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不遂人所愿：与李泽厚先生商榷“救亡压倒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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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不遂人所愿

与李泽厚先生商榷“救亡压倒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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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kuang、先知书店店长

易中天先生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说有一个开在高校旁的独立书店邀请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开讲座，告示被学校里的学生们看到了，然后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李泽厚，名字只差一字，人设却千差万别。前者是深陷八卦风波的巨富二代，后者被称作一代人的“精神领袖”。这样的错眼，多少有点令人心酸。

丨李泽厚：思想界的枢纽性人物

从1980年代走过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李泽厚先生大名。

李泽厚先生著有《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以及三卷本厚重的“中国思想史论”等大书，一经面世就掀起一股“李泽厚风潮”。

李泽厚的思考，以独创性和高度思辨见长，对刚刚告别教条、僵化的极端年代的80年代，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思想库”。

有学者称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站立起来的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

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批判，那么，思想家的天职就是反思，反思历史则首当其冲。李泽厚先生最富于洞见的历史反思，就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

在李泽厚看来，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直在“启蒙”与“救亡”这两重使命之间徘徊：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精英们意识到制度改良和观念提升对传统中国的转型之重要，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开眼看世界，开启民智始终是历史的一条主轴。

但是甲午海战之后，国家存亡的压力骤升。渐进的制度改良和民智开启，已经无法应对危局，人们对“救亡图存”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从知识界蔓延到整个社会。

一战后，苏俄的成功，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于是，五四运动爆发，启蒙最终让位于“救亡”，文化运动让位于政治运动，保守的渐进让位于激进的革命和斗争，一直延续到80年代。

该论断一经提出，在史学界、思想界便掀起轩然大波，很快成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立论，甚至可以说，“启蒙-救亡”的范式，成为80年代至今，接受度最高的另一种共识。李泽厚先生今年已经90高寿，虽早已淡出公众视野，但始终是思考中国问题绕不开的人物。

李泽厚先生

不过，思想的生命之树之所以长青，并不在于某种思想天然的正确、伟大，恰恰相反，源自思想本身能否经受住不断的质疑、批判。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立论，自问世以来，商榷、质疑、批判之声也一直不断。新近的商榷，来自著名宪法学者王人博教授。

王人博教授在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如何思考中国”部分，重提“启蒙-救亡”论，在致敬李泽厚先生的同时，从方法论、概念、事实等视角，与李泽厚先生商榷。

丨被简化的方法论，会遮蔽复杂历史

关于中国近代史，有两种主流的方法论。

最主流的方法论是“阶级斗争”说：

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辛亥革命是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到了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840年之后，历史的轨道上又多了一个外国实力，国内的革命阶级，是反对外部侵略者的。相反，处于革命对象的阶级，则经常和外部实力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维护自己的地位。

客观讲，这一方法论的解释力越来越弱，但依然是绝大多数人认识历史的定势思维。

另一种方法论，就是李泽厚先生的“启蒙-救亡”说。

相比“阶级斗争”的单一思维，“启蒙-救亡”不仅增加了一个认识历史的维度，更重要的是给当时中国人提供了畅言“启蒙”的机会。

在思想解放层面，“启蒙-救亡”提出的意义重大，但是在提升历史认知方面，还值得商榷。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王人博老师认为，“启蒙-救亡”依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历史被划归到“启蒙”和“救亡”两个主轴中，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道路。

这样的框架，将复杂的历史剪辑到对立的两极，人为简化了历史本身的关联性，遮蔽了更多维度的历史认知。

《1840年以来的中国》书影

归根究底，任何对历史的反思都加上了反思者自己的意图，亦是反思者对现实脉动的把握，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8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作为思想家的李泽厚先生，带有为民族寻找出路的使命。因此，“启蒙-救亡”论，与其说是对历史的重构，不如说是李先生对现实的谏言。

1840年以来，中国被外力拖入了以个人主义为地基的现代化。因此，对个体的“启蒙”始终是“希望”所在。然而，中国近代史的结果——被救亡压倒的启蒙，终归是令人遗憾的。

所以，在“启蒙-救亡”的框架下，历史的一部分被划给“希望”的一极，把剩下的分配给“遗憾”一极。因为历史留有遗憾，所以“希望”的历史面貌没有出现；如果消除“遗憾”，历史自然会改写。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走的艰难，是因为“救亡压倒启蒙”，那么未来想要顺畅，就需要重回“启蒙”。

就此推论下去，从学理上来说，会陷入波普尔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历史从不会遂活人所愿，它有自己曾经的活法”，人类既不能改变历史的如果，也不能预测历史的走向。

任何范式都是“事后性”的演绎，“启蒙-救亡”亦不例外。所以，它并非历史过程的客观记录，而是从某一“定制原理”出发对这一过程重新梳理。

当然，对历史的反思，只要逻辑自洽，能够自圆其说，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若要历史照进现实，多少有些僭妄了。

丨语境与概念的悖论

如果说方法论尚可见仁见智，那么，概念和史实上的问题，则是一枚放大镜。

概念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语境差异所致。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王人博老师认为，中国近代很多概念由西语翻译而来，这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将使用该种语言的文化进行本土性重置。期望用一种已经成型的现代语言文明，来拉扯落后的中国社会。

李泽厚对“启蒙”和“救亡”这两个概念，也进行了语境重置，以期同80年代的改革现实对仗。但是，这种基于特殊语境的概念重置，却陷入了“不借助西方的概念便无法表达，借助西方概念却无法准确表达”的困境。王人博老师说，这是知识界最根本的困境。

比如，“启蒙”的本意，是自我理性的觉醒，通过自我独立思考走出蒙昧状态。简单说，启蒙是个体自己的事，而且是一个人内生的思维状态。

反观“启蒙-救亡”范式下的“启蒙”，却呈现一种“他者教化，文化外借”的趋势。

中国近代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思想启蒙，是知识分子们拿来西方文明的果，去教化、批判被传统东方文化浸淫上千年的中国民众。

这不仅背离了启蒙的初衷，走向“反启蒙”，而且还会因为自上而下的姿态与中国民众渐行渐远。

另外，启蒙代表着一种思考状态，其结果不一定合适延伸为具体的行为。

被新文化运动“唤醒”的青年学生，并不止于“被唤醒”的状态，而是将他们借来的“概念”和满腔激情付诸行动。

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将理念投射于现实，践行自己心中的“乌托邦”。社会不匹配理念，不是理念错了，而是社会错了，因此，要大刀阔斧地改造社会，这就陷入了“理性的僭妄”。

当改造社会的实践受挫，再反观现实，却发现社会的贫弱在于“经济”。于是，解决“经济权”变成了他们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通过改变经济基础而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成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新启蒙”。从20年代开始，革命的新路径、新思想，都源于此。

启蒙本应带来思想的觉醒和观念的变革，但最终为物质的需求所取代。结果越“启蒙”越需要“启蒙”，不独中国近代历程如此，李泽厚先生身处的80年代亦是如此，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

再比如，“救亡”这个概念。

二元思维的历史范式是非此即彼的表达，因此，在这个框架下所有不属于启蒙的行动，都被归于“救亡”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概念不是为了解释史实而存在，反而变成了史实为概念“量身定做”。具体而言：

·1840年以后直到甲午战争，中国的行动和实践一般被界定为“自强”，而非救亡。“救亡图存”的压力，实际始于甲午战争；

·清王朝的崩溃，中华民国的建立则被视作一个新生国家的开始，因此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救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期间的“革命”和“救亡”也不是一回事。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是“救亡”促成的。

可以说，在“启蒙-救亡”的范式中，“救亡”的外延被扩大了，这不仅削弱了它本来对历史的解释力，更是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认知，把任何外侵的意向，都理解为对国家“救亡图存”的威胁，必须消除之。任何反对的声浪，都被“救亡”这一“政治正确”压得喘不过气来。

丨历史需要范式，更要叩问真问题

李泽厚先生“启蒙-救亡”的历史叙事，是对“告别革命”的反思，这是难能可贵的。王人博老师在书中坦言，用三十年后的眼光去评论三十年前的东西，多少有些不公平。

但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衍变，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把这些因素强行掰开，做成一个分析框架并不恰当。对一部复杂的中国近代史来说，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都是不合适的。无论是李泽厚先生的“启蒙—救亡”范式，还是其他学者的“激进—保守”模型。

“范式”一词，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今天，被泛指研究某一领域问题的思维方式或模型。二元结构的史学范式，虽然可以化繁为简，让纷乱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见，并将琐碎的历史问题归置齐整。对于研究，这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为了现实需求，构建一个范式去解释历史，并将这个范式投射到现实，显然是在用简化的框架，代替历史的真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对现实的意义，不在历史范式，而在历史智识。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智识莫过于紧扣近代史的真问题，用真问题去容纳不同的历史范式。

为此，诚挚推荐王人博老师这本直面中国近代史真问题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

如果说与李泽厚先生的历史对话，是本书序言中并不起眼的“破题”，那么，全书的主体，则是从政治学，或“公法”（立宪）视野，围绕近代史的真问题——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重新串联1840年以来的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

本书出版人范新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叩问历史的真问题。点击下图，查看更多图书内容，购书即赞赏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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