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的两篇大毒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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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四篇《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xx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四篇 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
奚兆永
陈铁健研究员在其文章里还大肆造谣传谣，无中生有地恶毒攻击列宁和斯大林，说他们都崇拜一个名叫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
一、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
说到涅恰耶夫，由于其参加历史活动的时间很短，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大，知道的人似乎也不多。知道一点的人看法也不同，有人把他说成是圣徒，有人则认为他是个魔鬼。近年有人出书对他进行介绍，但由于受到时代和视野的局限，看来也未能做到客观和真实。由于此人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而且曾因故意杀人罪从俄国逃到欧洲去找巴枯宁，并且想混进第一国际进行招摇撞骗，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和书信中也曾多次提到此人，不过对他的评价则完全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多读一些马恩著作，通过马恩的书信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我们也就不难了解涅恰耶夫其人其事了。
谢尔盖.格纳迪耶维奇.涅恰耶夫于1847年生于俄罗斯一个农奴的家庭，曾在别人帮助下受过初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在学生年代曾参加反对沙俄专制政府的学生运动，并且在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1869年春，他为自己捏造了两个身份，一个是彼得保罗监狱的国事犯，一个是全俄惩治委员会的代表，来到了日内瓦。他找到了老一辈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巴枯宁对这个“年轻的野人”、“小老虎”很器重，一下子就轻信了他的谎言，认为那个全俄委员会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接受了该委员会对他的命令，同时，把他看作是摧毁旧俄国的新一代的代表，和他一起出版具有强烈革命思想的著作，并将其寄往俄国国内。由于他还盗用第一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致使马克思不得不发表声明，揭露“涅恰耶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和代表”;并且指出“他声称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涅恰耶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0页)
涅恰耶夫的真相，是由俄国的一个非常正直的青年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后来是《资本论》俄译本的两译者之一(另一译者是丹尼尔逊)的洛帕廷告诉马克思的。洛帕廷经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保尔.拉法格的介绍于1970年7月2日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邀请他第二天再来。他在马克思家从上午10点一直呆到晚上12点。洛帕廷告诉马克思：“涅恰耶夫的全部历史(23年)都是无耻的伪造。涅恰耶夫从来没有蹲过一个俄国监狱，俄国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杀害他等等。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涅恰耶夫(巴枯宁在俄国的少数代理人之一)属于一个秘密团体。另一个青年人X.( 伊.伊万诺夫。——《马恩全集》编者注)，他很有钱，曾通过涅恰耶夫资助过这个团体。一天，X.向涅恰耶夫声明，他今后一个戈比也不出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些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涅恰耶夫先生为此(也许是因为报不出账来)向他的秘密团体的同党提议杀害X.，因为他有朝一日会改变信仰而成为叛徒。他果真杀害了这个青年。可见政府完全是把涅恰耶夫当作普通杀人犯予以追究的。洛帕廷在日内瓦首先要求涅恰耶夫亲自(对他的谎言)加以说明，后者辩解说，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可以给事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于是洛帕廷把事情经过告诉巴枯宁，巴枯宁对洛帕廷说，他这个‘好老头’完全相信他的话。接着巴枯宁要求洛帕廷当着涅恰耶夫的面把这一切重复一遍。洛帕廷便立刻和巴枯宁一同去涅恰耶夫那里，在那里把这幕戏重演了一遍。涅恰耶夫默不作声。当洛帕廷在日内瓦的时候，涅恰耶夫表现得非常安分守己一言不发。但是，洛帕廷一去巴黎，他马上又开始装腔作势了。之后不久，洛帕廷收到巴枯宁的一封关于这件事的辱骂信。他用更加厉害的辱骂回敬了他。结果，巴枯宁写了一封信——‘父亲，我犯了罪’(《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在这儿洛帕廷手里)，不过，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轻信的老头儿’。”(《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7页)
显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涅恰耶夫的为人和活动都极为愤慨。当涅恰耶夫在奥地利一家日报上发表文章时，恩格斯在一篇文章里曾评论说，“维也纳的报纸‘漫游者’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耶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布康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同上，第409页)
在这方面，涅恰耶夫比之他的老师巴枯宁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知道，由于第一国际为了广泛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吸收了一些工人阶级中的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像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等也都参加了第一国际。应该说，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第一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出版了它的俄译本(第一版)。他还答应将《资本论》译成俄文，并且接受了出版者预付的稿酬三百卢布，但是，他言而无信，《资本论》长期拖延不译;而涅恰耶夫也劝巴枯宁不要翻译《资本论》，而将将精力集中于他们的密谋活动，并且创建了他们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妄图用恐怖手段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却拒绝退还已经拿到手的那笔预支的稿费，甚至还写恐吓信，用所谓“置于死地”威胁与出版人联系的中间人柳巴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巴枯宁等的背叛和无赖行为，马克思和煾格斯向第一国际1873年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并且作出决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9页)
由于涅恰耶夫在出国前杀害了农学院大学生伊.伊万诺夫，俄国政府对此案进行了调查，法院也对此案进行了审判。由于此案涉及到秘密团体的许多人，结果有八十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苦役，而涅恰耶夫却由于逃到外国而长期逍遥法外。他流徙于瑞士和伦敦、巴黎之间进行活动，一直到1872年秋天，才因奸细出卖，在苏黎世被警方逮捕。沙俄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将其引渡给俄罗斯，遭到巴枯宁等人的反对，他们还为此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为他辩护。但是，他们的这些活动没有成功，涅恰耶夫还是被引渡回到了俄国，并且被判二十年年苦役。涅恰耶夫最后于1882年死于狱中。
涅恰耶夫作为故意杀人的主犯，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故意杀人，这和革命根本无关，完全不值得人们同情。但是，有人却把他说成是“圣徒”加以吹捧，当然也有人把他言行严加痛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态度也很鲜明。马克思曾经把洛帕廷与他谈涅恰耶夫的内容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接信后马上回信说：“洛帕廷讲的种种俄国事情十分有趣，而且知道这些东西特别有用处。非常叫人高兴的是，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通的流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0页)前面已提到，恩格斯曾称他是“无耻之徒”。至于马克思，则干脆把他称作“坏蛋涅恰耶夫”(同上，第498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涅恰耶夫的评价是如此之差，可以说对他已经到了深恶痛绝极其厌恶的程度，难道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会对涅恰耶夫表现出“崇拜”之情吗?!
二、驳所谓“列宁和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
陈文说，“列宁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忘记涅恰耶夫，说他的表达震撼人心，让人永生难忘。而斯大林则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
陈文说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呢?什么根据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无耻谰言而已。
我们知道，列宁逝世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曾经广泛地搜集列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笔记，编辑出版《列宁全集》，先后达五个版次之多。但是，即使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1-55卷人名索引》(已译为中文出版)里也没有出现过涅恰耶夫的名字。《列宁全集》的中文版也出了两个版次：中文第一版是50年代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出版的;而中文第二版是以俄文第五版为基础并且增收了《列宁文集》里的一部分文献编辑、翻译出版的。因此卷数比俄文第五版的55卷有所增加，有60卷。此外，中文第二版还根据《列宁文集》俄文版，编辑并翻译了《列宁全集补遗》。经查，在中文版第55卷的人名索引里出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不过那也不是列宁的论述，而是列宁读过的一本书上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叫尤.米.斯切克洛夫，书名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于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列宁大概是1909年10月和1911年4月之间读这本书的。该书在论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时有一处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话是这么说的：“马克思对待蒲鲁东和拉萨尔(后者曾是他的学生)等欧洲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以及赫尔岑、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等俄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活动是如此严格，但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好感。”(《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正文第二版，第576页)列宁在这里既没有写什么批注，也没有作任何记号。显然，这里列宁所真正关注的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述，而作者提到其他人，也不过是为了作反面对比的需要，是为了更加突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已，并没有给予什么注意，只是提了一下名字，更不用说列宁对他们有什么“崇拜”了。
这一点，从列宁在该书接下来讲的一段话的旁边做了记号可以得到说明：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要表示赞赏是极有分寸的，而且也不轻易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却承认我们这位作者是精辟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显然这个很高的评语出于严格的马克思之口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总有某些重要的理由的。”列宁在这些话的旁边划了两竖(“||”)(同上)表示值得注意。
该书作者作这样的对比，显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同态度提出质疑，而是强调它是有“重要的理由的”，而列宁做的“||”记号显然也是表示同意和重视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这里当然也根本谈不上对涅恰耶夫有什么“崇拜”，相反，列宁是赞成作者关于马克思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采取十分严厉的态度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出很高的评价的。大家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过一部革命小说，叫《怎么办》，列宁为反对经济主义的自发倾向也写过一部理论著作，也用了同样的名字，说明列宁不但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而且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但是，列宁对于俄国某些革命家热衷于搞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政治人物也和马克思一样是持批判的看法的。
我们知道，由于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在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都很强烈。但是，在他们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潮曾经盛极一时，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托尔斯泰、拉甫罗夫、特卡乔夫、洛帕廷、涅恰耶夫、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的在俄国，有的流亡于欧洲英、法、德、瑞士等国，开展革命活动。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讲到当时的情况，他写道，“25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 的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18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4页)俄国的一些些政治人物虽然对马克思的这些著作抱有好感，表示欢迎，但是在要他们真正接受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情结，也就是民粹主义的思想。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25年来“不断与俄国人进行斗争”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许多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可以不经过所谓“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屈辱而直接从俄国的村社进入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他很清楚，村社土地的公有制并不是俄国所特有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过，而赫尔岑也不是在俄国而是从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毫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村社的。当然马克思也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西方爆发世界革命的条件下，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些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却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那种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分割开来的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
这里，不妨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马克思对洛帕廷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好。他曾向恩格斯这样介绍洛帕廷，说他“还很年轻，被监禁了两年，之后在高加索一个要塞被监禁了八个月，并从那里越狱逃跑了。他是一个穷贵族的儿子，在圣彼得堡大学以教书为生。现在靠俄文翻译工作维持生活，很穷。”还说他“头脑清醒，有批判力，性格开朗，坚毅，像一个俄国农民一样知足。弱点就是波兰问题。他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6页)三个月后，洛帕廷再次来到伦敦，马克思又向恩格斯介绍说，“他是至今我遇到的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我要很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页)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友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马克思全家也很喜欢他，长期关心他的命运。后来，他也成了恩格斯的朋友。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曾拜访过恩格斯，这次谈话的内容，洛帕廷在其给民意党国外代表奥沙尼娜的信里曾经有所介绍，10年后，经拉甫罗夫提出和恩格斯同意，这个讲话内容公开发表，后来作为附录载于《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9-544页。应该说，洛帕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信任，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有关俄国的情况，包括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情况。当然，他也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等的影响，拉甫罗夫不喜欢洛帕廷和马克思过于接近并把俄国的秘密情况都告诉马克思。作为《资本论》俄文版的两译者之一，他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章到第五章，也就是说，他翻译了该书的三分之二。这一点，马克思也很清楚，说他翻译了主要部分。从1870年开始，他就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要改变他的民族偏见，消除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营救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于1872年又从伦敦回到俄罗斯，在离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的地方很近的伊尔库茨克被捕，后来又于1873年越狱逃跑到国外。直到1884年才又回到俄国，成为民意党管理委员会的首脑。显然他仍然是一个民粹主义的革命家。1887年他再次被捕，被判终身苦役，并于1918年逝世。
俄国的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才有了变化。这时，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更年轻一代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普列汉诺夫生于1856年12月，出身于一个贵族小地主的家庭。母亲是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侄女，由于受到伯父思想和品德的影响自然也追求进步，而母亲的教育对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也很大。他的小学和中学一年级是在家里由母亲教的。后来进了军事学校和炮兵学校。这期间，他知道了上流社会的腐败，决心改学自然科学。1874年，他考进圣彼得堡的矿业学院。这时，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本(它是《资本论》在世界上的第一个译本，马克思一再说它是一个优秀的译本)已经在1872年圣彼得堡出版，而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史的教授费森科还给工人讲授《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费森科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攻读《资本论》，他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他因为参加学生的革命活动而于1876年12月被学院开除。1877年1月初，他流亡国外，在欧洲侨居了半年多。他在巴黎拜访了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拉甫罗夫丰富的藏书曾使他震撼，于是发奋阅读了许多西方的学术著作，当然也阅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等写的著作。回国后，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1879年4月2日，亚.索洛维耶夫谋杀沙皇失败，更导致了沙皇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普列汉诺夫本人也遭到通缉，1880年1月，他再次流亡国外。应该说，民粹派革命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反面给予他很大的教育，而俄国著名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及其误解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一书更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它第一次强烈地动摇了我的民粹主义的观点，尽管我曾反对过他的观点。”(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版，第35页)1881年底，他决心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还通过查苏利奇请拉甫罗夫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写序并回答他们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翻译《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新俄文版写的序言，使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人们往往把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转变定在1883年，因为这年是他领导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成立之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总是先有思想的转变或世界观的转变，而后才有他所创立的代表一种新思想、新世界观团体的创立，这两者不应该是同时的，而是应该有先后的。对于这个问题，了解普列汉诺夫本人自己的说法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自己是有明确的说法的，他说，“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卷，俄文版，第22页;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7页)他还具体地说到了思想转变的标志：“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语。”(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三联1980版，第75页)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是在1881年底到1882年初。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对于在俄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的批判，并且和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一道为建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而奋斗。在很短时间里，他们就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继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查苏利奇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普列汉诺夫更写出了一批与民粹主义斗争的著作，包括《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作品。对于普列汉诺夫等的工作，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里说，“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事实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进一步传播，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俄国的被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普列汉诺夫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他还积极参加了反对国际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和俄国反对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但是，他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犯过许多错误。1914年时，列宁曾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他说，“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起来：(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4)在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以后，主张‘相仇的兄弟’‘统一’起来;(5)1905年底到1906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中开始，时而脱离孟什维克在18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自白)为‘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08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4-295页)以后，他在1914年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上，他成了护国主义者;而在1917年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上也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持反对的立场。应该说，他在很长时期都犯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也应该承认，他在基本理论上，坚持的仍然是正确的东西。列宁说，“他在策略上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71页)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值得讨论，这就是理论与策略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在基本理论上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策略上却一再奉行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不是很矛盾么?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其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曾经有所涉及。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670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一方面强调了基本理论的重要，说它是制定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而策略只不过是把基本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已。就是说，基本理论是根本的，而策略只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应用，是从属的。但是，正确的策略的制定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为此就必须了解本国的现实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很早就与俄国的革命家有联系，但是他们总是强调俄国情况特殊，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甚至作为“秘密”不让马恩知道。为了了解俄国的情况，马克思甚至在1869年底(当时他已经51岁了)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恩弗列罗夫斯基(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还下决心开始学习俄语，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居然“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他不仅读了这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还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基的(杰出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7-178页)从他187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看，他也确实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本经济学著作(即《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后来恩格斯也用与马克思同样的方法学习了俄语。但是，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容易，毕竟要深入到这个国家去才行，一些事情外国人在外国是很难完全弄清楚的。就是本国人，如果长期侨居国外，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也是不行的。普列汉诺夫一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也正在于此。1920年，斯大林在论述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时曾说：
“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不会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之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革命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价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而且也应该从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136页)
事实说明，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不行，不懂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也不行。普列汉诺夫后来之所以被列宁所取代乃是革命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就是对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这一代人的教育与培养。不管怎么说，普列汉诺夫理所当然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称作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8页注)他还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称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2页)
从以上所述可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普列汉诺夫的教育与培养而成就了列宁这一代人的。但是，陈文却说什么“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这显然是毫无根据凭空捏造的谎言。如果陈研究员不是它的制造者，那也必定是它的传播者。造谣当然可耻，传谣也是很可悲的。
其实，涅恰耶夫根本就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向马克思揭露涅恰耶夫丑恶嘴脸的洛帕廷才真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作家，同时又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批评家和革命家，马克思对他很佩服，称他是“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称他的著作《穆勒经济学概述》是“杰出的”，说他在书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作了出色的说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大思想家怎么会培养出像涅恰耶夫这样不学无术而品行又很恶劣的“无耻之徒”和“坏蛋”来呢?洛帕廷在1870年造访马克思时也曾向马克思谈到了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从洛帕廷那里了解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64年被判在西伯利亚矿井服苦役八年，因此还有两年才满期。初级法院曾相当公正地宣布，根本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东西，所谓图谋不轨的秘密信件显系伪造(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参政部遵照谕旨，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力撤销了法院的宣判，并把这个狡猾的人物放逐西伯利亚，如判决所云，此人‘如此狡猾’，他能使‘自己的著作保持一种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形式又在其中喷射毒液’。这就是俄国的司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绝不如陈文所说的那样，是个只要目的高尚而不择手段的人，他非常谨慎、也非常睿智，就连沙皇专制体制下的法院也抓不到他任何把柄!沙皇政权的高层说他“如此狡猾”实际上正是他的高明和智慧之处。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欣赏，并且很愿意帮助他，除了前面说过的以外，他还告诉恩格斯:“洛帕廷原来是个自然科学家，他研究过自然科学。但也搞过商业活动，要是在这方面替他找到点什么事，那就很幸运了。我将同波克罕和保尔谈谈这件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508页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欣赏和爱护洛帕廷，当然是因为洛帕廷本人的知识素养和人品性格，但是也不能排除有“爱屋及乌”的情结，——因为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因此也连带着喜欢他的弟子了;或者反过来说，他之所以那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因为“爱子重先生”所致，——因为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生洛帕廷是如此优秀，因而就更加敬重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了。当然，还应该看到，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无辜地被判刑在西伯利亚的矿井里服苦役，马克思对俄国的司法非常气愤，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特别充满敬意地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显然还包含有同情和声援的成分。与洛帕廷不同，从涅恰耶夫的经历来看，他生于1847年，因家庭穷困，读的只是是初级师范，学历不高，根本也不可能去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且他知识有限，品行恶劣，恩格斯说他是一个“普通的流氓”，他也根本不配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就更谈不上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之间的所谓“渊源纽带”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列宁了。列宁出生于1870年，父亲是一位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母亲也是一位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女性。列宁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涅恰耶夫离世时，列宁才12岁，他也不可能受到涅恰耶夫的思想影响。当然，他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是一个民意党人。亚.伊.乌里扬诺夫于1887年3月13日因和另外四个民意党人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而被捕。5月20日，亚.伊.乌里扬诺夫和其他四个谋刺者在狱中被杀害。5月22日，当列宁在得知他哥哥已被杀害的消息后说：“不，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列宁年谱》第1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36页)“这条路”也就是民粹主义者走的通过密谋暗杀手段推翻沙皇的道路。17岁的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并且下决心要走另外的道路了，难道他还会重蹈覆辙民意党人搞恐怖的老路吗?也是在这一年，列宁考进了喀山大学法律系，但由于积极参加12月4日学生反对政府禁止“车夫、仆役、厨师、洗衣工人、小商贩”等几类家庭的子女进入完全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决定，他激于义愤冲在最前列，加上他哥哥谋刺沙皇这件事的牵连，因而于12月19日被喀山大学开除。这以后，他在喀山参加了费多塞耶夫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阅读了不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等的作品，并且阅读《同时代人》、《俄罗斯言论》、《祖国纪事》等杂志。列宁也不忘继续自学大学的法学课程，准备返回大学。1890年9月1日，列宁第一次去彼得堡，联系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经过多门功课的国家考试，列宁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1891年11月，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决定发给列宁甲等毕业证书，1892年1月，列宁领到了该项毕业证书。这以后列宁开始在萨马拉地区从事律师职业，他由助理而律师，曾多次为贫苦劳动人民辩护，为他们争取合法利益而进行斗争。移居萨马拉后，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在那个时候，列宁就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大家敬服了。他对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1893年秋，列宁由萨马拉前往彼得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说，当时她还不认识列宁，但“听同志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个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同志们给我带来了一本被许多人读过的讨论‘市场问题’的笔记。”(《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这说明，列宁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从批判民粹主义开始的。这以后，他发表了《论所谓市场问题》、《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论著。1895年，他把彼得堡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1898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打下了基础。事实雄辩地证明，列宁之走向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就谈不上经过涅恰耶夫这样一个中介，而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批判民粹主义的结果;而涅恰耶夫这个无德无才的民粹主义者也根本不可能是列宁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渊源纽带”。
这里不妨再说一说另一个与涅恰耶夫同时代的人弗兰茨.梅林对他的评价。梅林生于1846年，比涅恰耶夫长1岁，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所写著作深得恩格斯的好评。他在《马克思传》里曾经这样说到涅恰耶夫：“他参加过当时俄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这不是由于他的浅薄的学识或平庸的智力，而是由于他旺盛的精力和对沙皇专制的无限仇恨。但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情关系到他事业的利益的时候，他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考虑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求，即使有所需也极力克制自己。但是，他的不惜采取任何行动方式，甚至最不能容许的行动方式，只要他认为这可以使他达到革命的目的。”(《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5页)从梅林的这一叙述可知，涅恰耶夫的知识和智力都很平庸，他之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出于本能。这一点，与布朗基似乎倒有些相像。他曾经利用过巴枯宁，后来巴枯宁也与他分道扬镳。陈文还把涅恰耶夫的无耻行径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头上，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究竟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污蔑呢?沙皇专制下的初级法院尚且不相信强加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罪名和所谓的罪证，只有沙俄最高统治者因为害怕真理才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有很高的评价，难道陈文的这种强加会改变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有的的看法吗?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陈文所说的那个《革命者教义问答》再做一些分析。《问答》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涅恰耶夫还是巴枯宁?梅林说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此没有进行深入研究。陈文说它是涅恰耶夫所作，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所说，涅恰耶夫虽然与这个《问答》有关，但却并不是它的作者;其作者应该还是巴枯宁。由于涅恰耶夫杀人案1871年7月曾在俄罗斯进行过公开审判，许多事实早已不是秘密，马恩的文章也大量引用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应该是可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里说，“涅恰耶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的小册子;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也从来不否认他是这本《问答》的作者。而且这个小册子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471页)应该说，《问答》的作者是巴枯宁，而不是涅恰耶夫，是很清楚的。陈研究员如果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不会把作者弄错了。可惜的是，他是从虞友谦写的《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一书里转引来的说法。明明有权威的可靠的《马恩全集》可以引用，却偏要要转弯抹角地从一些并不具备权威性的书里去转引，而且一再如此，至少可以说明这些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是多么的生疏和可怜!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人们当然可以想象，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去认真猜测它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同上，第472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无误地指出了《问答》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只出了它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顶点。显然，这一切都和马克思主义不仅毫不相干，而且是背道而驰的。从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冒充第一国际的行为方式和涅恰耶夫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嗤之以鼻的评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更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17世纪的埃斯科巴尔派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的荒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而已。”(同上)巴枯宁炮制这个小册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把两百多年前耶稣会天主教的教义改换成“神圣革命事业”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问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仍然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他们的文章里。这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高度的自信：既然自己掌握着真理，自然也就不怕把所有的真相全部揭露出来。同时也应该看到，《问答》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比如第一条说，“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我们就不能说它不对;如果革命者没有献身精神，那还能叫革命者吗?还敢于去与强大的敌人斗争吗?还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吗?
至于说列宁和斯大林如何崇拜涅恰耶夫，那更是无稽之谈。列宁和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无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总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和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著，不可能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批判态度，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巴枯宁、特卡乔夫以及涅恰耶夫所持的坚决而严厉的否定的态度。应该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搞的那一套都是采取很严厉的批判的态度的。我们知道，早在1903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列宁在为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里，就有一个是专门针对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即“关于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说：
“代表大会坚决拒绝把恐怖手段即个别政治暗杀方式作为政治斗争的方法，这种手段在目前是极其不恰当的，它使优秀力量放弃刻不容缓和迫切需要的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破坏革命者和居民中革命阶级的群众的联系，并且使革命者本身和一般居民都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和方法产生极端错误的想法。”(《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页)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派(多数票)和孟什维克派(少数派)的分裂。有些人因为布尔什维克派是左派，是强硬派，而孟什维克是右派，是温和派，于是就把恐怖暗杀手段与布尔什维克派联系了起来。这样联系是毫无道理的。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是反对个人恐怖或暗杀手段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恐怖。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里就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也说，“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就此而论，革命的恐怖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
但是，绝不能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民粹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了。这一点，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彼.特卡乔夫写给恩格斯的公开信里表现得很突出，他说：“您到底为什么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神秘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惩罚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这里，即在欧洲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对此，恩格斯回答说，“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政权，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同上)恩格斯还针对特卡乔夫把涅恰耶夫称为“青年的表率”而对他们利用第一国际名义进行欺骗活动进行了揭露。这一切都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革命手段，但是也绝不一般地或无条件地反对任何恐怖。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个人的事业，它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起来参加革命，它才能真正成功。道理很简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仅仅靠个别人或少数人搞密谋和暗杀活动，即使把个别统治着杀死了，统治阶级中很快就会有别人来代替他，而对革命者的镇压必定会随之加强，这种依靠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所谓“革命”当然不能成功。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以长期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748页)列宁这话是1907年说的，这和他在1903年为“二大”写的决议草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区别，而在俄国，所谓其他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区别的基础其实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而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英雄史观基础上的。列宁的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他是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群众史观，而对于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英雄史观是坚决反对的。显而易见，列宁是坚决批判涅恰耶夫的错误思想而绝不是继承了他的思想。
至于陈文说斯大林“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更是无稽之谈，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也根本不近情理。按照陈文所说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规定如下教条”只有八行字，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里的内容也不过几页纸，要掌握它的内容还需要整天随身携带吗?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记忆力非常之强，据苏联最杰出的飞机设计师之一的雅可福列夫在《生平回忆》一书中说，一次斯大林曾要雅可福列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去讨论工作，讨论得很晚，最后斯大林请大家到自己家里吃晚饭;斯大林家里的藏书非常丰富，连饭厅的墙壁都放满了书橱。雅可福列夫回忆说，“斯大林的言论无论何时都是充满着文学引证的。他的记忆力真是罕有的——他从个别著作中摘引长段引证时，差不多一个字也遗漏不下。”(雅可福列夫：《生平回忆》，大连大众书店1949年版，第82页)雅可福列夫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而且还自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文人，但是在斯大林向他问起某本书的内容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记住这些内容。为此他感到很惭愧。可见斯大林对所读之书是多么熟悉和记忆力是多么之强;涅恰耶夫那区区几页或不过只有八行内容的《问答》自然就更难不倒斯大林了，何用随身带着?况且，在白色恐怖下把这类小册子整天放在身边也很不安全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根本不会去崇拜涅恰耶夫的那些错误教条;斯大林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他崇拜列宁，当然跟列宁的思想走，而绝不会跟着无政府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的思想走。在这方面，他在其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里曾经这样批评民粹主义的主张和手段，他说：
“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社开始来准备谋刺沙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果然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炸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人们获得丝毫益处。刺杀，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阶级消灭的。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即亚历山大第三，又代之以而起。在亚历山大第三治下，工农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
“民粹派所采取的这种用谋刺个别人物、用个人恐怖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手段，是于革命有害的错误手段。个人恐怖政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把所谓积极‘英雄’与消极‘群氓’对立的荒谬民粹主义理论，以为‘群氓’应等待‘英雄’建立丰功伟绩。据这一荒谬理论所说，只有个别卓越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群氓、人民、阶级，或如民粹派作家所鄙薄称呼的‘群氓’，则不能作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就拒绝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群众的革命工作，转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民粹派强迫当时最大革命家之一哈尔士林停止组织革命工人协会的工作，而专门去干恐怖活动。
“民粹派用其谋刺压迫者阶级个别代表人物的这种于革命无益的行动，转移了劳动群众实行与压迫者阶级斗争的视线。他们阻碍了工农革命自动性与积极性的发展。
“民粹派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独立政党的事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22-23页)
斯大林的观点与上述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恰恰与民粹派的观点是正好相反的。事实就是这样。陈文又怎么能凭空说斯大林崇拜《革命者教义问答》呢?又怎么可以凭空说斯大林对它入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