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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虽有转折，毛主席从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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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戚本禹 摄影/柴鸣 2014.上海.
从《戚本禹回忆录》
看他体会的1967年秋文革的转折
（下）
【接上文】《文革大转折——1967年秋》
相对于67年运动转折，毛泽东是否放弃了文革？
1967年5月，毛泽东指示要写一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由王力、关锋来写。戚回忆曾参与讨论，且涉及到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中的问题，戚认为此书说的新的特权阶层情况与中国出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不过出现八月转折时，即“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主席看了并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是11月3日审阅的文稿并批示）
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两报一刊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社论形式发表。……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江青说，王力、关锋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关锋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总结‘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不应该否定。 ”（《戚本禹回忆录》670-671页）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在文革的策略出现重大变化，运动发生转折之后，并未放弃他的文革根本理念，或消退他的信心。【注4】因为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9月30日会见谢胡时，还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党里面没有右派，才不可设想呢，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特别10月3日在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注5】诚然，这个“改造”，不是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的简单化的揪斗来实现了。
关于总理与这涉及“王关戚”命运转折的关联，是作者很关注的问题。
以前，当笔者把自己的《武汉七二○事件实录》作为实录资料赠送他时，他翻到里面的“周恩来处理‘720事件’”，很认真地对笔者说，你对周总理怎么看？你们没有怀疑总理吧？我回答本书是高度肯定总理，将总理和主席看成一致的。他接着又说：不能怀疑总理。笔者当时觉得戚是刻意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排除说他反总理怎样的舆论，需要我相信他。
不过在“王、关、戚”问题上，特别是戚自己的问题上，本回忆录确也披露了一些作者的认识：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戚本禹回忆录》666页）
在这里，他确实对总理有怀疑，怀疑总理不希望毛泽东解脱戚本禹，怀疑总理最终还是要追究，并要将戚本禹抓起来。
“和江青不同，周总理针对我的讲话就要重得多了。总理在1968年3月18日的讲话中，把我说成是一个到处插手的野心家。但是他不可能忘记，我做的所有事情，重要的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中央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我去执行的，而这些会议大部分都是由周总理主持的。在‘二月逆流’之后，很多本来属于国务院系统的工作，也是总理本人亲自指定我去做的。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也不会让我去做。总理在讲话中，他甚至还说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好东西。可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还只有11岁，在念小学，他人很内向，除了玩，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我的小儿子那时还没有出生，他是1968年9月出生在秦城监狱里的。”（《戚本禹回忆录》704页）
“在我被关进秦城之后，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却把我说得很坏。按他的说法，把我枪毙几次都不够。可是他说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连后来审查我的专案组都没采纳。也不知道他那个讲话是谁帮他整理的。特别可笑的是，总理在大会上说，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等等。我当时尚没有两个儿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一个刚入学，才一年级。中办秘书局的人听到这个传达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声。
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在江青认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时候，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戚本禹回忆录》680页）
戚本禹与关锋私人关系很好，笔者相信这里说的关锋对总理的认识，以及戚的赞同，都是真实的。毕竟问题已属于历史研究领域，他们也如实公开讲出来了。过去，没有看到戚本禹确实对周恩来有所保留，但在这本回忆录中，大致明确表示了对周的批评和保留，远及文革以前他在中南海工作中的体会，在“王、关、戚”被整肃问题上，作者更明确地表示出来了。
关于转折的最重要问题
毛泽东回京后，戚本禹回忆负责整理毛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
“我发现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参加掌权，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思想上的大转变。我想，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东西是满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多少改动，就拿去发表了。”（《戚本禹回忆录》666页）【毛泽东审阅中央印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稿是10月7日，见《毛泽东年谱》】
显然，主席决定“打倒”王和关，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的转变。而戚发现的变化，是实际的和原则的。至今一些当年群众中的亲历者，停留在“做核心”的空想上，对此认识不足。
在回忆录很关键的第四部分“我的秦城岁月”的后面，作者的概括包含着这次转折：
“在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
……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斯大林说过的，当历史车轮在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被从车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这样的被历史车轮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的追求和对忠诚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信念。”（《戚本禹回忆录》712页）
在第三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中，作者有一节“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竞是什么？”。这大概是戚本禹进了秦城后一再苦思的问题。他列举了一些具体事情，但没有和8月的宏观形势转折结合起来。他认为：
“我知道把我抓起来审查这件事，是必须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无法做出这个决定的。可主席在几个月前刚在我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我们为同志。难道这真是像杨成武后来瞎说的那样，是为了安稳我的‘缓兵之计’吗？”（《戚本禹回忆录》695页）
后面，他又引述傅崇碧与毛泽东的对话，说：
“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戚本禹回忆录》698-699页）
但这些具体问题显然还不足以让毛泽东下决心必须放弃掉戚本禹。所以，在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上，作者最后也没有想清楚和承认自己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高层政治斗争原则究竟怎样。
这也是很多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至今仍在议论的一件事，自然，他们当时作为涉世不深的知识分子（如北京、上海和武汉的中青年干部或大学生），很难明白高层政治运作中的这件事情，大多绕着政治现象和文革中的“派”去谈政治实质。与晚年戚本禹始终保持密切沟通的朱永嘉就认为，戚本禹没有彻底弄清楚8、9月的转折是毛泽东对文革根本方针策略变化，或是毛与林的高层关系的变动迹象呢？有过来人也提出需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1967年7月到上海，继而巡视大江南北时的谈话，以及复杂的思想变化。
【全文完】
注释：
【4】据说毛在武汉事件后飞上海，对张春桥说：假如文化革命失败了，我们都去卖酒。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
【5】《毛泽东年谱》，第6卷，128-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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