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出走的男孩

武汉理工大学这件事，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结果。有时候你会觉得，福柯说得真是没错，现代学校如同一处禁闭之地，以知识为诱饵的监狱，人们在这里首先学会的是服从权力。

2007年，我去湖北采访一个离家出走的男孩的家庭。孩子失踪三个月，家人心急如焚。那天下着小雨，在男孩家采访完他的父母，我又去了他就读的那所高中，看了看他的宿舍，找他的同学聊了聊。男孩最后一次露面，就是在这所学校。

那是一所省示范高中，前一年的高考，湖北省的理科状元就出自这里。学校平时采取全封闭管理，住校生每周只允许离校一天。我联系上男孩的班主任，她很客气，连说抱歉，你也知道，作为老师，接受采访必须事先征得校领导的同意。我说，没关系，我能理解。

我去了办公室，找到男孩所在年级的年级组组长。打招呼、握手、交谈，对方自始至终懒洋洋地躺在椅子里，斜眼瞄着我。他说，他对这个男孩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我做这个报道有什么目的。

我表明来意，希望尽快帮助这个家庭找到失踪的孩子。这位组长皱着眉头，先是矢口否认有学生失踪，然后又说，确实有这么一名学生，但该生已经通过家长办理了退学手续，他的一切事情已与学校无关。说完，起身走了，再未出现。

找不到其他采访对象，我只好离开学校。路上，接到男孩父亲的电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这件事情还是不要报道了。”

态度转变得很突然。我问怎么了。他说，没必要把学校也扯进来，你要写这篇报道的话，别把学校的名字写进去。他说，他希望孩子回家后，能够继续留在这所学校读书。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知道，一定是学校向他施压了。

第二天一早，又接到那位年级组组长的电话。他气势汹汹地说，对方家长说了，他们根本不想接受你的采访。我说，这不是事实，他们也想早点找到孩子，很愿意把情况告诉我。这位组长接着说，像这样的孩子，学校其实早该把他开除，我们一直是本着挽救他的想法，才迟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见我没有反应，他语气又变得强硬，总之，绝对不允许提到学校的名字，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后果。

最后他问，你现在在哪儿。我说，我在哪儿不重要，你有什么想说的，我可以去找你。他说，没关系，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走到天南海北，我们总能找得到你。然后“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这位年级组组长给我的感觉，不像老师，像是监狱长。

那篇报道写完后一个星期，男孩回家了。他的家人告诉我，男孩一个人坐火车去了趟西藏，兜里揣着十块钱。

我很想知道，男孩现在过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