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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家宝自述家世及辛酸成长史
温 家 宝在中央工作近30年，并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经历十分丰富。他退休后，出版了一本《温 家 宝谈教育》的书。在书中，他自述了自己少年时期及中学到大学时的思想变迁……
童年家贫，遭温氏家谱拒收
我于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
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
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
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6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从校长、老师那里了解到敬爱的周总理早年在南开的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知道马骏等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为母校培育出这么多的革命家和各类杰出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上学期间曾写过两封血书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
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
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而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2011年他过世了，可谓“生的安分，走的安详”。
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1960年，我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在地质系就读。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1960年，温 家 宝在周口店实习时与同学合影
我学地质是受父亲影响。我父亲先在北师大学地理，后来做地理教师。我上中学时，父亲给过我他批注得满满的一本《中国地质学》，是李四光写的。这本书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我这个人学哪一行，总想把它学成最好。我学的是大系，地质系，课程非常广。从地质、古生物到矿物，一直到地球物理探矿、地球化学探矿、钻探，什么都学，后来工作中都用上了。
大学毕业时，我有去西藏的理想，当时曾给学校的党支部写过两封血书，要求到西藏去。但是学校偏偏要我读研究生，我就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再后来就分配到甘肃。如果说冲动，我就这么个冲动，写过两封血书。
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我上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就染上了肺结核。当时学校让我住一个隔离室，不能上课，但是我靠自己的学习和钻研，在没有听课的情况下，那个学期的所有课程，包括最难学的“结晶学”，都得了优秀。以后我坚持锻炼，从不畏天命，因此我又争取到每天4小时上课时间，然后是8小时。直到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摘掉肺结核的帽子。
我上大学以后，在党组织培养和教育下，努力追求进步。我一心想为人民做好工作。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当时我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我这样的环境和条件。
1963年、1964年我分别在湖北和河南，也就是在秦岭和嵩山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那时吃住都在老乡家里。除此之外，我们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我还利用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锅饭，睡一个炕。
我利用这个时机了解群众，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可贵品质。在地质队工作，那也是在最基层，周围都是农村或者牧区，我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有时我看到农民为了买酱油和盐跑很远的路，拿几个鸡蛋来到地质队换钱，心里感到格外沉重。我觉得我们国家太贫穷了，我们的人民太苦了，我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我献身人民的世界观形成的基础。工作遇险，抱住牦牛的脖子才保住了性命
我年轻时曾长期工作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那浩瀚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稀有的树种，叫胡杨。它扎根地下50多米，抗干旱、斗风沙、耐盐碱，生命力极其顽强。它“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世人称之为英雄树。我非常喜欢胡杨，它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精神的象征。
参加地质工作以后，要爬山越岭。我在祁连山工作，祁连山主峰在5000米以上，我从事祁连山腹地的填图工作，就在祁连山主峰。
从早晨出发到工作地点，一路爬山到下午两点钟。我总是坚持爬到工作地点，画好素描，填好图，做好记录才返回。我从来没有因为图省事儿定过“遥控点”。下山还要背着一包石头，累了不敢坐下，就在山边上靠一靠。回到住地，经常天已经黑了。即使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我总勉励自己，人要有甘愿吃苦而毫不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我有过几次很危险的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下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年搬家3次，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被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
工作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
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来源/世纪历史
作者/温 家 宝
原出处/《温 家 宝谈教育》
揭秘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世
总编辑：楚国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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