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潮——从农场知青到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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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李源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让自己做的事，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
——记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二要敬畏百姓，三要敬畏人生，让自己做的事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李源潮，2013年3月1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是最有效、最深入、最细密的监督。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法律监督制度、纪律监督制度、舆论监督制度，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打下约束性基础。”五年前的两会上，在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时，李源潮谈及了对“权力”的看法。
李源潮祖籍江苏，从小在矿山里长大。1968年，18岁的李源潮由上海下放到位于江苏的大丰农场插队劳动，一干就是四年。插秧、赶牛、割芦苇、挖河泥……多年后李源潮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劳动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一个社会需要的人；劳动让我们结识了百姓，建立起与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李源潮如愿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这时，曾有过教师经历的李源潮想法很简单：希望大学毕业后继续当老师。
但教书育人最终没有成为他的现实职业，却在一次意外的选举中被临时推为候选人而“与团结缘”。从系团总支书记到校团委副书记，再到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李源潮走进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成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0年起，李源潮先后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等部门任职。2000年履职江苏，担任省委副书记，第二年兼任南京市委书记，2002年底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开始了主政一方的历练。
按照中央对江苏“两个率先”的要求，李源潮带队到“全国第一县”苏州昆山等地深入调研，制定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全面小康指标体系。振兴苏北，是江苏几代人的愿望，李源潮跑遍了苏北的城镇乡村，在泗阳县拆迁户住的棚子里，认真听取大家意见，提出“发展经济、善待百姓”的方针。
2007年10月，李源潮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被确定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五年中，作为中共中央干部管理部门的“掌门人”，李源潮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改革创新。他积极稳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用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办法选人用人。
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些在干部中、在社会上都引起强烈共鸣。中组部建立的干部任用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已成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重要杠杆。
李源潮推动实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和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他说，“开放的中国机遇无限，发展的中国希望无限。现在世界上不仅有一个西方的美国梦，也有一个东方的中国梦。”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创新创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才选择到中国寻求发展的机遇。
“先进和优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征和追求”。李源潮全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创先争优，“把人民群众希望我们干的事情干得更好”。“一个人的成长不仅要读懂有字的书，更要读懂无字的书。”经历过贫困农村磨砺的李源潮，热情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拜人民为师。20万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有知识、有文化的新鲜血液，也为党政干部队伍储备了人才。
李源潮酷爱读书，在火车上他把解数学难题作为一种休息的方式。他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理学硕士、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他还是中国第一批派往哈佛大学学习的省部级干部。
2012年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李源潮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源潮：我在复旦数学系的日子里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2年是老师。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
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
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1986年，第一届“华杯赛”决赛在北京举行。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左一）和小选手见面。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十年。十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
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1999年1月13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李源潮视察指导工作。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的楼之一，我很喜欢。
我去数学系报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子，脸红红的，穿个娃娃衫，才15岁，是应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比她大。所以，我心里头是一片沧桑啊。
但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当白天用。
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了闸门，但当时78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以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上10点半熄灯。大家吵着说，10点半怎么行呢？功课做不完，怎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电筒啊？
我当时还作为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和他说了。苏校长说，来日方长，既要学习，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教室10点半熄灯，寝室11点熄灯。
11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灯底下，大家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夜深人静，容易集中精神，问题是早上起不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分钟。
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饭。所以，每天早上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馒头往教室跑。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
我现在外语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
当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听。他讲课清晰，吸引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讲出来了。他的课，那不叫讲课，是讲课艺术。李贤平老师、教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课也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的老师中，有的也很让我们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师。夏道行老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他教实变函数，课讲得很好，但考试特难。考试前他不给大家复习，也不说要复习什么，就说不难不难。
夏道行老师虽然题目出得很难，但人很随和，便说“好，你们不交，那你们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饭，“十二点都过了，你们还是交吧。”最后，大家都交了，求着说“夏先生，这个太难了，你把我们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别害怕，我让你们都及格。”
过去二三十年了，这门课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师的风格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千万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害人的。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东西。等你们四年毕业，有你们研究的。”我们都记下了。
但是社会上寄到数学系来的东西不得了啊，说哥德巴赫猜想他解决了。我还看到一个人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1＋1＝2”。系里就把这些东西发给学生看，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看出问题来。”我当时还看了好几份这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远钻牛角尖了嘛？所以你要给他找出问题，让他死了心。
当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师。有一次，我们去听丘成桐教授的讲座，讲的是微积分的思想。讲座结束后，谷先生出来介绍丘成桐，随后就和大家一起出来了。当时我向他问了一个我们没学过的问题，谷先生就问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说是在《希尔伯特的抽象几何》中看到的。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叫孙芳烈。这个老师确实非常好，非常关心爱护学生，从学业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学生的导师。数学系许许多多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但是对我们整个班级学生帮助最大的，首推孙芳烈老师。我们这个班上现在成名的也不少，数学系前后两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师和吴宗敏老师都是我的同学，在外国的也有很多。要说大家在学校里对哪个老师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识的一定是孙芳烈老师。
孙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颗母仪之心，宽爱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学生；二是她确实非常认真负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全班同学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数学教师，辅导我们数学分析。当时在数学系教我们的都是名教授，但孙老师是做辅导课做得最好的。
所以，第一学年我们班数学分析考试有14个100分。苏校长为什么对我们印象深，包括我在内？就是这个原因。他说：“他们这个班不得了啊，14个100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数学分析考试14个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85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头来了。80分以下，就觉得是不及格了。所以，当时大家学习很努力。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学数学，你不进取就等着落后吧。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要说复旦历史上我最佩服的，那还是苏步青先生。他博学厚德，为人师表。我在复旦的几年，苏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校长。他最关心的或者说他的宠儿就是数学系。在数学系里他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谷超豪、李大潜这些老师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数学系，他是鼻祖，我们学生都很崇拜他。
我经常去看他，毕业以后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教诲，不仅是怎么做学问，而且是怎么做人。苏步青、夏道行、谷超豪，这些大知识分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是感觉不一样，给你一种人生的心理磨练。你就觉得是和一种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见贤思齐，与圣贤为伍。然后你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仅提高自己的知识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当时在学校里的很多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特别尊重，甚至是崇拜。
从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学生，后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每个系只有一个。我的考试没有下过85分，只要有一门低于85分就不能评市三好学生。那个时候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很苦很累。我们七个人一个寝室，夏天非常热，没有电扇，热得睡不着。我们只能去冲个凉，然后跑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睡不着。
但是，这样有个好处，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后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担子、再艰巨的挑战，不也就是这样么，就不怕了。我后来最不怕的就是考试，像夏道行老师这样的考试我都考过了，而且还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学给予你的不光是知识。还有，第一，给予你一种进取精神；第二，给予你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给予你一种科学思路。当时孙芳烈老师介绍我们看一本书，叫《科学研究的艺术》。这本书非常好，是俄国科学家写的。很薄一个小册子，可是讲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进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学思路。
复旦帮助我走进了理性思维之门，在进复旦之前是没这种感觉的。能改变一个人命运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进入大学。在复旦，入学就表示我的人生转向另外一条路了。当时还是准备回去的，进了复旦以后才知道要统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统一分配，那希望做什么呢？当时是希望留在学校里，因为崇拜老师，所以想做大学教授。
虽然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师，但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后来即使我到了国家部委，做了副部长，也是兼机关党委书记。然后到省里做副书记，到市里做书记，到省里做书记。
反正在复旦之前没做过书记，从进了复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书记，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个书记。但这个不是我进复旦的初衷。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人的一生，还是要服从社会的需要，不服从社会的需要，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
谈起当时复旦的学风，我觉得主要是两条：第一叫做勤奋踏实，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奋踏实，第一是非常勤奋，第二是非常踏实，没有人想弄点什么花头，而且从来没有。哪怕你考试考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
学习从来不敢分心，考试之前去打个电话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点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视。到考试期间，特别到后来考实变函数这种，真的目不旁视。复习阶段，最后的考研究生的阶段，有的同学，你对面看到他，他却没看到你，他脑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数学问题上。
我们在二号楼，离数学楼很远，考试期间去数学楼考场，一路上大家都不讲话。不能讲话，你一讲话也许就把你脑子里记的那些定理公式都冲跑了。冲跑了20个公式里的一个，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时，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学习，我们也非常关心社会，关心真理。我们进校时还没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学业繁忙，但我和世经系的王战，还是一起成立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卢新华写的《伤痕》，影响很大，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同届同学。
现在的复旦比我入校时，一个是大了，校园大了；一个是高了，那些教学楼高了；还有就是广了，复旦教授研究的范围广了。至于复旦的精神，我认为是 “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的优秀精神，会长久地发挥作用。
我希望复旦人保持一种创业的热情，创新的勇气，创优的追求。
现在复旦人这么多，我相信要比我们那一代有更大的作为，但是最终还要靠实践的检验。
李源潮同志简历
李源潮，男，汉族，1950年11月生，江苏涟水人，1968年11月参加工作，197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8—1972年 江苏省大丰县上海农场职工
1972—1974年 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
1974—1975年 上海市南昌中学教师
1975—1978年 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工业专科学校教师
1978—1982年 复旦大学数学系七七级数学专业学习，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
1982—1983年 复旦大学管理系教师、校团委副书记
1983—1983年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
1983—1990年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0—1993年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一局局长
1993—1996年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1996—2000年 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00—2001年 江苏省委副书记
2001—2002年 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
2002—2003年 江苏省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
2003—2007年 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2012—2017年10月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国家副主席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今，…………
总编辑：楚国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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