这般好使？谁保得常没事？”听了干警的解释，老太太居然说出了出乎意料的法律常识：“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其中既有法律概念，又有法学原理。
可见，即使在当时，将国法沦为私刑也难为社会所接受。干警们只得悄悄告诉老太太实情：“她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了我们，因此两难。”
原来，所谓二奶的仗势，其所倚仗的不是贪官的财势，而是贪官的权势。如果没有知县大人“以床笫为根据，以枕头为准绳”的执政思想，白秀英何以如此张狂作势！
在接下来的情节中，自以为得计的白秀英，竟然当面毒打雷横的老母亲，为人至孝的雷横忍无可忍，扯起枷来，撞向白秀英的脑盖，顿时脑浆迸出，死于非命。二奶罪不致死，雷横杀人有罪，则是另一话题。
死了一个白秀英，无数二奶站起来。贪官养二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竟然有如此着十分顽强的历史生命力，盖二奶攀附贪官，而非贪官攀附二奶之故也。
每读此情节，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