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秋收起义中唤醒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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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穿越时代的云烟，
日久弥新；
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
更臻醇厚；
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精神，改组省委，于9月9日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日，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解放军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策划推出“霹雳一声暴动”系列文章。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用工农武装、暴力革命的枪炮声，霹雳震天，振聋发聩，唤醒了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意识、新理论、新精神，开创了由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艰难转变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
毛主席在文家市 高虹、何孔德、彭彬、韩柯 1960年绘
唤醒了共产党人的“上山”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演讲时，谈到秋收起义进军井冈，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由此可见，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揭竿而起，起义多达百次，但出路只有一条——“上山”。“上山”，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变，与中国道路的寻觅与开创，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指使许克祥发动长沙马日事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大屠杀。郭亮、林蔚、柳直荀坚持领导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展开英勇反击。同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鼓励湖南同志：“大家应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毛泽东曾奉命回湘担任新的湖南省委书记，虽然只当了十天，但他提出了著名的“上山”思想，为领导武装反抗、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创造了条件，引领了前程。
在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毛泽东对以往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指导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南昌起义军并没有上山的计划，而是往广东城市去，试图再一次北伐，仍然是城市中心论。八七会议决定秋收起义，但工作重点仍然在城市，中央机关也从武汉迁到大上海。而且，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在秋收起义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率直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暴动计划。
毛泽东的正确的上山主张，当时既不为中央主要领导所赞同，也遭到秋收起义部队中一些军事干部反对。他们机械地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只能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路，而上山、工农武装割据，只是呼啸山林、聚义江湖的绿林好汉，难成大事。
面对种种非议，毛泽东不为所动，坚定不移，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结论是：“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
有上山，就有下山。毛泽东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上山”和“下山”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1927年秋“上山”，是为了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实现中国革命战略中心的转移，由城市斗争向农村斗争转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29年春“下山”，则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适时选择新的农村革命重点区域，把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引向更广大的乡村山区，创造新的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实现由井冈山苏区、赣南苏区、闽西苏区和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等局部苏区向中央苏区的战略性调整，进而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和“下山”思想，是中国苏维埃斗争的正确指导思想，对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苏区、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上山”是为了找到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出路”，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下山”是为了找到土地革命战争发展壮大的“出口”，让中国革命进入更广阔的发展领域和发展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执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开辟的道路，始于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源起的“山沟”，就是湘赣边区罗霄山脉中段的乡村山岭。
毛泽东在延安曾感慨地讲：“要知道，吃小米，爬大山，住窑洞，才能出马列主义！”
周恩来曾透彻地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XZSJ2016年2月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
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一九三七，九月于延安城。
唤醒了共产党人的旗帜意识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时，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直到1927年，作为还在幼年时期艰难摸索的共产党，仍然没有正式树立独立旗帜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是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旗，指路的明灯。也就是后来XZSJ所说的“首先要把党的旗帜亮出来”。
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作出了“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的正确决断。毛泽东关于“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主张深入人心、形成决策、关系重大。
毛泽东为秋收起义部队书写过军旗上的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扬第三团全体指战员作战勇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情不自禁，赞叹：“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举国民党的旗还是举共产党的旗，是全党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毛泽东毅然决断，坚决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彻底决裂。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工农革命，努力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湖南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召唤工农大众，开展土地革命，落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从逆境和失败中开拓奋进、闯创生路，解决了一大难题。
所以，当时陈毅向中央报告说：“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在秋收起义中，制作和打出一面物质形式上的新旗帜十分重要，而在全新本质内涵的意义上，为这面旗帜上融注进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则更为重要。毛泽东发出“旗号镰刀斧头”的呐喊，让秋收起义的党和工农革命军，犹如迷雾中看到太阳，航海时望见灯塔。铁的事实证明，只有改旗易帜，真正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才是唤起工农兵组成革命军，发动秋收起义与向井冈山进军的唯一正确的旗帜。一面镰刀斧头旗帜，从此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飘扬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心头，显示了领袖群伦、挥指雄师、百战不殆的无敌力量。
高举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第四军作为全国红军的源头和龙头，肇始之功不可没，艰苦卓绝的开拓奋进，终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面貌和命运。
秋收起义前夕，各路工农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交代要制作一面全新的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红星代表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
何长工后来回忆说：“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与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在此前后，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政治形势，组织——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在中央军事部和毛泽东指导下，活动在汝城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高举着新的军旗，进行秋收起义，占领了桂东、汝城县城，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保存下来的力量参加了井冈山斗争。
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看望贺龙，谈到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贺龙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
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同战友黄公略由衷地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呐喊“军叫工农革命”，体现了毛泽东创建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真正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雄心壮志，要为工农打天下，要为人民谋幸福。在后来的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吟咏工农革命这样的诗句，可以说，工农建军，革命成就。“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成为人民军队的特质和本色。
只有“农民个个同仇”，才有“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长期潜心致力于工农革命，了解农民和大众的利益和愿望，对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和责任感。
当时，不是大家都认识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写道：“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书记易（礼容）同志曾不主张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
毛泽东则不同意：“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主张深入彻底地开展土地革命，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
罗荣桓元帅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此三点分析，透彻入理，令人钦服。
正如《秋收起义歌》中唱的：“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伟大的旗帜意识，决定了伟大的创新实践。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鲜红旗帜立起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沈家大屋
唤醒了共产党人的“枪杆”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里，建党——建军——建国是历史的逻辑和发展的必然。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建党初期，共产党没有能够独立建军，只晓得帮助国民党建军，只晓得东征、北伐冲锋陷阵，而不晓得把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
毛泽东在论述工农红军的起源时，讲过一段著名的话：“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在全党，毛泽东最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从1927年号召拿起枪杆子，毛泽东终其一生，精辟阐述和成功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枪杆”理论。
具有决定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举足轻重、生死攸关。22名会议代表中，有湖南革命家7人，占三分之一。他们为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历史性的转变，作出了群体性的历史贡献。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请缨打起中国共产党的红旗，迅速领导了秋收起义，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1980年回湖南考察党史工作时指出：“我们在大革命时期不懂得抢枪，不懂得千方百计去夺枪，去搞武装力量，自己不组织军队，而让国民党甚至帮助国民党去扩大军队，结果人家一脚把你踢倒在地下，然后得到教训，爬起来，大家都去拿武器，去搞枪，到农村去，这一段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很复杂。”作为当事人，李维汉的感受深刻，分析精辟。早在1928年，留守中央常委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就用“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来评价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
1958年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词中的“心潮”作了一个批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突出了八七会议、秋收起义的开辟新道路的关键意义。
长沙城北的沈家大屋，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1927年8月12日，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离开武汉前往长沙，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直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点燃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在沈家大屋省委会议上，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第二，暴动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第三，土地问题。第四，暴动的区域。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
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感叹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后来毛泽东说过，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只有毛泽东，才敢于尝试和创造这“从来没有”，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十月革命的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之路。
XZSJ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创造的。
秋收起义军抵达江西萍乡芦溪时，部队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此时，部队因作战不利与长途行军，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加之部队党的组织不健全，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便离心、离队。
毛泽东深感部队的思想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组织制度不能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在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后，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不足千人的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另设军官队、特务连等；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重要问题须经党委决定，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建立民主制度，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平等，经济公开。三湾改编，开辟了新局面，在部队各级设立共产党组织和党代表，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继续沿湘赣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中，加紧建党建军的一系列工作，让三湾改编的精神贯彻落实。10月1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这是井冈山下的小镇，地处两省三县交界，背靠井冈，面向湘南，可进可退。部队进行了一周的休整。毛泽东一面开展社会调查，一面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着手在连队建党。虽然三湾改编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付诸实践，加上从文家市到水口，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原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擅自离队，一排士兵在排长煽动下集体逃走，毛泽东感到自上而下建立党的核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为迫切。部队到水口后，他便召集团、营、连党代表开会，研究连队建党工作，根据各连党代表提名，决定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党。
10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了陈士榘、赖毅、刘炎、欧阳健、李恒、鄢辉等6个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仪式。会场墙上挂着写有“CCP”的红布。毛泽东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6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指示各营、连党代表抓紧物色、培养入党对象，在士兵中发展党员，迅速在连队建立党支部。
毛泽东在水口建党，亲自主持士兵新党员的入党宣誓，将三湾改编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付诸实践。水口连队建党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一项创举。有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党组织，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提高。
毛泽东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罗荣桓元帅针对秋收起义深有感触地说：“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毛泽东倡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也创造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提出和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深入具体的政治领导。
从八七会议作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军事斗争“定理”，到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讲话，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定心”，到开辟井冈山道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定向”，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定型”，伟大的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指引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唤醒了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
秋收起义井冈建军的伟大创举，为党和人民军队奠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核心是实事求是的伟大首创精神——务实创新、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指导方针，也是党和人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基本遵循。
XZSJ在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指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震天动地的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留下了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中国人民。新中国建立时，毛泽东宣告：“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这种精神以实事求是为主线。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活的灵魂，也是秋收起义精神的主旋律。
从长沙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额，到秋收起义中的务实创新精神，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发扬光大。
秋收起义的文家市转兵，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务实路线、通过艰苦斗争从而实现挽救革命危机、开辟前途新路的创举。
它告诉我们，要从中国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夸大、歪曲、不符合实际的决定，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趋势和规律，使人民革命事业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进。
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创造的革命精神，包括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民主建政、民主建军、开创新政权、新军队风格的民主精神，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道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值得永远传承。
2016年春天，XZSJ第三次考察井冈山，进一步概括了“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新内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历史的重视，说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富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必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这也是我们今天缅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党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纪念和研究秋收起义井冈建军的艰苦卓绝历史、弘扬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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