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被誉为“永远的现代人”的韦伯，曾对人类命运做出了悲观的预言：“上帝死后”，人类理性的膨胀，将压倒曾经的价值与信仰，将人变成“非人”。然而，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放在今天，不仅没被消解，反而更加严峻。今天的社会，“非人”的危机，早已不仅是“道德与信仰的缺失”，更造成了现代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三大撕裂:◎“信息夺舍”——信息时代，一方面“信息大爆炸”，一方面却因为“算法投喂”与信息的碎片化，越来越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信息茧房”，人们接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单一、浅薄，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扭曲与撕裂，成了一个“永远叫不醒的人”。人在茧房的时间越长，沉没成本就越大，即便哪天事实摆在眼前，也不愿意承认和醒来。◎“认知污染”——被“污染”的认知对人产生了两大影响：要么形成“不见是非，只论立场”的弱肉强食逻辑，要么因“崇拜逻辑，忽略人性”，而陷入盲从和自欺。结果是偏见盛行，盲目自信。认知被“污染”的人，谈历史，用的是”成王败寇”；谈现实，凡事“存在即合理”；谈国家，但从不思考何为国家。在自由、平等、正义等现代文明价值面前，将谎言视为真相，将妥协视为阴谋，将顺从视为智慧，将守正视为愚蠢。◎“价值虚无”——技术迭代，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底层动力之一，但技术在赋权提供了更多“绽放自我”的可能的同时，也在使人“劣质化”与“非人化”，动摇人的价值根基，甚至有可能催生出“大数据独裁”这种新型统治工具——把人变成机器和螺丝钉，通过“脑芯片”等新技术控制人、甚至直接消解人的自由意志。最终人们因愚昧无知而被残害，因意志消退而被毁灭，在技术和算法面前，所有人都“自愿”地奔向奴役。
这三大撕裂现象的背后，究其根本在于，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启蒙仍未完成，一方面技术发展带来的全新问题又被严重忽视。“轴心时代”“启蒙时代”的“价值空缺”与后现代技术文明所带来的“价值虚无”，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
正如徐贲老师所说：“先知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对“信息夺舍”、“认知污染”、“价值虚无”这三个现象的思考背后，其实正是在回答当下究竟该如何求知、如何思考、如何不被时代裹挟这三个问题，这既是我们每个人时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每个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思考与写作的起点，其中的代表正是徐贲老师这套“最低限度人文通识”系列。
◎抵御“信息茧房”的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人文通识”教育现今，绝大多数人都认可凯斯·桑斯坦的“信息茧房”理论：人们在选择信息时，会习惯性地被自身的兴趣所引导，形成认知上的“作茧自缚”。因而，现在人们不仅有意地接受了各种类型的新知识，就连社会也在大力提倡“通才教育”。然而，在徐贲看来，信息茧房的形成并非知识的缺乏，愚昧也不仅仅是没文化的草包，究其根本是教育对知识的传授压倒了“人文精神”——也就是人类文明经典的传递。所谓的通识教育，只是将不同领域的知识组成了“知识拼盘”，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灌输的依然是狭隘的专业知识。在《阅读经典》中，徐贲特别指出，不该将通识教育作为必修，人文教育作为选修；恰恰相反，人文教育应该被视为必修，而通识教育，则应该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选择。因此，比“通识”教育更重要的，其实是“人文通识”教育。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信息太多、太杂，大众的认知，往往在数量上越来越渊博，在质量上却越来越浅薄。因此现实中，很多人将无法深度阅读的原因归罪给时代。汉娜·阿伦特曾将阅读视为一种“思想操练”，她要求人们仅仅将碎片化的信息作为材质。换而言之，阅读，绝不是为了照搬书中观点，而是为了思考当下问题，事实上，阅读的碎片化恰恰在于对当下的问题丧失了关注，因此只能接受信息，而无法整合信息。
因此阅读既要有深度，关心经典中人类的永恒问题，又要有广度，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去阅读经典之外的书籍。
《经典之外的阅读》中选择的，正是古典世界关注较少、但却给现代人带来无与伦比灾难的“恶的问题”。通过“人性、梦魇、暴力、挣脱”四条线索、徐贲以一己之力对阿伦特、奥威尔、赫胥黎等人的多部著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反思，更致力于唤醒当代人对严肃道德问题的冷淡和漠视。为什么每当出现热点事件，人们就开始互相争吵甚至割席断交？为什么网络上“真相一反转”，人们马上就转移战线？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将吵架当成是说理？霸道、含混、反逻辑、反理性，俨然已经成为公共空间发言的常态。然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公共生活领域，更体现在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日常交往中，国人往往不需要孩子会说理，只需要他“会说话”，说话的最高标准是合时宜，是让自己被人喜欢。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都是无关紧要的。徐贲在《明亮的对话》中强调，现代国人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说理传统。书中阐述的，不仅包含“公共说理”的各种“逻辑谬误”，还包括“政治说理”、“宣传危害”等话语陷阱。说理，要求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形成一种相对复杂、精致的观察和思考，一个人能够好好说理，不仅能帮助自己在各项事务中捍卫切身权利，而且也能促使自己学会辨别真伪，防止被他人煽动和蛊惑。通常，人们将上当受骗归结为两种原因：要么当事者太单纯，要么骗子太狡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看似成熟、聪明的人，依然也有“被骗的经验”，因此很多人便认为，是骗子的逻辑太强大，以至于让被骗者看不清现实。但是，在徐贲看来，这种看法不仅是对逻辑的乐观，更是对人性的乐观。罗素说过：“人是轻信的动物，必须相信一些什么。现实中，骗子能成功，并不是骗术多高超，而是人的本性之中，就预装了认知偏见、捷径思维、私利羁绊、情绪昏智等思维陷阱。在人际关系高度传媒化的今天，谎言、欺诈和骗局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网络群体、社交网站，让人际交流和说服机制变得更为间接。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弱点更为清醒，从而变得比较不轻信和易骗。在《批判性思考的认知和伦理》中，徐贲进一步提出，比“轻信”更可怕的，是人的“自欺”。生活中，人并非只要明白了，就不会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并非体验过自由，就不愿再回到奴役的状态。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知道并承认人性的曲木无直材，才能让我们真正学会批判性思考、应对人性的弱点、认知的局限。对现代国人而言，最可怕的现象不是忘却了启蒙，而是认为不再需要启蒙。如今，启蒙的意义，在三类人的侧目下彻底被消解：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启蒙带来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因而他们极力反对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一切；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点点现代文明亮光的大众，盲目乐观的认为启蒙已经成功，不再需要“画蛇添足”；犬儒主义者们早已不再考虑人们需不需要启蒙，而是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了如何在这个时代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徐贲指出，这三类人都需要启蒙。民族主义者们需要正视现代启蒙所带来的正面价值，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大众需要拎清启蒙的实践，与启蒙的口号之间的区别；犬儒主义者则更应该在启蒙中超越“以虚伪应对伪善、以假装对付谎言、以假面迎合伪装”的扭曲姿态。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中，徐贲通过美、法、德、英四国的传统，揭示了曾经的启蒙对于今日中国的影响，更以此作为思辨的前提，申引到当下需要何种启蒙，以及到底应该如何启蒙。互联网时代，人们对网络最大的恐惧，莫过于网络会彻底奴役人类，把人变成不能思考，没有自我的“僵尸”。然而，在徐贲看来，现实中，互联网的真正危机不在于“人与机器的对抗”，而是人性的对抗。在《人文与互联网》中，他提到，互联网本身不是一个邪恶的“发明”，但是，它却极易因获取信息的便捷性，让人行为上变得懒惰；因其对娱乐的包容性，让人思维上渐渐退化；更因其被彻底管制的可行性，被用作全员洗脑的工具。任何技术危机的实质，都是人的价值危机。《人文的互联网》正是以人，而不是技术，作为思考数码时代所有问题的核心。一切与互联网、数码技术、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都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于人自己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应将互联网归为“伤害人类、奴役人类”的替罪羊，而应该像书中所揭示的那样，思考怎样利用互联网，实现自由与解放，最终推动“人性向善”。一本书之所以成为“经典”，固然有其永恒性。但对遵循独特历史轨迹的国人而言，不仅需要经典，更在于其对时代问题的洞悉，市面上从来不乏回应当下问题的书籍，然而，往往是基于以下几种“两难选择”——中国学者vs外国作家：很多人认为中国学者离现代国人的问题很近，但却囿于国族视角，视野不够开阔；而西方学者虽然视视角独特，却往往更了解直接承袭西方文明的现代西方人，很难对国人的“特殊性”感同身受。入门读本vs艰深著作：描述现代人问题的作品往往可分为两类：要么浅藏辄止，要么直抵本质。然而，入门读物往往无法解决实质问题，而艰深著作不仅难懂，更是甚至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慢功夫。畅销新品vs传世经典：人类历史上，出过很多解析现代人的经典著作，然而，这些经典作品虽然回应了普遍问题，却因时代不同，离当下语境较远，而流行的畅销作品，又极难拥有具备经典的深度。因而，当下绝大多数作品的问题正是既无法贯通中西，更难以同时回应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当下的时代困惑。作品的力度，首先来自思想，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必定有思想引领。思想的价值在于创见，以学理为基础，以学术底蕴为支撑，很多学者之所以学术功成名就后，只能“原地踏步”，其原因正是思想的创造停滞了。换句话说，一个有社会理想与能力的学者，不但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是关乎人类永恒的问题，更要通过与时俱进，不断将思想与当下联结起来，这才是他们的书具有影响力与生命力的核心与本质。作为一名60后，徐贲老师最大的特点便是既保守了60年代学者的风骨和底蕴，更承袭了80年代学者严格的学术训练，最重要的，是他一直保持着思想的与时俱进。他生于中国，长居美国，不仅以流利的英文为国外学生授课，更对西方文明如数家珍，正如陶东风老师所说：他最擅长借西方的理论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
因此，徐贲老师无法根据“中国学者或是外国学者”、“专家或是通才”等维度进行简单分类。因为他既是中国的，又是国际的；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通俗的，又是深刻的。他的作品始于现代人每天都面临的问题，由浅至深的直击本质。比如，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中，他就从当下反启蒙的“心灵鸡汤”现象出发，延展到不同国家的启蒙实践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最终，通过文明的高度申引到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启蒙。如果说，西学东渐时，对“救亡压倒启蒙”的国人来说，最振聋发聩的经典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启，国人最需要的是“走向未来”与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填充人们苍白的精神世界的启蒙读物；21世纪初，刚刚入世，对现代政治文明充满好奇的国人需要的是刘瑜《民主的细节》等书，那么，在“信息夺舍”“认知污染”“价值虚无”的当下，每个“与时俱进”的国人所需要的，正是以徐贲这套书为代表的“最低限度的人文通识”读本。这套“最低限度的人文通识读本”不仅是徐贲老师向当前这样这个高度情绪化和犬儒环境做出的对抗，更回应了现代人生活中最密切、也最容易被异化的三类问题。这套书绝非学术作品，更非文化快餐。书中，不仅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字里行间更穿插着历史上几千年来，人类最伟大头脑所创造的哲思金句。因而，许纪霖称他的作品“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一种纯粹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编辑：屏营、少年x