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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转折——1967年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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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于武汉“720事件”后的1967年8、9月份文革运动发生的重大转折，亲历者与研究者均无异议。甚至有“文革三年论”者，就是将这个转折视为“文革只是进行了三年”的重要依据之一。以王、关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开始遭到整肃为标志，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对文革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调整。“大联合”代替了“夺权运动”，革命造反派自此气势不再……也使得不少造反派至今对毛主席的这种战略转变尚有疑问，甚至“耿耿于怀”。应该说，这更是随后亦被“抛出”文革战车、从此结束政治生命的戚本禹一直要思考的问题，毛主席为什么要放弃戚本禹，难道这真的表明他在反文革力量的强力抵制下放弃文革了吗？
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自然要留下自己思考了大半生的结果。这篇文章就是著名左翼学者、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先 34 45714 34 15860 0 0 7902 0 0:00:05 0:00:02 0:00:03 7906 34 45714 34 15860 0 0 5272 0 0:00:08 0:00:03 0:00:05 5272根据他对《戚本禹回忆录》的研读，试图体会出的，戚本禹是如何解释在1967年秋，文革运动的这个重大转折背后，毛主席为何要有如此战略转变的。相信通过这种探讨，会有益于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从文革这个“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新的历史。
晚年戚本禹 摄影/柴鸣 2014.上海.
从《戚本禹回忆录》
看他体会的1967年秋文革的转折
（上）
无论是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还是研讨文革历史的后来人，都认为武汉“720事件”后的1967年8、9月，文革运动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民间的文革研究群里，有人将7月底8月初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代表的“全国运动的新高潮”作为文革运动的一个顶点，后来转为制止冲击军队——“还我长城”作为重大的转折；有人认为处理全国各地问题的策略，以造反派为核心，转换为强调人民群众中不应该分裂成誓不两立的对立组织，主张各派“大联合”“三结合”为一重大策略性转折；有人把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王、关、戚”的陨落，作为一次重大的转折，也有人把革命造反派一路走高气势自此不再——造反群众运动走下坡路作为一个重要转折。
我们来看戚本禹的回忆录是怎样记述这个转折的。
笔者已经在《有关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武汉“720事件”发生问题的讨论》里陈述了：他记载该事件避开了一些实质性问题。如果将1967年夏秋运动的进展和转折前后联系起来看，戚本禹在武汉事件的回顾和分析上意犹未尽，甚至言不由衷，是有一定原因的。原因可能在于作者出狱后回忆和总结文革，对于1967年7、8、9三个月运动大起大落，发生重大转折，尚未理顺自己的认识。由于涉及到他自己，从根本上看，他尚未真正弄明白或正视为什么会将“王、关、戚”“端出来”，自己在那几个月究竟需承担什么责任，是否在那时候的倾向和行为有悖于重大的转折？2007年第一次询问他一些涉及“720事件”问题时，笔者就专门问了他——对这关乎他们政治命运问题的看法，他难以回答。（当然，可能当时他对笔者个人并不了解，而有些涉及毛泽东和文革司令部的个人认识他不好轻率和直白地表达）
据悉，作者恢复人身自由后与关锋谈起毛泽东引用“运去英雄不自由”诗句中的“英雄”，一度还以为毛泽东是指“王、关、戚”等“文革英雄”，倒是关锋非常明白毛泽东的自叹情结，予以解析，彻底破灭了戚的某些带自惜自怜的揣测。戚在回忆录中就记述了这件事：
“总的来看，我总觉得，当时毛主席并没有把‘王、关、戚’的问题‘说绝’、‘说死’。后来知道，主席在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引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在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戚本禹回忆录》704页）
作为旁观者，基本上是赞同关锋的评估和解释的。
2007年春节期间，徐海亮采访戚本禹。
我与戚本禹接触，是希望听到他对67年8、9月转变的回顾的，他已接触到许多重要的当事人，阅读了大量资料和研讨文献，有了充分的思考和反省时间，或许我们个人过去不认识，他一直很难做解释。笔者知晓他在一些场合，对一些他非常熟悉的文革经历者和研究者，也曾隐讳或婉转地承认自己在7、8月的不可思议的极端做法有过反省，甚至隐喻自己曾“张牙舞爪”，或者为何江青以请看普希金原作的《黑桃皇后》电影，来暗示他们政治关系的结束。但他很难在大庭广众下坦荡陈词，说明这一点。
笔者纵览武汉事件中各方的言论、活动，感到无论是各派群众，还是部队领导，还是文革司令部的领导（包含中央文革小组），都各有自己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吸取，不过在回忆录作者看来，他的这一段历史记述，不好评论他人，觉得最需要吸取教训的是王力。当回忆录修改清样出来，笔者阅读清样，后来阅读正式出版物，再一次感觉到作者在67年7、8、9月的叙述上欲言又止。他没有正视当时他自己，群众，乃至文革司令部，那时是否正处于理解、诠释和执行文革路线和方针、措施都处于最左极端的时候，也就处于不得不发生大迂回大转折的时候。他没有回顾自己在6、7、8月份的一系列接见、处理地方问题的某些言论倾向，对于接手中办代理主任时处置中南海大批判斗争是否有失误，对于指使和催促大学红卫兵去追查张体学与查抄徐海东的家，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对于毛、林、周三巨头在“武装左派”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乃至他自己怎么理解和执行，没有回忆交代；对于全国性“揪军内一小撮”思潮该如何认识，他觉得只该由直接关系《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台的王力、关锋承担责任。而这些恰恰也是他同样被追究的问题。因此，他对8、9月的重大转折难以交代、分析清楚。如果说，他想维护主席的形象，也不伤害总理，那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大事情都涉及到他个人思维、行为，没有理顺，说清，笔者阅读中深感在这几章中他下笔、措辞十分拘谨，举步维艰。他曾经训斥当年武汉造反派学生某头头“白坐了牢”“不明白自己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他始终难以在心底里承认自己也在那几个月是否也有类似性质的问题。这也许是在武汉事件问题上他本会意识到问题实质的，却没有能够坚持的原因，毕竟武汉事件是这三个月系列重大事件和发生转折的一个关键和契合点。
戚本禹在文革初的十一中全会有过发言，谈到文革的曲折：
“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象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戚本禹回忆录》464-465页）
武汉事件发生后的重大转折变化，他可能回想起毛泽东为何在前一年就批评他了。
文革小组在清理自己队伍时，有过陶铸、王任重的倒台。但对于运动和全国的震撼没有如“王、关、戚”倒台来的大。毕竟批陶、王的当时，文革小组处于上升态势，批判还不致于对文革的路线和策略出现重大的怀疑乃至质疑。此前，笔者与作者（指戚本禹-编者注）讲，态度远没有“王、关、戚”激烈的、熟悉行政规矩的陶、王出局，可能并非是文革小组的胜利，作者也似曾同意。在回忆录中也表达出来：
“以前陶铸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虽然在小组的内部经常会有意见和争论，但陶铸对外还是维护着文革小组的。所以，他的存在，实际上缓和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部门的不少矛盾。陶铸倒台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关、戚。”（《戚本禹回忆录》568页）
首当其冲。陶、王出局以后，王、关、戚就处于文革究竟是继续向前冲还是调整、迂回，乃至后退的风口浪尖上。他们仍然是“冲派”。从武汉事件之后的几件事可以反映出来。
第一件事，是武汉事件后的军队被冲击的问题。
作者回忆：“主席对于武汉事件中的陈再道是谅解的，在给武汉军区指战员的信中称陈为同志，属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并给总理说“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戚本禹认为：但主席的这些指示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进行认真讨论。所以陈伯达、王力、关锋，还有林杰参加，在为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所写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非但没有很好地宣传毛主席对‘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号召全国人民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同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则更厉害，它的题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开火’。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了。
……像这样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就擅自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改变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的指向，确实是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严重错误。社论发表之后，已经有一些地方的群众是这么理解的了，许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联，要第二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士兵们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对立面也会拿起枪来，那不等于号召武装斗争吗？如果再有几个军区出现类似“七二〇事件”这样的事件，那全国局面就乱了。”（《戚本禹回忆录》660-661页）
作者这里的反思局限于针对王力、关锋在宣传问题上的错误，和他历年来概括武汉事件的系列认识和倾向联系起来，是一致的，不过对于全国普遍存在的冲击军队问题仍然缺乏陈述和分析不足。特别是从大家以为运动的方向要转为斗争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武装左派，到突然转弯，命令要保护军队，要“还我长城”，“九五命令”要求收枪。对这个重大转变回忆录没有深入分析，因为戚本禹一直赞成的当然是“武装左派”意见。典型的事例之一：7月底和8月上旬，周恩来频频接见，处理江西问题。一方面要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发枪支“保”，要制止抵制调入支左部队甚至围攻殴打部队，哄抢他们枪支的行为，另方面，又要劝阻和制止造反派抢枪反抗和围攻保守派的行为。8月上旬周恩来接到江西急电，专门在京西宾馆主持军委扩大会，由文革办事组电告江西制止抢枪；但与会人员刚刚回到隔一条长安街的钓鱼台，戚本禹高兴地迎着他们说毛泽东的批复已经发来，重申了：为什么军分区可以向保守派发枪，我们不能武装左派？【注1】（7月18日，毛泽东谈话里就有“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给江青的信也明确表示了要武装左派，王力说林彪主持会议传达，林、周都同意主席意见。总理在文革碰头会中传达，戚说仅看了传达抄件，未记录、保存。）该扩大会商议给江西复电的事正发生在8月上旬，所以直到10日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江西和湖南问题的决定时，都包含了“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的精神。
笔者询问戚，他承认确有此事，但那个时候小组大家都赞成主席的意见的，为什么赞成？因为那是主席的意见。
第二件事，是八月里外事口的问题。
关于王力“八七讲话”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问题，戚本禹批评了王力，记载如下：
“王力从武汉回来以后，是被当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他在武汉是有错的，主席已经对他不满意了。他听说外交部的两派对我和关锋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告奋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钓鱼台来和他们谈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被姚登山他们记录了下来，回去就把它在红卫兵的小报上登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问题的话就是：外交工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嘛。
本来总理已经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权力是属于中央的，红卫兵可以参与监督，但业务权不能夺。所以，王力的讲话就出格了。……（火烧英代办处）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戚本禹回忆录》662页）
外事口问题和王力的“八七讲话”当然是王力垮台的重要原因，也是秋天文革运动发生转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里戚的批评仅限于王力“出格”了。
第三件事，8月底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一般看成转折的一个标志。
按戚本禹的回忆，
处理王力和关锋，戚“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等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流了泪。”（《戚本禹回忆录》664页）
作者并回忆：
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戚本禹回忆录》670页）
“江青原来对王力并不熟悉。他是在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康生把他从北京带到上海时才与江青认识的。王力为人爽朗，处事灵活，口才特好，但是说话常有水份，所以江青不太适应他，说他像三国的马谡，‘言过其实’。一次，江青还悄悄对我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戚本禹回忆录》667页）
笔者第一次见戚时，他也说过小组里面在武汉事件前就议论过王力，对王力有些看法。甚至大家就着江青的批评，拿一张漫画，画有马谡，笑话王力连走路都像马谡呢……
从此看来，江青尽管对王力有看法，对“端出”王有思想准备，但文革小组人员遭受清洗，不能不是对她心理的一个重大打击。她对于运动发生重大转折、文革小组被整肃，此前还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而作者回忆：
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
王力与关锋被“端”了出来，作为错误倾向的替罪代表；在他们“请假检讨”中，也仅仅承认自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戚本禹则向毛泽东检讨了三点错误：1.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在王、关被隔离后不久，总理跟我说，你应该给主席写个检讨了。江青也让我写，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主席。我在信里面说到，这次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没有察觉出来。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主席）思想的小兵。”（《戚本禹回忆录》665页）
毛泽东对戚本禹检讨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九月七日”。【注2】
另一个可参考的回忆是，戚说：
“杨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我也在边上。会后杨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杨成武对我说，主席向我问起你了，说，戚本禹近来表现如何？我当时给你说了好话，我说戚本禹是忠于主席的，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讲了你写的文章，战斗性很强，作用很大。主席说，你在年轻人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说你跟王力他们是不一样的。……徐业夫告诉我的是，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戚本禹回忆录》665页）
以上说明当时对“王、关、戚”问题确实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也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对“王、关、戚”问题开始作为内部矛盾，而且确定不让审问和公开批斗。作者回忆：
“在1967年8月底，周总理叫我送王力、关锋二人到钓鱼台2号楼去‘闭门思过’的时候，他曾交代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在‘请假检讨’（实际是隔离审查）。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作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
不到五个月我也被隔离审查了。随后又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但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有一次杨成武、傅崇碧，因追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来监狱提审我之外，我没有再受到其他的审查和讯问。我出狱以后问过关锋，他说，他也一样，没有受到任何审讯。直到主席去世前的一两年，汪东兴才成立了专案组对我们进行审查。
我出狱后，以前中南海的老同事告诉我，在我刚被审查的时候，中南海里支持汪东兴的那一派好几次提出要批斗我，都被汪东兴阻止了。汪东兴对他们说，闹什么！毛主席不让批斗。”（《戚本禹回忆录》703页）
后来回忆录披露出1974、75年才建立专案组审查“王、关、戚”，有可能是准备结案，解脱他们了。因在1974年后，涉及文革司令部一些问题和人，已在一一做出处理。
但是，1967年后，对他们的批判就已很严重了。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注3】
毛泽东次年也说：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系统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毛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答：“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作者对领袖的批评是这样联系的：
“据我后来所看到的材料，当时毛主席讲到‘王、关、戚’的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这次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打倒‘王、关、戚’之后，就没有人把中央开会的内容透露给红卫兵和造反派了。另一次是1970年他和斯诺谈话时，说到1967年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是一批‘极左分子’。
这一次，主席虽然没有点‘王、关、戚’的名，但从所讲内容的时间上来看，至少是包括了我们的。他可能认为在这些过激的行动背后都是由我们在支持着的。”（《戚本禹回忆录》704页）
【未完待续】
注释：
【1】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回忆（2005年5、9月）。8月上旬，因皮定钧电告中央，江西抢了百余条枪，峤玉山、何天琪接电起草汇报；上午，总理紧急召集康生、张春桥、杨成武、韩先楚和王广宇等开会，商议起草电报，批评军区和造反派。该电按惯例以要事汇报形式急呈上海毛泽东。戚本禹在钓鱼台16号楼门口见他们回来，问他们为何匆匆发电批评江西军区和造反派，说主席已有批复发回。2016年再访王确认。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4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周恩来外交文选》， 4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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